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蒙当和罗密·施奈德这些昔日欧洲影坛的男神女神们，在加夫拉斯的镜头下，被召唤出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自身拥有的一面。
科斯塔·加夫拉斯在电影界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这一定程度地遮蔽了他作为作家导演的成绩。时逢今年戛纳影展的进行时，这位“导演双周单元”的创始人不久前刚结束在上海、北京两地讲学，比起他在欧洲影坛的“泰斗”名望，他的作品更值得重温，常看常新。
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的“加夫拉斯回顾展”集中放映了《焦点新闻》《特别法庭》《突袭部队》《大冤狱》和《戒严令》等导演的代表作品。这些完成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电影，至今看起来仍有鲜活的历史现场感———观众对历史和真相的渴望是不会过时的，创作者在千锤百炼中寻找到的有力的艺术形态，也没有过时。
电影介入当代史的反思和书写
《焦点新闻》上映于1969年，被认为是这个类型的开山之作，之后近50年里好莱坞和欧洲拍摄同类型的电影，手法都没能超越它，至今仍被当作电影学院的教学案例。如果不熟悉加夫拉斯早年的作品，那么他在2009年导演的《伊甸在西方》看起来更“轻易”些。《伊甸在西方》把希腊史诗《奥德赛》嵌入当代欧洲的语境，男主角埃利亚斯经历了海上漂流、又从欧洲大陆南部的海岸线一路向北、向着内陆漂泊，披阅风霜地到达花花世界般的巴黎，这一路历险和荷马史诗里的英雄轨迹逐一对应，但奥德修斯遭遇的巨人、魔女、幽灵和海妖，置换成消费主义、阶层落差、非法劳工和移民等等当代欧洲焦虑的议题和现实处境。《伊甸在西方》 虽然借用史诗的结构和一个带着高度隐喻色彩的片名，却勾勒出欧洲当下的速写，它和《职场杀手》《资本之战》 等导演完成于2000年以后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当代生活的深入思考，兼具新闻调查的时效感和历史书写的宏观视角。
电影介入当代史的反思和书写，这是加夫拉斯一直以来坚持的创作观念，明确了这一点，回望他从1960-1980年代的创作，就会从影像中辨认出“时时刻刻”进行的历史，它们都是导演在创作时对“当下”的正面强攻，时过境迁，它们沉淀成为历史的另类记载。
代表作《焦点新闻》模糊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只笼统地交代在“一个地中海农业国”，其实取材于当时欧洲某国的真实事件，一个议员意外死亡，正直的检察官冲破重重压力，揭示了这桩“仿佛是意外”的悲剧事件本质是有计划的谋杀。《突袭部队》《特别法庭》和《八音盒》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与二战有关的历史，这些议题设置在创作之时都属于“敏感的地带”，加夫拉斯的创作如同本雅明所形容的，释放了历史的杂音。
加夫拉斯关注的题材并不限于欧洲，1973年的《戒严令》是他对同时期南美政坛风波的个人诠释，通过一桩暴力事件，揭开一层隔着一层的黑幕，创作者跳出二元对立的思路，对当时中南美洲的游击抗争以及大国干预小国的复杂环境给出一番洞彻的观察。获1982年戛纳影展金棕榈奖的《大失踪》也和南美政坛风波有关，在大国和小国之间、不同文化和信仰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中，呈现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困境。
作品从简约的视听和坚实的剧作中获得持续的力量
《焦点新闻》是1970年的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特别法庭》 在1975年的戛纳影展得最佳导演奖，《八音盒》 是1990年的柏林影展金熊奖———如此长的时间里，加夫拉斯的作品质量在欧洲影坛处于第一梯队，这些作品在诞生时，并不显得先锋，甚至是质朴而近于保守的，但时隔多年，它们没有因为带着明确的时代烙印而显得“过时”，它们从简约的视听和坚实的剧作中获得了持续的力量。
“纪实手法”这个笼统的定语不足以形容加夫拉斯开创的这一类影片的风格。正如法国导演布列松在《电影书写札记》里写到的，电影是用于存档的历史学家文献。加夫拉斯的创作，构建了电影和历史之间一种丰盈的、充满弹性的互动关系，在这里，虚构挣脱了人造戏剧的束缚，归于对真实的浓缩。《焦点新闻》在开拍之初完全不被认可，影片完成后，制片一度没什么信心，结果这电影在巴黎上映了44周，在欧洲各地陆续创造票房纪录。回顾《焦点新闻》在半个世纪前的成功，加夫拉斯认为那不是电影技法的胜利，而是因为影片激发了观众的情感。“电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功，但任何一部成功的电影，必然和人们的渴望有关。”观众有逃避现实的渴望，也有走近真相的渴望，面对后一种诉求时，电影成了人群和人群之间的桥梁，成了普通人和历史之间的中介。
在普通观众和历史学家之间寻找电影滑动的位置，这是一场既冒险又严格的寻觅。真实，或者历史，都不是干瘪的，它们注定要落实为丰盈的生命感，体现在电影里，就是挑战世俗审美的表演。伊夫·蒙当和罗密·施奈德这些昔日欧洲影坛的男神女神们，在加夫拉斯的镜头下，被召唤出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自身拥有的一面。导演在他的演员身上无缝对接了现实的痛苦体验和虚构的场域，让人性在现实中不可能的实践在戏剧中实现超越———这不是简单化的“低姿态”或“生活化”表演，那是千锤百炼后的艺术形态，简约，明亮，充满力量。
这个周末，法国导演戈达尔和采访戛纳影展的记者们进行了一次视频对话：“我们创作，是为了填补观众的希望。”加夫拉斯是他的同代人，他们那一辈的导演真是在几十年的风雨中坚持了这点信念。就像契诃夫在 《海鸥》 里写下的这段独白：“问题不在形式是旧的还是新的，重要的是，完全不是为想到任何形式才写，只是为了叫心里的东西自然流露出来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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