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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夏，北京酷暑难当，在环路上开车，车载电子屏上时常显示车外温度42℃，如此高温让人惊惧犹疑：果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承受地球环境恶化的后果。白露之后，一场秋雨姗姗而来，算是“天凉好个秋”了。年月更迭，俗世生活在烟熏火燎中细水长流，人在时光中生老病死，一场瘟疫、一段高温、一次飓风或寒流，这些会让人真切地体验活在具体当下的困厄，世情、人情和人性也在变与不变之中盘桓回旋。老子曾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在时光中目睹人类的所有行径，沉默而淡然。人往往也漠然失语，人的无言更多是因为身处时间之流，很难分辨宇宙、时空、生活、命运之于人类的真正意义。随着高科技日渐进入人的历史、当下乃至未来，人类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质变。文学作为最古老的艺术方式之一，依然在时间之流中颠簸流浪。同时作为审美的形式，文学和一路狂奔的现代社会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人是这种张力的制造者，也是承受者。 一 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关于“人”的叙事一直是文学写作的重要命题，发现人、摹写人、赋予人性以丰富深刻的内涵，无疑是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外文学关于“人”的叙事，从史诗英雄、浪漫抒情主人公，到典型人物、圆形人物、多余人、变形的人、分裂的人……这些对人的文学性叙事无疑体现了不同时代文学对时代和人的认知和理解。关于典型人物和圆形人物，诸多学者已经有了很多经典论述。前者指揭示出社会关系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和本质方面的人物形象，是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特质的集中概括与提炼；后者是指文学作品中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是多义与多变的，是文学对于人性多面相考量的回应。随着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这两类人物写作的技术和理念已经被吸收和借鉴到对于现代人的更为多元的摹写中，它们已经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多余人形象最早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出版之后，“多余人”这一称谓开始流行。多余人形象还包括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这些人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环境优裕，受过良好文化教育。他们秉持理想，不满现实，却远离生活，缺少行动，大多在优柔寡断和愤世嫉俗中虚度一生。多余人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被称为“零余者”，郁达夫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大多被称为“零余者”，还包括鲁迅小说《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伤逝》中的涓生，以及巴金《家》中的觉新等。他们是一些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痛恨世道浇漓，遭受社会挤压，渴望改变现状，却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反抗往往也是扭曲、变态的。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和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不同，他们更多是作家面对自我精神困境时的一种自叙传，表达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沉郁的精神世界。中国现代文学“零余者”形象正是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包含着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积贫积弱的痛惜，一如《春风沉醉的晚上》结尾主人公的呼喊：“祖国，你强大起来吧。”由此，这些零余者的自叙传在文学叙事层面映射出对于民生之艰的同情，对于国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呼号，叙写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情感状态。 当下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日渐强大，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资本、高科技和经济高速运行的环境中，中国现代个体产生了深刻的质变。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体味最深的就是“急遽的变化”，高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存让人变得焦虑、抑郁，进而丧失对于生活本身的体悟和感受。整体的社会情境如此，文学写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去再现、表现和呈现这一变动的时代以及质变中的人。表现在创作上，现代性向内转的文学叙事更加注重人性内在区域的挖掘和表现，人性的幽暗地带、人在物欲世界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挣扎等等，由此文学写作更侧重于对于时代庸人的摹写与刻画。由此，本文希望探讨近现代文学写作从多余人到时代庸人的一些因缘关系，以及是否能从时代庸人中看见时代中的“这一个”——独异个人，从而发现时代新人。 二 现代小说向内转，后现代小说碎片化，由此它们与传统文学的宏大史诗风格以及特定时代风俗史、文化史的意义和价值相去甚远。然而对于当下写作来说，现代、后现代写作方式和前面诸多写作潮流一样，都已经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文学写作身在传统之中，也承受着沉重的影响的焦虑，尤其在多元化、大众化、知识信息更为平权化的时代，文学写作的方式更为多样，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的写法和技术，在写作文本中交叉重叠出现。“怎么写”的问题没有那么纠结了，“写什么”似乎更能考验一个作家的智商和判断力。当下写作中出现了更多对于时代庸人的叙事，“灰、颓、丧”的失败者充斥着文本空间，冷硬荒凉的内心世界爬满了蝂，蝂们则在物欲的沟壑中蹒跚而行。时代庸人——究竟是作家的想象，还是时代的自画像？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情境整体上日渐丰裕，另一方面现代个体生存却日趋单向度。现代化让更多人衣食无虞、生活便捷，同时人们为较为充裕的物质生活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追求高效、利润而非创造性，人们做的事情往往不是自己喜爱的事情，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人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机械刻板的工作，而放弃更具有创造性和精神性的活动。现代社会在提供安逸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异化了作为个体人的精神和情感——单向度、物化的人越来越多。异化成为一个巨大的黑洞，吸纳着走向现代的人们。高速的同质化的生存让现代生活本身乏善可陈，一如欧美国家文学写作者所遭遇历史终结之后的困惑。然而，历史远未终结，随着文化、宗教冲突的日益凸显，恐怖主义、难民潮、瘟疫、核问题等等，历史在新的丰富性上延续。但是这种新的历史丰富性大多和已经安于丰裕社会日常生存的普通人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往往是媒体所报道的现在进行时“远方的故事”，现代人对于“远方的故事”也缺乏宏大叙事的热情和想象。 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介即讯息，这带来现代社会碎片化的文化形态。碎片化的同时，又渐渐被一种娱乐至死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左右。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说：对于物质生活的沉溺会怎样地腐蚀一个社会的公共文化？人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人日益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与此同时，现代人因其对于外界时空和内在自我更为深入的了解，否定权威，解构传统、宗教、哲学乃至科学等等。然而解构的结果并非获得了完满自足的自我，相反，个体人在更多维度上变得犹疑和茫然。“我是我自己”似乎是一个现代性魔咒，现代人在论证自我合法性的同时，又陷入“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等无限循环的自我怀疑中。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杂糅一体，启蒙叙事远未完成，比如生存艰难与人性尊严依然是个体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人们早已坐着欲望号列车行进在娱乐至死和肉身的物质主义享乐之中。当批判现实主义衰微，远未建立起一整套现代社会的道德、伦理、文化和审美尺度的时候，所谓的现代都市生活依然流行着熟人社会和权力本位的法则，身体进城和精神乡愿并行不悖。在文学和文化中，则用现代主义的荒诞解构式微乡土的贫穷苦难，用消费主义豢养下的自私功利去解构古典美学的崇高、优美和庄严。中国当下现实的复杂性远非历史终结的单一，而是在日常生活渐渐趋同的过程中，各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元素前所未有地膨胀、扭曲和变形。 从文学内部来说，传播媒体的多元互生，让文学成为最具原创性的文本，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原创的难度。中国白话文学在经历一百多年的写作实践之后，当下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写作活跃期。网络媒体时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日渐普及的现代教育，大众娱乐水准的写作不再为作家专有，现代白话文学开始成为平民大众都可以操作的一种写作方式。现代文化普及之后带来的大众化倾向，一方面表明时代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平庸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作家也在平面化的生存实践中日益消沉，作家传统意义上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份遭到质疑。作家更多成为一种职业，写作上的无创新也隐含着一种才华上的平庸。由此不难理解，平庸个体的大量出现恰恰是现代社会给予个体更多资源和自由的专利，同时也是大众化、娱乐化和单向度生存的后果。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再有更多个人的、家族的、家国天下的理想抱负，个体的平凡和庸常是自主选择的过程和结果。由此当下文学叙事中出现众多的时代庸人，他们是当代生活的主流群体，同时也是沉默的大多数。时代庸人并非作家的想象，而是充斥着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现实和真相。 现代文学更多表现出向内转的趋势，这种内转趋势和人类自我探索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相关。人的丰富性内涵又和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这种成长关乎器物层面的体验、生命感知的敏锐度、时空尺度的拓展，更关乎精神和情感的超越性。现代社会给人的内在成长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阔大的自由度和空间，也因此出现了人对自身价值和意义更多的质疑和解构。 三 如何通过对时代庸人的叙事发现时代新人？如何在时代的平凡个体中发现属于时代的“这一个”？在一个价值和意义日渐被消解的时代，在时代的“这一个”人物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自我、他者与世界之间的更多富有象征性的关系，探讨现代人如何面对人性的弱点和单向度的生存，以及如何更积极地探寻、体悟与建构现代个体的丰富的精神情感内涵。 近期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和曹雪芹《红楼梦》这两个经典文本做了比较性阅读，从写作者的角度多次重读经典文本，并且和当下社会现实的各类生活面相、人物行径以及思潮风尚进行一些跨时空的解读，发现两位作家笔下的时代庸人和时代新人之间往往有着颇有意味的对应。 福楼拜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现代小说的开端，《包法利夫人》被认为是“非人格化创作”的开山之作。尽管福楼拜不愿意被归入任何写作流派，他的后期写作时常还是被认为是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情节淡化、主题绝望和人物荒诞。后世作家评论家从左拉、萨特、普鲁斯特到罗兰·巴特都对他的小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福楼拜生活在法国19世纪中叶，彼时巴黎市区正经历着大规模改造，出现了宽敞笔直的林荫大道、巨大的商场、华丽的歌剧院、环境优雅的公园。巴黎成为世界商贸中心，举办各类大型国际博览会。政要名流、商人巨贾乃至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层出不穷。由此可见，小镇上的美女爱玛是那个时代毫不起眼的一个普通女性，从平庸的女孩到平庸的女人，除了具备比其他女性更多的自私、虚荣和浮华之外，爱玛就是那个时代的庸人。然而福楼拜在强调“作者退出作品”的同时，他又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正是在这样既融入又退出的状态下，《包法利夫人》成为现实主义经典中的经典。正如学者布吕纳所言：“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包法利夫人》在写作技巧和人物形象上，无疑都暗示着那个时代某种风气的开始；同时福楼拜笔下女性对于浮华、虚荣的致命追逐，暗合着1848年革命结束之后法国第二帝国繁荣却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爱玛作为一个庸常女人链接的恰恰是那个时代庸夫俗子的生存现状，爱玛的行径放大了人性的弱点，揭示了时代的庸常和鄙陋，因此她恰恰是那个时代的新人（当然也有福楼拜自身悲观主义的人性关照，毛姆就对此提出过质疑）。对于以后的时代来说，爱玛的行径、性情和品行恰恰成了许多女性现代生活的真实写照。基于当下时代更多的人性弱点，以及饕餮难遏的物欲，我们在理智上排斥包法利夫人，而在隐秘的内心却对她倍感亲切。 谈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个危险的话题，却依然让人有冒险的冲动。曹雪芹（约1715年—约1763年）生活在雍正到乾隆年间，适逢封建帝制回光返照之际。康雍盛世昌明隆盛，金陵之地富庶繁华，荣宁二府诗礼簪缨。在如此社会文化情境之中，读四书五经，走仕途经济，是那个时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标配，名人名臣如张廷玉、纪晓岚、刘墉等等走的就是这条路。即便如曹雪芹，在家道没落之后，最终也要拜谒权贵，在衙门里找个小差事糊口。然而曹雪芹究竟是写出了贾宝玉这个时代的孽子。贾宝玉富贵风流，不通人情世故，无意于科举功名，是个在大观园里厮混的败家子。在那个充斥着达官贵人、名将贤臣的社会里，贾宝玉无疑是个时代庸人，却也是那个时代和文化孕育出的新人。这类新人给那个追逐功名利禄、令人窒息的时代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息。贾宝玉这个形象放大了那个时代个体对于功名利禄的厌恶，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追求、对女性的尊重，以及性灵才情对于人之为人的重要性。尽管《红楼梦》更多被看作一部世情小说，人们或许更认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价值观，热衷于讨论贾家大家族的衰败，探究发生在荣宁两府隐秘的情事和狗血的家长里短，我们依然会讨厌贾宝玉的“厮混”与“没出息”。他作为时代新人，似乎只能隐入熟人社会和世情物欲的烟尘中，然而，我们却不能想象没有贾宝玉的《红楼梦》。如果抽去贾宝玉这个时代庸人，整部《红楼梦》显然就没有了最核心的根基——曹雪芹作为一个经典作家对于所处时代的深刻体悟与观察。他将众生相放置到情思饱满的文本中，在对世道人心和风俗伦理的浮世绘摹写中，儒释道浸淫濡染着每一个人物，太虚幻境和大观园在真假莫辨的叙事中，凸显着亦真亦幻的审美境界。宝黛爱情的感伤之于老于世故的世情文化，宝玉个性化的天真追求之于仕途经济的生存哲学，才情青春之于洪荒宇宙……这些无不凸显出时代庸人贾宝玉的可笑、浅薄与无知。然而贾宝玉感伤的、天真的、属于人的追求无疑是令人动容的，这样的人不属于曹雪芹的时代，同样地，可能也并不属于两百五十多年后的时代。现代人的生活更为庸常，审美更加粗陋，在金钱、权力、物质欲望操控的时空里，感伤的、个性的、天真的人依然是匮乏的。 四 通过《包法利夫人》《红楼梦》的比较性阅读，可以看出：福楼拜创造了包法利夫人，刻画一个女人追求情感的极端盲目和追逐奢侈享乐的非理性。爱玛身上承载了属于物质主义时代的人性弱点，而她恰恰暗示着一类时代新人（包括未来时代）的生存状态。对于福楼拜这样悲观主义的写作者来说，生活是世上最罕见的事，大多数人只是存在，仅此而已（王尔德语）。可能我们并不喜欢包法利夫人，却对福楼拜的笔力敬佩有加。曹雪芹熟谙富贵权势者的生存法则，但他却讲述了贾宝玉贪嗔痴中的感伤与天真。无能的时代庸人贾宝玉恰恰是生活着的人，是尊重内在自我选择的时代新人。由此可见，爱玛们行进在时代庸人的巨型矩阵中，而宝玉们则对时代流行的风气、文化、价值观念有所保留，在快速前行的矩阵中纠结、挣扎乃至抗争。对于现代人来说，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时代庸人，不一样的是，平庸的个体是否能够看见自己的平庸、浅薄、无知和盲目，只有看到个体作为庸人的存在，现代人才有可能发现时代新人，从而能够从庸常中脱身而出，做到个体的平凡却不平庸。 近半个世纪，中国当代写作最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重建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时代庸人——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生存状态更多进入文学叙事，由此试图完成新写实所未能完成的对于现代中国人世俗生活精神特质的呈现，寻求中国现代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意义和价值诉求。然而在物质欲望的凌迟之下，碎片化和单向度生存造成的日常——灰、颓、丧似乎成为时代中人无法摆脱的宿命。想起席勒《现在这一代》（1796）中的诗句：“从前也都像现在？/我不能理解这一代/只有老年人年轻/而青年已衰老。”现代性的后果让青年人拥有了苍老的灵魂，灵肉两端的异化让现代人的无根之旅更加步履仓皇。文学写作从英雄人物、抒情主人公，到典型人物、圆形人物、多余人、物化的人、碎片化的人，向内转的文学叙事急需寻找足以象征当下时代的时代新人。与此同时，文学的意义和使命是通过文学审美让碎片化的人回归到人的完整性。在时代庸人的巨型矩阵中，作家们有责任去发现属于时代的“这一个”人物，以幽微而体贴的文字穿透现实，抵达对于现代人的本真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