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诗不过近人情——谈谈文学和文学研究所（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26 未知 刘跃进 参加讨论
 【编者按】本篇文章是刘跃进老师关于文学、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所的系统阐述和梳理，由于篇幅较长，为便于读者阅读，经作者同意，公众号将按照“关于文学”“关于文学研究”“关于文学所”三个主题连载。 萨特说：“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 是的，仅就果腹而言，文学确实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换种思路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文学，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可能就像大地没有青山绿水，天空没有一丝游云，躯体没有血脉灵魂。这样说，文学的功用，或许就是无用之用。 文学艺术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交际的方式。作者把自己体验过的真善美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让人温暖，使人忧伤，在悲欢离合中品鉴人性之美，体验崇高之感。清代诗人张问陶说，“好诗不过近人情”，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说来惭愧，我最初理解的文学，就是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后来才知道文学还可以研究，还有国家级专门研究机构。关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看法，我后来在不同场合、不同文章中多有叙及，已乏善可陈。这里，应《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执行主编吴光兴先生之邀，我再就此一“老旧”话题，略谈浅见。 壹 关于文学 一 文学是温暖的期冀 1972年5月，《创业史》的作者柳青到北京治病，同时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他就住在我家单元的四楼。著名儿童文学家金近先生住在同一单元的二楼，他是《小鲤鱼跳龙门》的作者，名气很大。在那前后，《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等，也曾进京改稿，住在我们宿舍大楼。那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筹备恢复业务，需要挑选一些旧书再版以应社会需要。“文革”前创办的《儿童文学》等杂志，还有一些旧书，我得以近水楼台先借阅。朦朦胧胧中，我开始喜欢文学，崇拜这些名人。 我在《赋到沧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的“引言”中又说道，像我们这样城里长大的学生，喝的是封、资、修的墨水，如果没有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很容易沦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时，我们未来的发展别无选择，只有“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能写大批判文章很叫人羡慕。于是我尝试着从写作入手，写小说，写散文，写各类官样文章，希望将来下乡时能派上用场。1975年，我写过一篇作文，语文老师推荐给当时来我们中学做讲座的大名鼎鼎的浩然，可惜没有下文，但是文学梦想被点燃了。1976年4月，千千万万的人云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主要是以诗歌的形式悼念周总理，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不满之情。那些天，魂系广场，天天抄诗，互相传阅。几天之间，我似乎对诗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我发现，诗歌不仅仅是歌功颂德的工具，它还是利剑，是火焰。  △ 摄于1974年 那年底，我高中毕业，几乎没有犹豫，就积极报名来到“广阔天地”，争做名副其实的现代农民。当时所以主动要求下乡，首先是别无选择，此外，还有一重埋在心底的夙愿，那就是渴望实现我的作家梦。看了那么多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还有农民自己写的诗，我觉得那里的生活真是绚丽多彩。我要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学习写作。正如我在《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随笔》2020年第4期）所说的那样，那个时候的文学，在我看来，温暖热情，纯净如水，没有半点杂质。 二 文学是忧伤的思索 下乡之初，每天劳动异常艰辛，可是我的作家梦没有一天停止过。在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我每天趴在炕头坚持记录当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不久，我痛苦地发现，这见闻和感受，平淡而无奇。农村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美好，恰恰相反，一天下来，累得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这样下去，理想一定会变得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这段生活经历，《传记文学》（2020年第6期）上发表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1977年夏秋之交，我们在农村获得重要信息：大学将要恢复考试制度，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也可以参加高考了。在以后的两三个月中，我日出而作，日入未息，挑灯苦读，希望走进大学中文系，实现自己的作家梦想。我很清楚自己的根底：几乎没有认真读过一部文学名著。不是不愿意读，而是在当时，封、资、修的东西不能看，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名著几乎都在禁书之列。我们所能读到的不外乎是工、农、兵的作品，比如天津小靳庄的农民诗，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诗，还有就是各个部队的战士的诗。我清楚记得，在乡下的时候，父亲来信说，北京将逐渐开书禁，有选择地重印一些世界名著。王府井书店出现了连夜排队抢购文学名著的场面。这些名著，我竟然多未听说过。当时就想，就这点根底，还当什么作家啊。 那年底，我参加首届高考，幸运地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久已沉睡的作家梦又一次被唤醒。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那种兴奋的感觉，至今仍有余温。老系主任李何林先生在新生见面会上，开口第一句话就让我凉了半截。他说，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如果想当作家，就要到广阔天地去。我就是冲着当作家才来大学中文系，再说刚刚从广阔天地回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自己的梦想实在太幼稚了。名义上，我是高中毕业生，实际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到底学到多少东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从1977年考入大学以后才开始的。就这点墨水还当什么作家呢？曾经的文学梦想，离我越来越远了。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当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彻底否定“文革”，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我身边有不少同学的家长，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悲剧。当代文学课上，老师介绍了1950年《人民文学》杂志上刊载的一篇署名为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主人公叫李克和张英，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主要讲述“我”（李克）和张同志（张英）的关系。“我”是一个革命干部，进城以后，表现出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追求，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城里女学生的兴趣，逐渐看不惯结发之妻张同志的生活方式、口头用语等。小说主要写了革命者的思想变化，后来经过张同志的思想教育，“我”经历了思想改造，两个人的关系和好如初。这篇小说较早地揭示了知识分子进城后的心理变化，很有趣。小说发表后，还被改编成电影，电影刚上映，就被封掉。不久，文艺界开始批判这篇小说。在众口一词的批判中，萧也牧终止了创作。老师在介绍这些历史背景之后，不无惋惜地说，从此，萧也牧在文坛销声匿迹。当时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像这样的大批判运动，见到很多，已不在意。那年暑假回家，与同院伙伴聊天才知道，萧也牧原来就是父亲单位的同事，原名吴小武。这便勾起了我的回忆。1969年的秋冬时节，我们全家随团中央机关下放到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吴小武那时才五十出头，看起来像是垂垂老者。后来看中青社老编辑张羽写的《萧也牧之死》，才知道一些细节。当时我还小，不大懂事，可那天晚上吴小武被草草发葬的情形还是记忆犹新的，并写进《黄湖的记忆》一文中。  △ 1971年摄于韶山 往事的记忆被唤醒之后，一段时间，几乎已经忘却的诗歌情怀，又一次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大学头一年，我几乎天天读诗、天天写诗。那些抒发悲愤、爱情、乡愁的作品，表现生命意识的哲理诗，还有势头正盛的朦胧诗，都曾引起我的共鸣。 我的大学同学用一首小诗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态： 象无数条小溪聚起旋涡， 多少颗年轻的心学会了思索， 思索寒冬的飞雪，暮秋的霜露， 倔强不屈的山和呜咽不已的河。 不久，我又读到陈放的《我们这一代——写给我同龄的伙伴》： 生活欺骗了我们，我们也欺骗了生活。 听凭希望的树上，结出酸涩的苦果。 青春抛弃了我们，我们也抛弃了青春。 一天天变得世故，心象铅块般沉。 有抹不平的伤痕，有洗不去的羞耻， 有忘不却的仇恨，有听不完的叹息。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莫怨我旧话重提。 记忆是苦涩的墨汁，溅满了人生的白纸。 …… 显然，这首诗模仿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诗歌穿越时空，古今融为一体。普希金的诗充满希望，而这首诗则比较抑郁。白桦《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还有当时广为传诵的《为了从黑夜的阵痛中刚醒来的黎明》，都叫我感动： 这种历史决不能重演，不能！ 这是被窒息的一代带血的呼声！ 一个民族，经得起几次落后挨打？ 人生的履历能填写几次死去再生？ 为了我们——不再失去这迟到的青春； 为了孩子——不必再咬住唇边的歌声； 理想——不再象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及； 真理——不再象天神爷可敬而不可亲； 呵，为了滚滚黄河，为了巍巍昆仑， 为了从黑夜的阵痛中刚醒来的黎明， 我的革命政权呵，要特别警惕并摧毁，从“左”边撕碎共产主义旗帜的敌人。 每读到这首诗，我总是禁不住想起五十年前闻一多的《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当时围绕着《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潘晓”的文章，全国展开了关于人生道路、政治信念的讨论。我的同事贺照田有长文回顾那场讨论的历史意义，我是认可的。当时，我的思绪比较迷茫，很容易动情。我读臧克家《有的人》也会激动不已：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骑在人民的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这是作者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而作的著名诗篇，较多议论和思辨色彩，很符合我那时的情绪。 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需要深厚的人生阅历。我读穆旦的《智慧之歌》常常感慨万端：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 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 茂盛的花不知道还有秋季， 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 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 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 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这首诗作于1976年。那年，他才五十八岁，但心境苍凉，将幻想比作落叶飘零的树林，将往日的欢欣比作堆积在内心的苦汁。同一年，他还创作了一首著名的作品《冥想》： 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 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 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 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 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 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 它们会把腐烂的手抛开， 而默默生存在一张破纸上。 因此，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 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 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 我只当一会儿小小的演员。 把生命的突泉捧在我手里， 我只觉得它来得新鲜， 是浓烈的酒，清新的泡沫， 注入我的奔波、劳作、冒险。 仿佛前人从未经临的园地， 就要展现在我的面前。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年，作者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穆旦的诗歌创作，数量不是很多，却充分地表达出人生的意蕴和悲伤。是的，有很多人，他们的痛苦大多随身而没，从未开花结果，而穆旦却凭借着两册诗集，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声。  老作家曾卓的创作，尤其是晚年的诗，淡淡的笔墨，叫人惊心动魄。《我遥望》就是这样一篇作品： 当我年轻的时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 遥望六十岁，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 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流逝的时光，遥远的故乡，像一条无尽的小路，迷失在烟雾中。 爱情诗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等，大家都耳熟能详。《偶然》写道：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人生有许多偶然的际遇，可遇不可求，可即不可留。要学会面对种种偶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一年之后，林徽因写下《别丢掉》：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样是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使人不见， 梦似的拉起， 你向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人生相遇，就像冰心写的《繁星》：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天空， 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 沉默中， 微光里， 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他们互相赞许，很有一种李商隐的味道。《霜月》就写出这种天人之际的感动：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初闻”二字极富意蕴。《礼记》云：“孟秋蝉鸣。”王勃《与蜀城父老书》也写道：“轻蝉送夏，旅雁乘秋。”轻蝉的鸣叫往往意味着送走夏天。而这一切，诗人以往似乎未曾顾及。唯独今宵几声雁叫，却已听不到蝉噪，给诗人以震动，蓦地意识到深秋的季节已然来临。所以“初闻”二字表现了诗人对时光飞逝的几多感慨，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如果说首句写霜月下的听觉形象，那么，次句则写空旷遥远的视觉形象。月光照耀下，遥望水天一色，呈现出清冷的境界。“百尺楼高”极写登高望远；“水接天”写出“秋水共长天一色”，用以衬托眼前境界之空阔，这是为下文作伏笔。李商隐的诗常常用高耸空旷的背景来表达心情。如《楚吟》：“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写山上的楼，也有登高望远生愁之意。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境界确实令人神往，从而很自然地引出后两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传说在深秋时节乃出，“以降霜雪”（《淮南子·天文训》），是指主降霜雪的女神。依此，诗中“耐”字似也可作“宜”或“称”解，如杜甫《洗兵马》：“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又如乔吉《红蕉》：“娇耐春风，清宜夜雨。”素娥，注家据李商隐《嫦娥》诗，并以为指嫦娥，则“耐”字又当作“禁受”解，是指青女素娥俱能耐住清冷。我们仅从“斗婵娟”三字完全可以体会出一种超凡拔俗的生动情趣，感受到无限的美感。这情趣，这美感，表现出越在“高处不胜寒”的境界中，越能禁受寒冷；不仅显示出禁受寒冷，还能在寒冷中争奇斗艳，展现出美好的姿容，这是一种美的追求、美的精神。诗人从这精神中体会自己的感受，所以给予了高度的赞美。  又如《嫦娥》写出长夜的期待与无奈：“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烛光照射在华贵的云母屏风上，光暗了，说明夜已深了。星河渐落，灿烂的繁星已经稀疏。时间由深夜而黎明。用“深”字、“渐”字来形容室内烛光和天外银河，说明诗人在失眠之夜对于周围景物观察之细微。后两句直接写到相思之情。“夜夜心”表明每夜如此，这是对于为什么彻夜不眠的解答。又如《月夕》也是写夜的思索：“草下阴虫叶上霜，朱栏迢递压湖光。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用“此夜”就不及“夜夜心”涵意丰富。特别是最后一句差异更大，《月夕》诗缺少“悔偷灵药”的神奇想象，未免显得单薄。 表现爱情的现代诗歌，最有名的首推戴望舒的《雨巷》：“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而台湾诗人夏宇《甜蜜的复仇》则有出人意表的构思：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 老的时候，下酒。 由爱而恨，爱恨情仇。恨，表面看是一种遗恨，实际上是更深沉的爱。诗中所写的复仇，却是甜蜜。 乡愁诗也容易打动人心。乡愁是绵长的，就像一条路，无论走到哪里，它都延伸到哪里，就像李后主《清平乐》词所写：“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余光中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乡愁。《民歌》：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听见 沙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也听见 龙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也听见 梦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 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从A型到O型 哭也听见 笑也听见 又如《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呀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台湾诗人非马《醉汉》： 把短短的巷子，走成 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 左一脚十年 右一脚十年 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 走来 这条短巷，是如此漫长。诚如庾信《寄王琳》诗所写：“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白居易的诗：“数行乡泪一封书。”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种思乡之情古今是相同的，正如王粲所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诗言志，诗缘情，情志之间，有理在焉。一些哲理诗也很有味道。如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极为收敛克制，有铅华落尽，冰清玉洁之感。又如鲁黎《泥土》： 老是把自己当做珍珠，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做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又如绿原《航海》： 人活着，像航海。 你的恨，你的风暴。 你的爱，你的云彩。 风暴与云彩，极富象征意义。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总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又如王尔碑《镜子》： 珍贵的镜子被打碎了， 别伤心，有多少碎片 就有多少诚实的眼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舒婷、顾城、江河、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主张回归自我，表现自我，追求心灵创造，批评界把他们视为崛起的诗群。舒婷《致橡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又如顾城《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诗，崔健曾用摇滚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又如《远和近》：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 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王维《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又顾城的《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陶渊明《挽歌》也想到自己死后情形：“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已归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自幼受到的教育和个人的生活阅历，使我对那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学作品比较偏爱和欣赏。而朦胧诗派之后的理论主张则与我的这种审美情趣相去较远。我不知道是我的思想落伍了呢，还是现代诗派存在着偏颇。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诗的感情似乎有些淡漠了，因为我痛苦地发现，自己好像并不懂诗。感谢文鹏先生赠我他和姜凌主编的《中国现代名诗三百首》（北京出版社，2000），让我有机会重温百年诗史，我越发强烈地感到，近四十年，新诗变化太大了。譬如有一首诗叫《生活》，题目两个字，而内容仅有一个字，即“网”。这里，很难讲有什么韵律，也谈不上有什么情感，与传统的关于诗的概念相去甚远。但是，你很难否认它不是诗，因为它充满了哲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人不能离群索居，他必须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犹如一张网。所以说“网”就是生活，很有哲理。  另外一首新诗《大漠》只有两个字：“圆。寂。”显然来自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漠向无尽的远方伸展，视角广，景深长，给人以开阔、广袤、深邃的感觉。复接以“长河落日圆”，更具有立体感。这“孤”字显示出人烟稀少，这“直”字表现出初到边塞的诗人对于塞上景色的惊异。《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描写香菱评此句说：“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这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 诗要有画面感，要有节奏感，当然更离不开情感。近年，依然还可以读到一些有趣的诗歌，如云南昭通诗人雷平阳的《亲人》：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又如《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刊登莫言歌剧《锦衣》，同时刊发一组诗。如《一生恋爱——献给马丁·瓦尔泽先生》：“不成功的恋爱才是恋爱，而成功的恋爱多半是交易。成功的爱情是不幸的幸福，而不成功的爱情是幸福的不幸。”这些作品，过于哲理，诗味较为淡薄，有时也会叫人过目不忘。 当代诗歌，越发虚幻，远离现实生活。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实，睡你和被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来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将大众文化对于理想与信仰的吞噬转化为欲望的虚拟满足。这样的作品，似乎缺少了传统的美学意蕴，没有温暖，没有忧伤，更谈不上崇高。后来我的兴趣转向小说，也尝试着写过几篇，很少发表。我发现，自己的写作格局还是太小，我向往那种崇高的境界。 三 文学是崇高的追求 文学的中心是人，要表达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这是文学批评家的共识。中国文学向来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即便是悲剧的题材也要处理成爱与生命的胜利。《孔雀东南飞》的结尾以极其感人的笔调渲染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的悲壮氛围：墓地有松柏梧桐，浓荫覆盖，林中又有一对鸳鸯相向而鸣，似乎是两人精魂所化，象征着两人的爱情永久不渝，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拆散。这样的结果就像梁山伯和祝英台故事中，二人化作双飞蝶一样，将这悲剧的题材处理成爱与生命的胜利。有情人不能成眷属，但是在理想的天国里，他们还是不放弃自己刻骨铭心的追求，或为比翼鸟，或为连理枝。窦娥含冤，死后也化作六月飞雪，终得昭雪。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这样一部作品。主人公杜丽娘和柳梦梅为爱而生，一往情深，并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作者开场白中说：“白日消磨断肠句，世间只有情难述。”情，是贯穿全剧的核心内容。他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答吕姜山书》）意趣神色，就是率性自然，重情重真。不论是长生殿中的生离，还是石壕村里的死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始终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不变的主题。 2017年6月，我到柳青家乡榆林参加“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机会重温柳青的作品，又唤醒我对现当代文学的记忆，也让我对崇高有了新的思索。 1943年2月，中央决定派遣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实际工作中去，柳青作为头一个被讨论通过鉴定的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抽调下乡，分配至米脂县民丰区吕家乡政府做文书。柳青的独特性在于，他兼具革命工作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角色。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工作者，理解党的农村政策，深知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在文学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把翻天覆地时代的风貌表现出来，创作属于自己的史诗。创作《种谷记》，也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构思《创业史》时，并没有将革命理想与文学创作做分离式的理解，而是力图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试图从政治的、现实的、文学的高度去理解人物、塑造人物。1952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柳青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工作，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真正走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不断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终于写出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柳青最清楚农民想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在他的笔下，总是体现出一种理想的追求。这，也许就是一种崇高追求。  《创业史》问世不久，赞誉之余，也有不少理性的批评。譬如有学者认为：“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的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初读的感觉，批评的多，肯定的不够。因为与柳青有过浅浅的接触，我对这种评价有点抵触。但这是专家之言，我无从置喙。进入新世纪，还有学者认为，柳青只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那种“共同文体”的一个写作者之一。“在21世纪初，《创业史》已经是一部不适合阅读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阅读，是指专业阅读，即以阐释为目的的阅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从当时的学术背景看，这些批评也许不无道理，但从感情上来说，依然觉得有些偏颇。我总是固执地认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影响，是否有价值，应持有两个维度，一是现实维度，一是历史维度。有的作品，当时可能很有影响，但是在文学史上并无价值；有的作品在当时默默无闻，却有文学史意义。如果说柳青的作品只是前者，时代的传声筒，并无文学史的价值，那么问题来了，学术界围绕着柳青《创业史》召开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还有大量的评论文章，特别是新时期陕西文坛上“三棵大树”的成长，都与柳青的文学史价值的讨论有关，这如何理解？我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当代文学渐行渐远。但我意识到，围绕柳青《创业史》的争论，其实涉及很多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 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常常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大而化之。只有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走近真实的历史，所得结论才有可能切合实际。 一个批评家，如果脱离农村实际，或者用后来的眼光看问题，就会觉得柳青笔下的农民过于脸谱化、概念化。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更多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历史比较隔膜。柳青对当年的批评不以为然，说批评他的文章“离开了事实，夸大书中的缺点，又要做出很切实际、全面的样子，想说服别人就有困难”。至于后来的批评文章，已经作古的柳青自然无法回答，但刘可风《柳青传》记载柳青对文学评论的看法，可以视为他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系统看法：“第一，向读者分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技巧，这是很重要的工作。第二，受文学评论影响的主要是广大读者，其次是成千成万青年习作者。不受文学评论影响的是已经成熟的作家。对他们不准确的赞扬能引起他们的反感，不准确的批评，不能动摇他们的创作规划，却能做他们加强规划的参考资料。作家成熟与否，看他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者达到大体一致的较高水平。而无论怎样‘权威’的批评家，在生活阅历这方面，不能和作家相比的。所以对不准确的批评能采取评价的、警惕的态度，这是作家成熟的表现之一。第三，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由它本身决定，批评家的影响是暂时的。任何‘权威的批评家’，虚捏作品的成就或抹杀作品的成就，都是暂时的在读者和青年习作者中有其影响。对文学作品最后的评断是时间的考验。好的作品，总是逐渐被人承认，越来越有光辉的。”他承认文学批评很有用，但是做好文学批评并不容易，要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个方面，都要有较高的水平，才能使自己的理论批评有深度，叫作家信服。什么叫有深度？还是得回到人民的立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册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2）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核心是广大农民，农民是否喜欢，是否支持，是柳青小说亟待回答的问题。他说：“我研究农民为什么劳苦？我研究他们怎么那么爱儿子和土地？”中国农民的苦难与艰辛，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对劳动的热爱，他们的理想，他们力图为改变生活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这些，都成为之后柳青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而这些，脱离了农村实践的理论家，或者远离那个时代的研究者，未必能够有清醒深刻的体认。柳青坚持认为，文学批评、美学研究必须结合艺术创作实践才会有说服力，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指导意义。 在柳青影响下走上文坛的路遥也有着近似的经历。他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最初并没有得到评论界的特别关注，但是广大读者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  2018年，路遥作为改革开放100位先锋之一列入共和国史册，这是国家对他的最好纪念。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说：“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这七个标准，看似简单，其实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路遥的创作符合这七条标准。这里有很多重要的文学经验需要总结。 一个作家的价值不在于他标榜什么，而是他的作品怎么叙写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对社会的观察、对未来的思考。路遥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原则从事创作。我们读他的作品，又会强烈地感觉他不仅仅恪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其中还有很丰富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路遥的作品常常写到苦难，写到抗争，读者在掩卷之余，感受到的是希望，是崇高，是温暖。他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当知道自己重病在身时，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用朝圣般的真诚，带着纯净的心灵投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他说自己就像初恋一样，快接近目标时，幸福的泪水在眼里打转。莎士比亚说，他常常对着悲哀微笑。我们的古典诗歌也常有这种长歌当泣、远望当归的悲壮境界。路遥微笑拈花，创造了文学的经典，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由此想到，文学研究工作者如何成为作家的知音，处理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难题。《文心雕龙·知音》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艺术批评、美学理论可以不在文学现场，可以独立存在。我想，这样的批评，这样的理论，还有意义吗？ 2017年9月，我到雄安新区参加“红色经典与中国文学传统”研讨会，在开幕致辞中，我以孙犁和杜甫的创作为例，说明“红色经典和中国文学传统”看似两个题目，其实血脉相通，气韵相同，都是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展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崇高的情感。譬如孙犁的小说，写的是当代故事，用的却多是传统的手法，洗练、精致、含蓄、优美。白洋淀的芦苇是非常有名的。《白洋淀纪事》多与芦苇有关，主要表现冀中儿女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和淳朴秀美的心灵世界。如《荷花淀》：“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就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又如《嘱咐》，描写一个士兵回家的故事。主人公日夜兼程往回赶，到了村口，却不敢再往前走了，坐下来，抽了一袋烟，抚平一下心情。多年的战乱，他不知道家里的境况如何。待心情略微安定一些，才慢慢走到他熟悉的家门口，刚一推门，他的妻子正往外走。俩人猛一对视，都愣住了。过了片刻，妻子才说“你”，便转过身去，眼泪下来了。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个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竟都浓缩在这“你”字上。八十年代，中国人有一种浓郁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有人曾质疑这篇小说，认为这种描写过于小气，无法叫西方人理解。在某些人看来，只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才叫爱情。孙犁笔下的平凡男女，没有海誓山盟，没有天崩地裂。千言万语，就浓缩为一个“你”字，也许外国人不懂，但我相信，中国人都懂。这才是传统中国人的情感表达。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其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不正是孙犁所写的这种场面吗？多年音信渺然，多年牵肠挂肚，多想马上就见到亲人。但是，谁又能料到会发生什么变故呢？杜甫《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兵荒马乱之际，亲人的消息断了，自从寄出那封信，已经过去十个月，现在反而怕接到来信，就怕凶多吉少。再看杜甫，与妻子儿女分别三个年头后，他终于可以去探望妻小，到家里写下著名的《羌村三首》。第一首写道：“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战争年代，死，也许是一种常态，而活着，哪怕苟且偷安，也不容易，反成偶然。“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深人静，这对饱受磨难的老夫老妻，执手相看泪眼，依然感觉像是做梦一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简单的十个字，蕴藏着多么深厚的情感。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陈师道《示三子》诗：“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皆由此出。这样的笔触，写出中国人美好的心灵，崇高的情感。这样美好的心灵与崇高的情感，不是外在的，而是体现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中，体现在琐碎的生活中。杜甫和孙犁都擅长描写战争中的人情、人性、人格，让热爱和平的人们看到，中华民族虽历尽沧桑，饱受苦难，但从来没有失去自信心。《在文化传承中彰显家国情怀》一文中，我曾引鲁迅先生的话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古往今来，那些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的普通民众，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头讲章，而他们的苦干实干，他们的朴素平凡，他们的勇敢顽强，还有他们的深明大义，都在生动地诠释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家国情怀和不屈品格。在这些平凡的描写中，我又一次读到崇高。  当前，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有三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以丑为美，二是解构经典，三是虚无历史。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上帝创世的神话被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也被质疑。中心没有了，主流没有了，剩下一地碎片。于是，审丑成为时髦。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巴黎圣母院》的主人公相貌很丑，但心灵很美。而今呢，很多作品美丑不分，甚至为迎合世俗口味，哗众取宠，用滑稽戏谑庄重，用丑陋消解崇高，用仇恨虚无历史。 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如《诗经》《楚辞》，伟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等，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等，在标榜“重写”的文学史著作中，或一笔带过，或冷嘲热讽，一些不入主流的作家、作品，反而登堂入室。审美观点不同，评价标准各异，文学史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叙述历史。而我，依然信奉传统的看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听叶嘉莹先生讲课。她说自己回国教书，没有别的目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老人家至今依然在从事着对传统文化的传经布道工作，令人敬仰。《诗》、《骚》、李、杜，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偶像，如果消解掉，我们的灵魂该如何安放？而今，在听起来很好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这些作家逐渐被边缘、被冷落；即便被提及，也不无讥讽。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精神家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颠覆，文学失去了方向。所以，我们呼唤崇高，回归经典，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唯物史观与当代文学批评
- 下一篇：好诗不过近人情——谈谈文学和文学研究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