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石黑一雄一家人来说，2017年10月5日是个大日子。他的妻子洛娜在经过几周的讨论后，终于决定要去染发。当时她正裹着理发围布，坐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理发店中，盯着她的手机，那儿离格德斯绿地并不远，孩子们整个童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一条新闻闪过后，她对等待着她的理发师说道：“抱歉，我不能再染了，我的丈夫刚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得回去解救他。”
回到家的时候，石黑一雄正在边吃晚起的早餐，边和经纪人打电话：“它和布克奖完全相反，布克奖会有长名单和短名单。你可以听见雷声阵阵逼近，通常不会很突然。诺贝尔奖却像一道晴天霹雳——轰隆。”不到半个小时，家门口就挤满了记者。他又打给了她的母亲石黑静子。“我说‘我得了诺贝尔奖’，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很吃惊。”他回忆道，“她说‘我一直觉得你迟早会得’。”两年前，她去世了，享年92岁。石黑一雄最新的作品《克拉拉与太阳》就是献给他母亲的。这本书是他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一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写的是母性。“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作家，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的母亲。”
他依旧是自我封闭世界（乡间的房子、寄宿学校）的卓越创造者。他笔下的角色通常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闭中，他用对日常细节一丝不苟的描写以及近乎炫耀式的扁平化风格抵消了梦幻般的主线情节以及被压抑的强烈情感。《克拉拉与太阳》也不例外。
故事场景设定在未来美国的某个地区，至少在表面上，这个故事描写的是人工智能“朋友”克拉拉和她的少年主人乔西之间的关系。在那个未来，机器人（AF）已经成为和吸尘器一样普遍的存在，基因编辑工程成为常态，生物科技发展到几乎能够重组独一无二的人类。“这并不是某种奇怪的幻想。”他说，“我们只是还没意识到当下的可能性。”“亚马逊推荐”只是一个开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或许能够重构人格，这样人在死后也能继续‘存在’。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接下来想要网购什么，想要去听哪场音乐会。如果你把最新的头条新闻念给他们听，就可以猜出他们会在早餐时说什么。”他继续说道。
他故意没有读最近出版的伊恩·麦克尤恩的《像我这样的机器人》（Machines Like Me）和珍妮特·温特森的《弗兰肯斯坦》（Frankissstein）。这两本书也探讨了人工智能，却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克拉拉有点像家长式的机器人，“她的终极目的是照顾乔西”，但她同时也是孩子潜在的替代品：乔西生病后，克拉拉就被安排取代她。“在一个我们对于个人以及个人的独特性的看法发生变化的年代，爱会变得怎样？”石黑一雄问道，“还有一个问题，听起来总是太过宏大，那就是：我们究竟有没有灵魂？”
这本书再次涉及了《莫失莫忘》背后的许多观点，出版于2005年的《莫失莫忘》讲述了3个年轻的克隆人从小作为器官捐赠者被养大，等到30岁就注定走向死亡：“虽然就人类状态而言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我们迟早会生病，然后死去。” 石黑一雄说道。他的两部小说都提出了真爱延缓或击败死亡的可能性。石黑一雄并不为自己的重复而感到抱歉，他引用了一些知名导演（他是个超级影迷）所谓的“连续性”的概念，并声称他最初的三本小说本质上都是对前一本的改写。“小说家总有点倾向于重复。”他说，“我认为这是相当合理的：你需要不断地重复，直到它越来越接近你想表达的东西。”为了重复不被发现，他说，他会改变故事发生的场所或是类型。“人们总是太拘泥于字面，还以为我已经在写别的东西了。”对他而言，类型就像旅行，他也的确很享受类型上的跳跃，像《我辈孤雏》（侦探小说）、《长日将尽》（时代剧）、《无可慰藉》（卡夫卡式寓言）、《莫失莫忘》（反乌托邦科幻）、《被掩埋的巨人》（托尔金式魔幻）等。《克拉拉与太阳》正如书名中所提示的那样，他来到了一个他称之为“儿童故事乐园”的地方。不过他也警告我们，我们依然深陷在“石黑一雄乐园”中。
故事最早源于他在女儿年幼时为她编的一个童话。这个故事原本是打算作为他踏进儿童市场的初步尝试。“我有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他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和可爱的儿童绘本很搭。我向直美征求意见，可她却面无表情地告诉我：‘你不能给孩子们看这样的故事，会给他们留下创伤的。’”于是他决定把这个故事写给成年人。
他的妻子始终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她总能在他自认为完成作品之后给他带来令他惊愕的巨大影响，《克拉拉与太阳》也不例外。如今，女儿直美也成为了他的编辑。一个作家一旦达到了他今天这样的地位，石黑一雄说道，编辑就不再愿意修改他的作品了，因为担心他会“火冒三丈”地转投别家出版社。“所以我很感谢能够有这两位相当严厉的家人为我做这些。”他得到过的奖项多到“荒唐”，但得奖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他说道。即使是诺贝尔奖，“当我坐在书房里思考如何下笔的时候，那些奖项与此毫无关系。对于我怎样算成功、怎样算失败，我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的每一部作品基本上都需要花5年的时间：先是长时间的前期调查和思考，然后迅速地写下第一稿，他把这个过程比作武士剑道：“两人先是长时间无言地注视着对方，通常此时远处会有高高的杂草随着微风摆动，天气也很阴郁。你始终陷于沉思，但接着下一秒突然拔剑：砰！砰！砰！接着，其中一人倒下。”他边这么解释，边对着屏幕挥舞着想象中的剑，“你必须让自己的心完全做好准备，这样当你拔剑的时候，你就能做到：砰的一声，那肯定会是完美一剑。”当年幼的石黑一雄刚来英国时，他对埃罗尔·弗林充满打斗的电影感到迷惑不解，不明白演员为什么会“锵锵锵地持续打上二十多分钟，同时还在互相对话”。他说道，“也许你能在这种表演中领悟到一种写作方式，虚构小说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写成，但我更倾向于‘什么也不要做，完全依靠内心’的写作方式。’”
1959年，石黑一雄一家人从日本搬到了吉尔福德，当时他5岁。他的父亲石黑镇雄是一位著名的海洋学家，他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一个为期两年的交流项目。石黑一雄形容他的父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既拥有科学家的绝佳智慧，同时又像个孩子，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他用这个特征塑造了克拉拉。父亲退休后，他有一台用于预测海浪波动的机器一直被放在花园深处的一个棚屋里，直到2016年，伦敦科学博物馆提出要把这台机器作为藏品，放到新开设的数学展览室中。“这件事和直美成为作家，都令我非常骄傲。”
在他16岁那年，父母为他买了第一台携带式打字机。但当时的石黑一雄“坚定地计划在20岁时成为摇滚巨星”。他尤其想成为一个作词人兼歌手，就像他的偶像鲍勃·迪伦那样，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写了超过100首歌。他现在仍在作词，和美国爵士歌手斯塔塞·肯特合作，拥有的吉他不少于9把。2003年，他接受了圣安德鲁大学授予他的荣誉称号，就为了能见到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因为迪伦也曾经被授予这个称号。“我可以在嘉宾休息室和鲍勃·迪伦一起穿上长袍！”鲍勃·迪伦比他早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石黑一雄非常高兴。“他当然应该得这个奖。”他说道，“我认为像鲍勃·迪伦、里昂那多·科恩和琼尼·米歇尔，他们都是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家，也是表演艺术家。我很高兴诺贝尔奖意识到这一点。”
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我的20世纪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里，他呼吁整体上更多元化的文学。石黑一雄本人就是“英国多元文化的代表”。2016年，石黑一雄被邀请参加一档电视新闻访谈，当谈到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和V.S.奈保尔在他们的小说中所描绘的英国殖民经历的话题时，石黑一雄感受到“有些被隔绝在了对话外”，他总想好好强调这一点。“我只是碰巧看起来外表不太一样，就和别的作家被归在了一起。”他说道，“这并不是非常严谨的分类。换成在图书馆中，就好像我只是因为‘封面’而被放在了某个区域。”他希望能够看到更为多元的分类，不仅仅按种族，同样也包括阶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与同代文学家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他先去了一个公立语法学校，之后又去了一个当时校园还算新式的大学。
他始终很擅长对记者的提问作出礼貌性的拒绝，小心避免因自负地评判这个世界而成为“诺贝尔奖综合征”的牺牲品。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作家，来自在智力上精疲力竭的一代人”。他的女儿指责他和那些自由主义的同龄人对气候危机满不在乎。“我承认我在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我经常告诉她，这只是能源方面的问题而已，我们这一代人花了太多的时间研究战后局势、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我们实在太累了。”《克拉拉与太阳》是他第一部直面这些危机的小说，但通过儿童故事的框架，他可以避免过于深入地参与这些危机。
他第一次开始担心未来，不仅仅是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后果，还包括在《克拉拉与太阳》中提及的其他问题：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大数据“——真不好意思，又在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以及它们给平等民主带来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天性本身正在改变它的模式，我确实很担心人类会对那些事物失控。”
石黑一雄仍然希望《克拉拉与太阳》会被看成一本读起来“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小说”。但正如他以往的作品，需要探求，才能获得慰藉。“通过呈现一个艰难的世界，你能够显露光明，你能够显露阳光。”
（本文原发英国《卫报》，作者为Lisa Allardice，译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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