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黑豹》已在北美成为仅次于《复仇者联盟》的票房第二高的漫威电影。《黑豹》大部分角色由黑人演员担任，无论情节、场景、服装还是音乐都具有浓浓非洲风情，这种明显种族性和地域性使得该片不再是一部普通的超级英雄电影，而上升到了文化和政治的高度。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评论家、现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人文研究所国际主任的斯拉沃热•齐泽克于2018年3月3日在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发文章，对这部影片做了评析。
他认为该电影受到政治光谱上各方人士的激情欢迎：从黑人解放党到自由派，再到另类右翼的一些代表，如果各方都在同一个产品中认出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这里的这个产品，就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一个包容对立元素的，空的载体。电影讲述国王特查拉带领瓦坎达如何从传统的“瓦坎达优先”的孤立主义，走向一种渐进的、和平的全球主义的故事。但电影所描绘的图景是非常暧昧的，颠覆性的“黑人至上”的文化政治愿景被处理成类似另类宇宙般的存在，对电影之外的现实世界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非洲的美学与全球资本主义无缝衔接，传统与超-现代性也融合到了一起。这证明了詹明信的观点：想象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一个不仅反映、反转或增补现存世界的新世界，是极其困难的。但齐泽克同时又认为，如果我们对电影中代表激进政治的反派角色“埃里克”采取一种细致的、施特劳斯式的解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显白阅读，恢复电影中看似已被排除的政治潜能，把我们引向更深刻的反思。
我们在等待一部像《黑豹》那样的电影，但《黑豹》不是我们等待的那部电影。[我的解读，我参考了Duane Rousselle, Christopher Lebron的影评，并收益于与Todd McGowan的通信。]暧昧的第一个迹象是这个事实，即，电影受到政治光谱上各方人士的激情欢迎：从黑人解放党（他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好莱坞对黑人权力的第一次大声宣扬），到自由派（他们同情《黑豹》的合理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和帮助，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问题），再到另类右翼的一些代表（他们在电影的“瓦坎达万岁”中看到了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另一个版本——意外地，这也是为什么穆加贝在失势前，也说过类似的，关于川普的话）。在各方都在同一个产品中认出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这里的这个产品，就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一个包容对立元素的，空的载体。
电影的情节从许多个世纪之前开始，当时五个非洲部落正在争夺一颗包含振金的陨石，振金是一种看起来可以贮藏无限能量的金属。一位战士因为吃下了含有微量振金的心形草而获得超人的力量。他变成了第一任“黑豹”，把所有部落统一为一，建立了瓦坎达国。数个世纪后，瓦坎达人使自己与世隔绝，而世人则以为他们只是一个欠发达的非洲国家；事实上，他们高度发达，用振金发展出先进的技术。这个起点，看起来已经是成问题的了：近代的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受某种珍贵自然资源祝福，毋宁说是一种乔装的诅咒——想想今天的刚果吧，它是一个失效的“流氓国家”，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它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以及它们因此而受到的，以获取这些资源为目的的残酷剥削）。
接着，电影的场景切换到了奥克兰，这里是现实中的黑豹党（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黑人解放运动，它也遭到了FBI的残酷镇压）的重镇之一。沿着《黑豹》漫画的路径，电影——它从未提及现实中的黑豹党——通过一次简单却同样技艺高超的意识形态操纵，有效地劫持了这个名字，如此，现在，“黑豹”这个字眼引起的第一个联想，就不再是以前那个激进的好战团体，而是一个强大的非洲王国的超级英雄国王了。更确切地说，电影中有两个黑豹，特查拉国王和他的堂弟,“杀人魔头”埃里克。他们各自都代表一种不同的政治愿景。埃里克的青年时期是在奥克兰度过的，后来他成了一名美军特种士兵；他所处的环境充满了贫穷、帮派暴力和军队的残忍，而特查拉则是在与世隔绝的、豪华的瓦坎达皇宫长大的。埃里克提倡一种战斗性的全球范围的团结：瓦坎达应该任自己的财富、知识和权力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所用，这样他们才能推翻现存的世界秩序。与此同时，特查拉则缓慢地从传统的“瓦坎达优先”的孤立主义，走向一种渐进的、和平的全球主义，主张要在现存的世界秩序及其制度框架内行动，传播教育并提供技术援助——同时也要保持瓦坎达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特查拉在政治上的弧形运动，使他成为一个在这两条路之间徘徊，与通常的、超级主动的超级英雄不一样，特查拉心中一直充满了怀疑。而他的对手杀人魔头则永远知道该做什么并做好了行动的准备。
不，《黑豹》不是我们等待的那部电影。它描绘的图景不对劲。迹象之一，就在于电影中两个白人——“坏的”南非人克劳和“好的”CIA特工罗斯——扮演的奇怪角色。“坏的”克劳并不符合给他预定的恶人角色——他太弱，也太搞笑了。罗斯则是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部电影的症候：他是一名CIA特工，忠于美国政府。他带着一个反讽的距离，误打误撞地，以一种奇怪地不介入的方式，参与了瓦坎达内战，就好像他在参加一场演出一样。为什么选择让他来击落杀人魔头的飞机呢？在电影的宇宙中，他代表的，不正是现存的全球系统吗？而且与此同时，他也代表着电影的白人观看者这个多数，就好像在告诉我们：“享受这个黑人至上的幻想是没问题的，我们中没有哪个人是真的受到这个另类宇宙的威胁！”有特查拉和罗斯掌控全局，今天的统治者们可以继续睡安稳觉了。
特查拉一方面对“好的”全球化开放，另一方面又得到了这个全球化的压迫者的化身，CIA的支持，这说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真实的张力：非洲的美学，被弄得与全球资本主义无缝衔接起来了：传统与超-现代性融合到了一起。瓦坎达的国会大厦的美丽景观遮盖的，是马尔科姆·X在以X为姓时追随的那种洞见。通过这一举动，他发出的信号是，那些把非洲奴隶从他们的母国绑过来的奴隶贩子，残忍地剥夺了这些奴隶的家庭与族群的根，剥夺了他们的整个文化生活-世界。马尔科姆·X的使命，是黑豹党的一个灵感来源。这一使命不是要把非裔美国人动员起来，为回归某种原始的非洲的根而斗争，而是确切来说，要让他们把握X提供的那种开放——一种未知的、新的认同（确切的说应该是认同的阙如），而这种认同（或认同的阙如），恰恰是奴役的过程生成的。这个X，这个剥夺了美国黑人的种族传统的X，也给了他们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他们去重新定义（重新发明）自己，去自由地形成一种比白人号称的普世性更为普世的新认同。（众所周知，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的普世性中找到了这种新认同。）马尔科姆·X给我们上的这一节珍贵的课，被《黑豹》给忘掉了：为获得真正的普世性，主人翁必须先经历失去他或她的根的经验。
因此，看起来，一切也就变得清楚了，这也就肯定了詹明信的坚持。他认为，想象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一个不仅反映、反转或增补现存世界的新世界，是极其困难的。不过，这部电影也提供了许多妨碍这种简单而明显的解读的迹象——使杀人魔王的政治愿景极端地开放的迹象。如果我们试着以利奥·施特劳斯阅读柏拉图和斯宾诺莎作品以及弥尔顿的《失乐园》的方式来解读这部电影，那么，我们就能恢复这种看似已被排除的潜能。
一种细致的，施特劳斯式的解读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的迹象上，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必须把明面上的理论立场的等级，颠倒过来。比如说，尽管弥尔顿遵循教会的官方政党路线并谴责撒旦的叛乱，但在《失乐园》中，他明显是同情撒旦的。（我们还应该补充，这种对“坏的一面”的偏爱对文本的作者来说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没有关系的；结果都一样。）对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的终章，《黑暗骑士崛起》来说，不也一样吗？尽管贝恩是钦定的恶人，但电影中也有迹象表明，贝恩，比蝙蝠侠本人更像主角，他是被扭曲为恶人的，电影真正的主人翁：贝恩做好了为自己的爱牺牲自己的生命，做好了为（推翻）他认为不义的东西而赌上一切的准备，这个基本的事实，却被贝恩破坏性的恶的表面上的、相当荒谬的迹象给遮蔽了。
所以，回到《黑豹》：哪些迹象能让我们认出，杀人魔头才是电影真正的主人翁呢？这样的迹象有很多：首先，是他死的那一幕，他宁可自由地死去，也不愿被治好、在瓦坎达的虚假的充裕里苟活。杀人魔头的遗言的强烈的伦理影响，立刻就消除了那种认为他只是一个恶人的想法（的有效性）。之后是一个温暖得不同寻常的场景：垂死的杀人魔头坐在山上的悬崖边，观察着瓦坎达美丽的日落，而刚刚打败他的特查拉，则沉默地坐在他身边。这里没有仇恨，只有两个政见不同，但基本上说是好的人，他们在战斗后享受他们最后的时刻。这一幕，在以残酷地毁灭敌人为高潮的标准动作电影中，是不可想象的。单是这些最后的时刻，就足以让我们怀疑对这部电影的显白阅读，把我们引向更深刻的反思了。
译自Slavoj Zizek, “Quasi Duo Fantasias: A Straussian Reading of ‘Black Panther’”, 原载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quasi-duo-fantasias-straussian-reading-black-panther/。
（转载自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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