走进刘绍棠的“红帽子楼”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44 文艺报 祖丁远 参加讨论
1 算起来，今年距刘绍棠开始创作生涯已经整整70年了。 1949年刘绍棠13岁，是北京男二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反映学生生活的短小说《邰宝林变了》。接着先后写出了《一顶轿子》《新式犁杖》《暑伏》《村歌》《三岔口》《蔡桂枝》《七月里高粱红》《田野落霞》及《红花》和《青枝绿叶》等20多篇小说。 1951年10月，刘绍棠写的短篇小说《红花》，可说是他的成名作。那是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套红并加编者按整版发表的《红花》。以后发表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被老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选入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那时刘绍棠却在上高中一年级。中学生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很是罕见。如此种种，他被社会和读者称为“神童作家”。 我与刘绍棠，不仅有缘相识而且相熟，是在1957年，我俩同时都被打入“另册”的时候。1992年，我应邀专门到刘绍棠先生乔迁的新居作客、造访、畅谈。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那样清晰。 那是1992年7月12日，我到北京后，住进天桥的京轻饭店，那天上午我先电话联系绍棠，他知道我已到北京了，非常高兴地邀我去他家见面畅叙。因为他新近乔迁的新居离我住的旅馆饭店很近。 天气异常炎热，我下午2时出发，来到绍棠住址“红帽子楼”，上得三楼，见府门上挂着一块木牌，上书： 敬启：重病致残，今非昔比。医生严嘱，必须静养。每天上午，绝不会客，下午接待，四时半后。电话预约，以免枉驾。迫不得已，尚希谅解，人道主义，请君奉行！ 刘绍棠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日 刘绍棠自1988年8月5日晚上，因长年伏案积劳成疾而突发脑血栓被送进医院抢救，九死一生。幸亏除了左半身不听使唤之外，他的大脑和语言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这是老天爷有眼，同情他命舛多难，赋予他继续写作的功能。 从此，经过较长时间的调养治疗，出院后的刘绍棠基本闭门谢客。他后来逐渐能持拐杖慢步行走，平时坐轮椅由夫人曾彩美推着走动。之前北京市作协给他分配了新楼房，因病迟迟未能搬迁，直到1992年初春，才迁入新居。 当我站在绍棠家门口，虽然他约我下午造访，但未说明具体时间，读了这则《敬启》，再也不忍心敲门打扰他的休息。从窗口向内看去，室内静悄悄的，屏风板上挂着一个镜框，装着著名书法家刘炳森给绍棠此次病后题写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八个隶书体大字。 虽然酷暑，外面有毒辣辣的太阳，可廊下较为清爽，手中还有扇子扇动驱赶热浪，身上的汗水渐渐没有了。时间也很快地过去，临近四点半的时候，我并未敲门，刘夫人曾彩美走来开门了，见到我抱歉地笑笑，并说快进屋里坐。当我进门走近刘炳森的题字前细品，曾彩美已扶着绍棠从睡房走来，我上前和他握手，一起走进书房。这书房虽不大，但与他们原先住在和平门那蝈笼式的狭小天地，不能同日而语了。 书房也是会客室，我环顾四周，右墙壁是一排同式样深黄色书柜，里面装满了日用书籍和他的部分著作。绍棠对我说：“许多书都在另一间屋内，打包搬来后还未来得及整理；还有很多书籍捐赠给家乡的‘刘绍棠文库’也未运走。近来还在坚持创作新的长篇小说……” 2 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出生于北京通县（现北京市通州区，过去属河北省，1958年划归北京）儒林村，他比我小三岁。1957年他21岁我24岁，同遭厄运，他在北京，我在南京（任职《新华日报》），我们俩同时被打入“另册”。在当年左的路线下，绍棠的罪状有三：一是创作发表的短篇小说《田野落霞》，暴露运河滩上的阴暗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二是与《北京日报》记者、青年作家从维熙合写文章支持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反党行为；三是自己写的理论文章《灯下漫笔》中，说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策略部分”还有待“发展和研究”这句话。 其实，这三条罪状都不能成立，但那个年代，刘绍棠蒙冤了22年。一时间，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对刘绍棠大加鞭挞。原先土改时，他家庭成分是上中农，但他被打入“另册”后，硬把他的家庭成分改为“漏网地主”，房屋、家具充公，其母亲被扫地出门。到了1979年他的错划问题改正、平反了，县委打算把他家的成分恢复为上中农。绍棠考虑到“成分上平了反，经济上就要补偿，涉及到穷乡亲”，他说：“新时期彻底否定唯成分论，改不改无关重要，不改正反而更有纪念意义。”（见刘绍棠《如是我人》一文） 那天下午，刘绍棠夫人曾彩美给我倒了茶，我们先是从当年怎么被称为“神童作家”谈开的。刘绍棠从小在共产党的培养下成长。他6岁时参加了儿童团，12岁加入党的进步组织“民联”，14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就在团中央机关工作，20岁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成为专业作家。 1957年后，刘绍棠被发配到家乡农村，老家的房屋已没有了，给他住吊死过人的“鬼宅”，天天下田劳动，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屋内连张写字桌都没有。尤其是冬天，买不到煤，天寒地冻，室内冷得要命，他围着被子在寒夜里读书和写作。在这样艰难困苦条件下，他趴在炕沿上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歌颂党领导下京东大运河一带人民的革命斗争。 刘绍棠和我谈起这些往事，站在旁边的曾彩美正不断地抹眼泪。因为她刚刚拔掉松动的全口牙齿而不便说话。 曾彩美与刘绍棠同岁，她是1952年元月初离开在南洋的父母兄妹，来到祖国北京上学的。那天，曾彩美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后，看到元旦套红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刘绍棠小说《红花》，她即买了一张报纸细读起来。这篇小说把她征服了，把她带到一个无比美丽的世界。当她得知作者刘绍棠是通州城内潞河中学的学生时，她就立即去了通州。不久，她也成了潞河中学高中一年级乙班的学生，刘绍棠是高中一年级甲班的学生，而且她和刘绍棠很快成为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两年以后，曾彩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刘绍棠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后来，这样一对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由胡耀邦同志促成，结成了夫妇。 刘绍棠向我回忆这段有趣的姻缘时说：“1952年夏天，我16岁那年的暑假，念完了高中一年级，要升入高中二年级，回到家乡，在运河岸上的柳棵子地里写《青枝绿叶》小说。趴在绿荫下的白沙滩上辗转反侧，也找不到合适的开头。这时，沿岸河柳上，布谷声声，叫个不停，突然拨动了我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心上的爱之弦，使我非常渴念我的一位女同学——一位不远万里而来的南洋少女。这位少女现在已经是儿孙满堂的祖母了。” 绍棠指着站在身旁的夫人曾彩美说：“她，就是与我患难与共35年的妻子。当年我就是在这种激动不已的状态下，把布谷鸟的传说，作为小说中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相互爱慕的比兴写下来的。这就是创作《青枝绿叶》的意境。” 绍棠讲到这里，听得我笑了。他们夫妻俩也都嘻嘻笑了。 3 那天，绍棠还对我说，年初写了一篇题为《双节开笔》的短文，他在文中说到：“我这辈子最出成果的时候，都是在困境之中。从1957年到1979年，我在沦为贱民的困境中斗出了三部长篇小说。新时期的10年，我一直受到‘新潮’诸‘雄’的排斥，处境也不好。愤怒出作品，斗出了30本书。日子刚好过一点儿，不料中风偏瘫。肉体和精神痛苦万状，自己却成了‘半倒体’，犹存‘半壁江山’（右手和右腿）；不能先人，也不甘落后。三年多有8本书出版，光是病残以后写出的，就有两部长篇小说和200多篇随笔短论。能写是福，笔不可怠。”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觉得苦涩、悲壮，后又觉得他的话实在，显得幽默诙谐。这就是刘绍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那天，刘绍棠见到了同命运的我这个老朋友，谈劲十足。他滔滔不绝地说，“我从11岁开始写小说（13岁发表小说），到现在（1992年7月）已经有43年的工龄了；虽然多少有点自己的技法和经验，却不能成龙配套。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不相信，好像我对自己的诀窍秘而不宣似的。其实，不要说我这个人，即便是鲁迅先生也无法把文术传给儿子，否则，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应该是大文学家了。然而海婴是学物理的，做的是另一种技术工作。我的三个儿女，大儿子36岁，学工，在航天部工作，一个女儿也学工，在美国留学，还有一个女儿学医，在中医学院附院工作。他们考大学时，只有一个人的语文成绩及格。我写小说，我的妻子教文学，而我的儿女们语文水平很低。现在，我有了孙子，我非常疼爱他们，不少人对我说，你教你的孙儿们写小说吧，不然你的手艺就失传了，怪可惜的。这些好心肠的同志，说这些话并未深思。我本无所传，何来所失？我写小说，就不是我的祖父所传，也不是我的父亲所授，便是有力的佐证。” 刘绍棠继续对我笑着说：那么，我学会写小说难道得之于九天玄女？或有亚当之摘下自己的肋骨而制造夏娃的万物皆备于我？不！我有师父。我的“教授”是民间文学。我的“副教授”是中国古典文学。我的“助教”是外国文学。 刘绍棠还说，他在《民间文学与我的创作》一文中写道：民间文学是乡土文学的一个来源、一条主根，从我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民间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乡土小说，不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而且常把民间文学的故事和手法，融合和运用到我的小说中去。 他又说：“我积累传统题材的民间故事，也拾取现实题材的民间故事。在我进行小说创作时，这些民间故事便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以影响，使我的小说自然成趣，返朴归真。” 是的，远在30年前，刘绍棠写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和《摆渡口》，就曾借助于民间传说，加强小说的魅力。30多年后，他写的短篇小说《峨眉》，整个就像把现实生活中的民间故事小说化了。正是这几个短篇小说，最为读者喜爱，被人们称为刘绍棠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中对于望日莲七夕乞巧，与何满子葡萄架下听哭的数千字的描写，是绍棠将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的艺术再创造。《渔火》《花街》《草莽》《瓜棚柳巷》《荇水荷风》等一系列中篇小说，都富有民间文学的色彩和情趣。描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吃青杏的时节》，使用了许多当前农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故事。 长篇小说《地火》中关于烟村村史的叙述，对于农村比武打擂台的描写，都采用了民间文学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长篇小说《青草》中有两三章，就是民间传说的改写。长篇小说《狼烟》，处处闪现出从民间文学得来的传奇性和夸张性。1984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京门脸子》，在描写风土人情和记叙人情世态上，更多地引用当地的民间故事、传说、奇闻、俚曲；甚至抒情状物，往往也以闲笔方式，杂以民间文学之妙趣。 4 可以这样说，刘绍棠一生追求乡土文学，他总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乡土作家。他那天与我的谈话也是这样说的：“我50年代的小说，如《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运河的桨声》《夏天》等，人物对话使用农民口语，叙述行文也使用书面白话。30年后，我决心致力于乡土文学，小说的叙述行文也使用艺术加工过的生动、活泼、优美、风趣的农民口语了。这是因为我这个人和我的文学，都返朴归土。对内力求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对外则贯彻我的‘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越土越洋，越洋越土’的主张。我的乡土中篇小说集，已经出版英文、德文和法文三种译本。可见外国人对中国的土产，是颇为欢迎的。几个外国汉学家都对我讲过，把我的作品译成外文很困难，翻译出来也跑了味儿。但他们却极有兴趣，因为他们懂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货。’乡土文学以风土人情为素材，又给风土人情扬名。英文版《刘绍棠中篇小说选》的译者和编者，都到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走了一趟，赞叹不已。经过他们的口头宣传，几位外国汉学家情愿放弃游览泰山、华山、黄山、西湖、太湖等名胜风景地，而愿到运河滩与我的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生活条件和卫生设备很差，但也在所不计。是的，我就在运河滩豆棚瓜架下，接待这些浪漫蒂克的外国友好人士，我便请他们身临其境地理解我的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 刘绍棠主张要进口外国文学作品，但也不要忘了出口我们的中国文学作品，他说：“我的文学创作生涯43年，我一直写我的家乡，写我的家乡的新人新事，写我的家乡的风土人情，写我的家乡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写我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的多情重义，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在这43年里，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家乡的人民群众中间。43年来家乡的变化很大，而每一点变化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已经出版了20多本书，不但没有把我的家乡写尽，而且越写越感到自己开采不广，开掘不深。新生活给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我还刚刚开始，家乡还有许许多多东西可写。我每天的生活内容，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写作、看书和谈话。” 5 那天，我们还谈到了绍棠青少年时代写作小说和发表小说的情况，当年他还得到许多文学前辈的关心、指导和培养。他说：“我13岁那年发表的三篇短小说，是在北京市男二中的晚自习教室里写的。两篇写我的同学，一篇写的是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的缝鞋匠，只不过是对真人真事的加工。14岁发表的12个短篇小说和三篇散文，其中《乡下妇女》《一顶轿子》《半截血斑碑》《新式犁杖》《三岔口》《蔡桂枝》，是在家乡写的，都是农村生活题材。《新式犁杖》获得《河北文艺》小说评奖第三名。这些作品收入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青少年时代（13岁至20岁）小说选集里。事隔40多年后，重读这些稚嫩的少年习作，我仍然被小说中所描写的解放初期的农村新生活所激动。” 绍棠又对我说：“15岁上半年，我曾到河北省文联工作，发表了9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其中的《红飘带》的情节，30年后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影片。这篇小说的一半是确有其事。那是一架美国重型轰炸机，轰炸京津公路上的日本军车，因迷失方向而降落，被八路军游击队和解放区民兵抢救的。《七月里高粱红》在《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连载。这个时期的小说，我主要是配合政治宣传的。15岁下半年，我的文学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确定了最适合我发展的创作道路。” 在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中，刘绍棠的年龄最小，缺乏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为了与其他同辈人并肩前进，他必须扬长避短，即充分认识自己的劣势，找到自己的优势。老作家孙犁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他决定写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人民。这个决定，应该算是绍棠致力乡土文学的开端。找对了方向，选准了目标，他在半年里创作发表了8篇小说。《完秋》和《暑伏》是他在当年的土地庙后的沙岗上写出来的。那天绍棠同我说，《红花》可算是他的成名之作。已故著名作家柳青，当时只有30岁，担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他很称赞这篇小说，总编辑陈绪宗和文艺部副主任吴一铿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还请著名作家周立波审阅一遍，周立波也非常肯定这篇小说。于是，决定将这篇小说在1952年元旦发表，占用整个第四版，并加了编者按。从此，共青团中央对他进行直接培养。 “16岁是我在创作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我虽然只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摆渡口》《青枝绿叶》和《大青骡子》，却使我得到文学界的承认。这几篇至今仍是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被选入教材及各种选本，翻译成几国文字。《中国青年报》为了发表《青枝绿叶》这篇小说，曾经听取老作家沙汀、周立波、严文井和康濯的意见，请他们给我以指教。这篇小说发表后，被选入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摆渡口》和《青枝绿叶》都是在暑假期间写于运河边的柳棵子地里。我背靠着河柳写，写得累了又趴在草地上写，趴着写累了又打个滚儿坐起来，背靠着河柳继续写下去。《大青骡子》是我在国庆节回村休假，写于我家的土炕上。《摆渡口》和《大青骡子》先在老作家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上发表，引起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的注意，接着在《人民文学》上予以转载。” 绍棠记忆力特别强。他谈自己的经历非常有条理，如数家珍。他说：“我的文学生涯，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创作。这43年里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6部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豆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黄花闺女池塘》；两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蛾眉》；7部散文短论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论文讲书》《乡土文学四十年》《蝈笼絮语》，以及三部选集。其中《京门脸子》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中篇小说选集《蒲柳人家》被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出版单行本。” 据我所知，绍棠的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受到许多国家读者的喜爱。 刘绍棠1991年7月被国务院授予“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特殊贡献专家”称号，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授予他“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牌，表彰他为祖国文学事业作出特殊贡献，并向后人展示。 6 刘绍棠在长达48年（1949年至1997年）的乡土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在追求着信仰与文学、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而且他时常回想起曾经指导和扶持过自己的已故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绍棠曾深情地对我说：“耀邦同志不仅多次找我谈话，指导过我的文学创作，也是我的道德品质之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指导最大的人，第一个就是胡耀邦！” 是的，刘绍棠与胡耀邦的友谊交往，要追溯到50年代初，当时他写《青枝绿叶》时，胡耀邦正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一次，胡耀邦找绍棠谈话，一下谈了四个多小时，他希望绍棠写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体验外地生活，充实自己。刘绍棠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耀邦的谈话确实启发了他的灵感，他把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放在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了他所熟悉的人物，他的《青枝绿叶》就这样诞生了。耀邦逝世后，刘绍棠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忆耀邦对他的很多教育、谈话，以及与他的交往与友谊。刘绍棠那次又对我说：“耀邦活着的时候我不写他，他去世了我写他。在我心里，他一直都不是大官，而是我的老师、恩师，耀邦对知识分子尤其爱护。” 刘绍棠大病以后的这十几年里，只能坐在轮椅上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他21岁被无端打入“另册”，43岁才平反复出：整整埋没了22年！所以当他重新握笔，势如井喷，为挽回22年失去的时间损失，他只知道猛冲猛打，不懂爱惜身体，除了日夜赶写小说外，1979年，修改和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并写短论试笔。从1980年起，他提倡乡土文学，整整4年致力于中篇小说创作，共28部，100多万字。这是他恢复创作权利5年的成就。第6年转向长篇小说，可是身体不行了，腹痛和背痛接连发作。每一发作疼痛难忍，胸闷气短，苦不堪言，可是阵发之后，他又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不肯求医服药，而且抽烟喝酒异常凶猛。 1984年春天，各地邀请他讲学，他又抖擞精神上路，马不停蹄去河北、河南、内蒙古各地奔走，宣传他的乡土文学主张。在呼和浩特三天就作了四场大报告；其间自己还加班创作长篇小说，直到国庆前夕写完脱稿。接着他又陷入了新创作的激情之中，仍不想喘息调养，同时还为筹办大型文学丛刊《中国》忙碌。11月14日夜晚11时许，绍棠觉得就像突然遭了雷殛，猝不及防倒在床上动弹不得，胸膛窒闷，心脏绞痛，难以呼吸，痛苦挣扎了数小时，才从阴阳界死里逃生。这次经医院确诊为糖尿病和冠心病合并症，如不注意保养，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以后两年半时间里，绍棠乖乖地遵照医嘱，减少社会活动，躲进蝈笼斋里，以抱病之身，潜心创作，又写出了4部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还写出了不少散文和短论。刘绍棠就是这样抓紧时间孜孜以求地创作他的乡土小说，一点也不舍得闲空。 7 刘绍棠能从1988年那次脑血栓的大病中又一次死里逃生，要归功于和他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曾彩美。从这次绍棠病倒，她就提前退休了，回家担起了丈夫的随从（推轮椅）、保姆（生活起居的服侍）和秘书（抄写稿子、复信）等重任。绍棠中风偏瘫后，手写的稿件字体只有她可辨认，因而全部由她抄誊杀青。所以那天我们每一讲起曾彩美，绍棠总是充满深情：“她跟我生死与共，她没有个人利益。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我刘绍棠活着的今天！” 的确如此，刘绍棠和曾彩美相伴着走过了风风雨雨40多年，默默地挑起了让人难以想象的一家人生存的重担。这一天，绍棠接待我这个老朋友，兴奋异常。据曾彩美说，绍棠病后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谈得这么多、这么细。不久前《北京日报》记者来采访，他只谈了半个小时。绍棠接着说：“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更有共同的语言，又是熟知的老友，难得见面，当然这次专门邀他来见面，一谈话就多了，什么都想说说嘛！” 我们整整谈了四个多小时，还未谈够，中途休息时，拍摄照片，正好来了个青年朋友，于是我与绍棠照了好几张，可是曾彩美不参加，她因为刚把牙齿拔掉未装上，像个瘪嘴老太，形象“不好看”，所以她笑着，不愿意走入镜头…… 虽然时隔25年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绍棠谈话中，多次讲到1999年是他创作生涯50年，“到那时候，”绍棠说，“我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体系比现在应该更像样子了，或可自称‘小康’了。”他还充满信心地说：“党中央提出了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后，我是非常拥护的。只要我有个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到1999年我的文学生涯50周年之际，应该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来。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中也应该占有相应的位置。”他还说：“我自信能够完整地建成我的创作和理论体系。” 那天晚饭后临分手时，绍棠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到那时希望你再来看望我，我肯定有更多的话可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