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1948年生，文艺评论家，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主席团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评论作品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第四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等。
2023年末，毛时安度过了自己又一个重要的人生时刻——“呼唤真诚——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作50周年暨舞台艺术评论研讨会”召开，高朋满座。
习惯参加各种作品研讨会的毛时安，这一次角色“翻转”，从台下走到了台上，被推到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诚惶诚恐之余又百感交集。
50年来，毛时安做过很多工作，经历过很多岗位，唯有写作贯穿了这半个世纪的悠长岁月。他始终勤勉、真诚地写作着，横跨文学、美术、戏剧、影视、音乐、舞蹈等多个领域，撰写了大量有力度、有深度、有影响力的评论作品。
这一切的源头，也即最早对于写作的景仰，来自父亲嘴边的一句民间俗语：“你有力千斤，我有笔如刀。”它刺激了毛时安幼小的心灵，“朦胧中我知道，写作是有用的”。
50年后，写作确实向他证实了某种程度上的“有用”：让他完成了自己少年时期的两大人生志向，一是改变命运，二是报效祖国；除此之外，写作还慷慨地“附赠”了另一件重要的礼物：
这位在上海文艺繁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从不缺席的“在场者”，以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发现与呐喊、在上世纪90年代的转身、在新世纪的深入以及在新时代的沉思，勾勒出上海文化发展至今的一条完整线索。
转机
周末周刊：早在1973年，您就发表了第一篇美术评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您是怎么起步的？
毛时安：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喜欢语文。但“文化大革命”让我的大学梦破碎了，1967年，我高中毕业后到厂里做了一名木工。
在那个看不到黑暗隧道尽头、人生最低谷的至暗时刻，拯救我灵魂免于堕落的是音乐、文学和美术。
我抄写一切从眼底经过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海涅、拜伦、泰戈尔、贺敬之、郭小川……我把自己的手抄本装订成册，一本本设计封面、画插图。苦恼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月亮、流云、星光唱歌，还学习各种技法吹口琴。
那时，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句话，据说是托尔斯泰说的——但我后来怎么也没找到他是在哪儿说的。那句话是“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这句话支撑了我：首先，不会永远这样；其次，好起来是有个过程的。
周末周刊：幸运的是，人生转机的到来，似乎比想象的更快。
毛时安：是的。其实，到了“文革”后期，人民被压抑已久的文化精神需求已经开始萌芽，民间私下创作的小说、诗歌、绘画、歌曲开始在地下广泛流传。为了适度满足人民正当的文化需求，群众文艺和专业文艺开始慢慢恢复。
1971年，我参加沪东工人文化宫的革命故事学习班，担任了杨浦区工人革命故事组组长。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大批当时被下放被打倒的艺术家，还参与了音乐书籍的编写。
但我发表的第一篇评论却是美术评论。1973年5月，《美术资料》创刊号发表了我和上海十五中学语文老师忻才良为油画《铜墙铁壁》写的评论。
周末周刊：在发表文章难如登天的当时，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大事。
毛时安：50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来组稿的画家叶文西，这位上世纪40年代初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的老革命，戴着一顶当时非常罕见的鸭舌帽。他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是我一生见过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
50年过去了，回头看当年文章，虽然稚嫩，大体还看得下去。半个世纪，我初心未改，把自己的全部几乎都献给了文艺评论。
明亮
周末周刊：1978年，您30岁，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校园氛围是怎样的？
毛时安：当时，国门刚刚打开，各种思潮走马灯似的纷纷登台亮相。人们的思想也像夜空里的火花，灿烂明亮。
我记得，在一栋教学楼里的中文系、历史系较劲似的成立自己的学生社团，把大家稚嫩大胆的见解贴在楼道的黑板报上。年届古稀的老教授们像年轻人一样，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哲学系有冯契教授，中文系有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历史系有吴泽、陈旭麓，真正是“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周末周刊：对您影响最大的老师有哪几位？
毛时安：在大学里，我最幸运的是遇到了影响自己人生的三位老师：徐中玉、钱谷融和齐森华。
齐老师给我们讲授古典文学。他善于在同类型母题的作品中比较分析，显现出作品独有的艺术特色。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是同代人。他俩治学个性鲜明，性格截然不同，但相处融洽，配合默契，对我们影响很大。
徐先生积极入世，字里行间充满了忧患意识。他做的是“济天下”的学问，提倡顾炎武先生“为文应力求有益于天下”的主张，处世办事精干练达，刚正不阿，不徇私情。事关事业、国家，他敢于直言，不畏风险，是我接触过的前辈学人中最敢于讲真话的人。
如果说徐先生代表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儒家入世的精神，钱先生身上便更多一些道家逍遥出世的风度。他九十多岁时还会和弟子坐在阳台上，在阳光里棋枰手谈，然后像孩子一样悔棋重来。
作为一名学者，他不是徐先生那样的苦修派，而是才子型的。他很少强迫自己写文章。他的文章也像他的生活一样从容自在，是那种娓娓而谈游刃有余的风格。包括轰动一时的《论“文学是人学”》，照样写得湖水一样波澜不惊。他是那种在学院中很少见的以艺术感觉的敏慧见长的学者。他用艺术的感觉品尝生活，又用散淡的生活心态看取艺术。他是能把艺术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台词感受到极致的人。他给我们上《雷雨》课，两小时听得我们津津有味，似乎还没有开始却已经下课了。
周末周刊：在校期间您就开始发表论文，崭露头角，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毛时安：徐中玉先生做系主任，做了几件事。第一，定点培养。如果你有才华，对某个专业感兴趣，又通过了考试，那就跟着某位老师，老师会像带研究生一样带你。我后来就跟徐先生和陈谦豫先生做古代文论的研究。第二，免修考试。某个课程你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不上，像我就免修了文学概论课。第三，就是鼓励写文章，并以论文作为考核依据之一。所以，我是同届中最早发表论文的学生之一。
1981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现实主义的局限和现代主义的崛起》，提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样式有它的局限性，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思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周末周刊：这个新动向是如何捕捉到的？
毛时安：我在学校里广泛接触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心理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各种思潮，受到了浓郁的学习和自由思考的气氛的刺激。
对于新鲜的东西，我仿佛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总觉得一件新事物出现了，就必须有人去呐喊。后来，应当时的《美术》杂志编辑栗宪庭之约，我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充实，又在《美术》上发表了，在美术界引起了轰动。
1985年，上海美协酝酿召开以海派为主题的研讨会。在筹备过程中，原先计划的配合性的“中青年画家观摩展”也渐渐浮出水面。
为了办好这个画展，从1985年7月开始，前前后后举行了七次研讨会，我都参加了。至今我还记得，那年夏夜，我们在上海戏剧学院那栋典雅的镶着黑色鹅卵石的楼里讨论筹备画展时的情景。
会议的气氛非常庄严。大家慷慨激昂地表达着各自的想法，一句句一声声，漂浮在有点昏暗的灯光中。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要做一个有想法、有探索、有艺术格调、有学术品相的画展，而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画展。大家还为画展想出了一个明亮而富有意义的名字——海平线。
我特别感谢时任美协主席沈柔坚的信任，他决定由我这个刚刚入会没几天的新会员为这个当时很重要、日后在美术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画展撰写序言，让我参与、见证了这个中国新时期美术艺术创新的高点。
鸣锣
周末周刊：国门打开后，春风不仅吹拂了美术界，文学界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回归文学评论老本行，您有哪些发现？
毛时安：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工作，陆续参加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文学研讨会。那个时代的文学十分真诚，洋溢着青春气息和狂飙突进、打破禁区的时代精神，涌现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流派。当时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新笔记体小说”，被文学界广泛接受。
周末周刊：这一时期上海涌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叶辛、王安忆、孙甘露、赵丽宏、叶永烈、陈村、程乃珊、孙颙、俞天白、陆星儿、王晓玉、王小鹰、竹林、殷慧芬……他们的背后，少不了文学评论家的鼓与呼。
毛时安：同一时期，上海出现了一批包括许子东、吴亮、程德培、蔡翔和我在内的青年评论家，以《上海文学》为主要阵地，为新时期文学登上历史舞台“鸣锣开道”。我还在作协工作8年，为许多老中青作家组织了研讨会。
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完成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评论让当时初出茅庐的程乃珊成为文学界的一颗新星。
程乃珊出身名门，有很高的文学、音乐修养和外语造诣。从1979年发表处女作开始，她的小说就带着上海“上只角”社会生活的痕迹，贯穿着一种淡淡的信仰意识。
这一时期，广大读者已经习惯了主流的工农兵文学，但时代也进入了冰河解冻的时期，上海“上只角”居民和他们代表的那种文化，也渴望在文学这个“镜像”中看到自己，渴望得到时代的承认和接纳。
1984年，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独特的生活画卷》一文，通过我的评论把程乃珊的文学价值更清晰地传递给读者。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作家论，也是程乃珊小说的第一篇综合评论。令人高兴的是，第二年程乃珊的小说和我的这篇评论同时获得了上海文学作品奖的肯定。
周末周刊：作家与评论家是互相促进、互相成就的。而文学界的“冰河解冻”也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从点到面的推动。
毛时安：是的，当时我有个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们已经站在新时代的门口，僵化的文学史应该追随时代变化。
1988年我到《上海文论》担任副主编，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约请陈思和和王晓明主持推出“重写文学史”专栏。过去，对于文学作品，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政治性，对艺术性不甚重视，因此，艺术上比较粗糙的一些作品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现在应该用更宽阔的视野来观察文学史，对重要作品、重要现象、重要作家进行重新评价。
所以我们北上京城，召开了重写文学史的研讨会，王瑶、谢冕、何西来、吴泰昌、钱理群、陈平原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气氛极为热烈，对我们的主张既有认同也有碰撞。
我们随后推出了专栏，历时一年半，发表重评文学作品、思潮和现象的文章几十篇，全国上下随之呼应，引起了学术界、思想界的轰动。“重写文学史”由此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和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学实践。
立场
周末周刊：1997年起，您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创作中心主任，主抓上海文艺创作。身份的转变给您的文艺评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毛时安：参与到上海的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来，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我看到了更加复杂、在现实中运行的文学艺术运动过程，这帮助我走出书斋里的经验哲学，摆脱了容易简单化、理念化、绝对化的弊端。
我在文化局工作了六七年，看了几千台戏，有时候从早上看到夜里，经历了一出戏从创意开始，剧本提纲、初稿、修改稿、进入排练、正式演出的全过程。像京剧《贞观盛世》，光哑排、小响排、大响排、坐排、彩排……前后看了不下十遍。
因为参与了创作实践，我进入了艺术创作的深层次，知道我们的创作到底面临了什么样的实际问题。
周末周刊：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改革大潮的袭来，当时戏剧界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面临着观众流失、创作受限、入不敷出等困难。
毛时安：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市场化商业化的时代，文艺也必须面对社会、面对市场。我自己身处其中，知道转型期的艰难，知道每一台剧目出来都很不容易，非常能体会他们的甘苦。
2002年，文化部在厦门召开全国文艺创作工作会议，我找到文化部艺术司司长冯远，通过他向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反映了基层院团生存、演出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实际困难。每次出席重要的座谈会，我都会为文艺院团、为艺术家的生存困境大声疾呼，对不符合艺术规律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和建议。
周末周刊：您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是什么？
毛时安：我是主张市场和经济效益的，也主张文化可以有产业成分，但我不主张简单、绝对的产业化、市场化。当时文艺院团改革，流行一个口号叫“养事业不养人”。但事业是人做出来的，没有人何来事业？文艺事业还是要以人为本。
我的一个基本的文化立场，就是关注艺术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品性。艺术如果没有精神品格，不能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不能让人有美的感受，其他的价值都是子虚乌有。如果文艺简单地市场化、产业化，艺术家一定会在金钱面前迷失方向，艺术一定会陷入“三俗”。
周末周刊：这是否也是催生出您后来那篇文艺评论《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的动因？
毛时安：这篇文章发表于2004年，是在陈思和的督促下诞生的，我借这个命题集中谈了自己那几年对一些文化问题的思考和忧虑。
为什么悲剧没有眼泪、喜剧没有笑声、正剧没有意义？我把当时的戏剧创作的普遍问题归于三个“缺”。一是大量缺血，与现实生活疏离隔阂，血脉不通；二是缺钙，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三是缺乏想象力，艺术的翅膀难以飞翔。这引起了众多文学家和戏剧家的共鸣。
周末周刊：忧思过后，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您对上海文化的总体判断是怎样的？
毛时安：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感受到上海文化是有底气的。上海文化自信的底气来自海派文化的创新求异、江南文化的悠厚底蕴、红色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力量。所以上海总是会在国家文化发展最需要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推出“爆款”，比如《繁花》。
我是小说《繁花》最早的读者之一，也是最积极的推荐者之一。电视剧《繁花》在开年之初火爆，尤其振奋人心。《繁花》有其突出的上海性和时代性特点，在当前文艺创作陷于同质化的时候，它与此前获奖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一起，预示了将上海性和时代性相结合的文艺作品创作的前景。从《长恨歌》《繁花》《千里江山图》三获茅盾文学奖，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艺术的上海城市书写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
期待
周末周刊：50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您的文艺评论之所以能持续输出并产生影响，原因何在？
毛时安：我觉得关键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场”。在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考和评论的资源，在场也促进了我的思维始终保持一种向前的、青春的、有活力的姿态。
第二就是“立场”。我原本就不是一个很极端、很偏激的人，跟随徐中玉先生学习后，更受儒家影响，强调中庸之道。所以我的评论从来不是所谓的“酷评”，也不是一味的夸赞之词。中庸之道使我的写作虽无大红大紫的显赫，却也无大起大落的苦恼，在评论的路上我走得很扎实、很长远。
周末周刊：在数字时代，每个观众、读者都可以通过网络即时给作品评分、发表观感。相较而言，专业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现在哪？
毛时安：网络评论是观众对作品的第一印象，是忠实的，也是即兴的，代表了大众的普遍倾向。但普通观众并没有掌握一定的理论工具，这些评论的启发、引领作用是比较弱的。
我自己撰写评论时，会尽量多看几遍，会尊重大众的感受，但一定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我也非常在意文艺评论写作的风格化，评论的语体、节奏，与评论对象风格的对应性等。
周末周刊：在您看来，优秀的文艺评论、文艺批评是什么样的？
毛时安：是具备独立品格的文艺批评，是有自己审美发现的批评，总是能发人所未发，揭示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作品特色，或某种具有规律性的看法，给人启发。
优秀的文艺批评，是能对艺术家创作发生作用的有力量的批评。因为你有独特的艺术发现，包括对其局限不足的指出，会对艺术家今后的创作产生影响。就如别林斯基以他对时代和文学的视野之于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如叶圣陶对巴金的发现、巴金对曹禺的发现，如当年茅盾先生以自己创作实践积累的文学经验之于茹志鹃及当时的年轻作家……
周末周刊：您和同期的文艺评论家们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文艺批评之于文艺发展、之于时代的关系。在当下这个时代，文艺批评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
毛时安：我们这一代做文艺评论的人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也深切地认识到，虽然我们受到了完整的教育，但我们的学术准备是不足的，虽然后来全力以赴地补课，但毕竟先天不足，还是经常觉得无法胜任这个时代所要求文艺评论承担起的职责。
关于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今天是一个文艺众声喧哗特别需要文艺批评的时代，也是一个文艺批评闪烁无定相对缺失的时代；这是一个文艺创作数量空前繁荣、人们对文艺批评抱有极大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文艺批评自身陷入判断迷茫令人失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文艺批评从未有过的可以大展身手的时代，也是一个文艺批评信誉相当低下的时代；这是一个文艺批评应该令人瞩目的时代，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备受轻慢的时代。”
我不否认，现在文艺批评正在陷入一种怪圈。许多重大艺术项目艺术活动和媒体在利益上达成了一种同盟。正是这种驱动，干扰了批评保持公正中立的客观立场，成了为某些艺术演出和文化活动评功摆好的吹鼓手，无法发出公正的、专业的、实事求是的声音。
当然，我还是充满期望地期待着，把健康的、理性的、讲真话的文艺批评，纳入上海城市精神建设之中，为不断开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新局面、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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