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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男性写作者，郑在欢涉足女性经验无疑是一次艰难而波折的尝试，但“旁观者”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冷眼，反而使他确立了克制的原则。 《雪春秋》是“90后”写作者郑在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位女主人公大雪、春蓝和秋荣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她们都出生于河南农村，度过了压抑、失落的童年，后来主动或被迫辍学，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如果说，郑在欢的小说集《今夜通宵杀敌》等具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气质，那么《雪春秋》则一改语言风格，用现实的辛酸和哀痛将读者包裹。 在作者笔下，我们能看到三条绵长的河流，它们代表着三位女性的生命历程。在她们的童年时期，三条河流各自流淌着，似乎互不干涉，但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进入城市后，大雪成为柜姐，机缘巧合之下被男人包养，陷入了有钱无爱的孤独心境；春蓝进入工厂，被高负荷的工作压得气喘吁吁；秋荣一心求学技术，辗转于理发、按摩等行业，在追寻自我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当大雪和春蓝在生活中沉沦时，秋荣出现了，她的乐观和坚强感染了二人，使她们也走上追寻自我的路途。三条河流交汇了，并义无反顾地向着广阔的海洋奔涌而去。小说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女性突破茧缚和自我独立的故事。 小说有意与一个经典的文学母题相呼应——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早已在他的演讲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即两种可能：“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造成这种可悲结局的是经济不自由。但在当代语境下，经济问题不再是使“娜拉”堕落的唯一因素。在消费主义、金钱主义的影响下，崇拜身体的观念膨胀到一定程度，劳动的意义遭到消解，抓住机遇似乎胜过踏踏实实干活，这便导致好逸恶劳的思想滋长。大雪的堕落其实与经济困难无关，而是源于社会价值观所造成的惰怠。当她发现无法在已有家室的男人那里获得安全感和情感慰藉时，她陷入了迷茫和孤独。而在春蓝的故事里，经济的重要性得到重申。当秋荣提出开美甲店时，春蓝没有足够的资金入股。她的大部分工资存在母亲那里，需要的时候却要不回来了。她决定走进母亲所期盼的婚姻，以此来换取“自由身”。这一切完成后，她与丈夫离婚，也得罪了娘家人，抱着孩子坐上了前往城市的列车，这时候她获得了经济独立。这种“出走——回来——再出走”的叙事结构，是对鲁迅论断的反复确证。 作者在题记中写道：“雪，冬天的产物。四季无常，初春，深秋，亦见雪。”“雪春秋”是三个女孩的名字。这意味着三人的命运是相互交融、渗透的，她们的故事并非独立存在，而具有一定的互文性。作者以一种近乎游戏的方式设计目录——“雪春秋”三字经过排列组合，形成棋盘式的格局——进而改变了常规的章节排布形式，将三个故事交织起来叙述。这使得三位女性的不幸相互交融，成为一种更普遍的不幸。进入城市后，女孩们所从事的职业几乎可以囊括当代进城务工女性的全部选择：收银员、厂妹、服务员、洗头妹、按摩师、美甲师……通过将普遍性融入写作，小说的枝蔓延伸至现实的各个角落。 如果大雪和春蓝代表了一种“普遍性”，那么秋荣则属于“特殊性”。小说的亮色是秋荣带来的。秋荣在美甲店上班，那是她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三人相知相识的场所。三个女孩出现在同一个故事里。她们互开玩笑解闷，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成为了异乡难得的好朋友。在故事最后，三个姑娘合资开了一家美甲店，店名为“三姐妹”，这既是其友谊的见证，同时也树起一座里程碑——她们不再受原生家庭束缚，不需要牺牲人格以获得经济自由，实现了真正的女性自主。从大雪的出走到“三姐妹”开业，作者传达着一种期待：在女性追寻自我的道路上，同性结盟是必要且孕育着强大力量的。 当掌声消退之时，我们再返回去冷静地审视这些角色，会发现秋荣并不真实。与难以割舍家庭的春蓝相比，秋荣从一开始就坚定、清醒、独立。春蓝选择回家结婚，固然是为了拿回存在母亲那里的钱，但根植于她内心的东西——对家庭的依恋、对权力（父母）的妥协和对社会伦理的忌惮——却在隐隐作祟。当小说中出现了秋荣这种义无反顾的角色时，春蓝“回去”的理由便站不住脚了。在这个意义上，春蓝是否比秋荣更真实？前者身上闪烁着万千生活在中原大地的女性的影子，而后者更像是一个被刻意塑造的觉醒女性——一个出生于农村、成长于破碎的重男轻女的家庭、低收入、低文化水平的女性，竟然对事事看得极其透彻，并且可以毫无压力地选择不结婚，这是否有悖常理？作者是否为了完成女性“解放”而牺牲了部分真实性？ 作为一位男性写作者，涉足女性经验无疑是一次艰难而波折的尝试。但“旁观者”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冷眼，反而使他确立了克制的原则，始终悬着一颗心写作——“更加小心地体会，并注意距离”。小说所采用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是限制性而非全能性的。当讲述童年的故事时，文本中弥漫着独属于儿童的懵懂；当主人公步入青春期，春心萌动时，我们能察觉到青涩的困惑；当大雪被男人包养、彷徨而不知生命之意义时，我们又能扼住一丝忧郁气质。从童年、青春期到成年后，从女孩到女人、母亲，叙述者的口吻变化着。在有区分度的文本中，我们能触摸到一条贯穿女性成长之路的节奏错落的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