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疾》是作家杨遥的中篇小说精选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6个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隐疾》《英雄李育民》《北京刮大风》《入海口》《流年》。多部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收获》《芙蓉》等刊物，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转载，足显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 6个故事分别写了父子、朋友、熟人、异乡、过往和理想。寻常人，寻常事，既不惊天动地，也不聒噪闹腾。写得不疾不徐，细节满满，极有耐性；看得平静清晰，如临其境，若有所思。
“自传”性小说创作体验
讲好故事，对小说家来说是手拿把掐。但以“自传”的方式讲故事，杨遥深谙其道。比如，在《父亲和我的时代》，除了写“我”和“父亲”的关系，还写“父亲和我”和时代的关系，时代和传统手艺的关系，作家创作和民间直播的关系等。文中，“我”是作家，正在创作小说《隐疾》，“关于《隐疾》又完成了一次修改，成了5万多字的中篇，却还不是很理想，哪个地方差点什么。想到有段时间没见父亲了，便带着稿子回了老家。”“我给父亲讲起《隐疾》。父亲的两只脚泡在盆里一动不动，像盆里泡着两块石头。”“我开始集中精力再次修改《隐疾》，父亲的视频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听着他们的歌声，我觉得以前的视野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隐疾》。” 至少《隐疾》提到4次，成为推动剧情的一条暗线。在小说推进中，读者不禁好奇，《隐疾》到底讲的是啥，这两个故事内在有哪些相通之处？
当你看完《隐疾》会发现，普通人不仅在跟着时代奔跑，还跌跌撞撞为了生活奋斗，多少艰辛，多么不公，他们都不曾放弃，心存梦想。于是要去看《北京刮大风》《入海口》，去看《英雄李育民》和《流年》。作家是在为普通人立传，在写“自传”一般认真的态度，在书写描摹周遭的人。他笔下的人物，不仅鲜活生动，且自然亲切，近在咫尺。
2020年，是杨遥创作的丰收年，他在京读鲁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期间，“写完了一部长篇，三部中篇，以及几个短篇。《父亲和我的时代》就是其中一部。”《父亲和我的时代》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并被《小说选刊》转载。这部小说的开端，最初萌芽是“源于父亲给我打的一次电话。中间的细节，有些来自生活中的父亲，有些来自采访中的事情，我把它们综合到一起，力求做到真实自然。”
同年，《隐疾》在《芙蓉》发表。这里面也有他的影子，出生在晋北雁门关外的他，对长城熟稔于心，文中，主角朱青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爬长城……
专注小人物的酸甜苦辣
《隐疾》描绘了朱青、阿天等底层人的现实焦虑。隐疾，莫名有种痛感。隐，蔽也，既有藏匿、隐忍之意，亦有怜悯、忧伤之意。痛，或许不是一种病，但一定隐藏在身体的某一处，时而隐隐作痛，却无法言表。 生活是如此具体，柴米油盐，父母乡村、朋友婚姻等问题，一个个生猛而直接，扑面而来，无处躲藏。作者聚焦在女性裸露的脚踝上，冷不冷，到底冷还是不冷？冷暖自知，那些困惑和不解，那些尊严和未来，那些高深和浅薄，就那么具象地呈现，焦虑无从不在，有些欣喜，有些无奈，甚至是纠缠不休，其中有城市的、乡村的，有前卫的，有落后的，身处其中，像极了一团乱麻，理也理不顺，妥协之外还有抗争，文中人物鲜活的，冒着热气，行走在当下这个时代。
其实，我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小人物。上有老下有小，有成长烦恼、升职焦虑、家庭琐事等，大同小异，司空见惯。小说家要像戴着透视镜的医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生活还是同样的生活，小说家的高明之处在于，眼光犀利地、敏锐地发觉到背后的暗流涌动。他独具慧眼，小说写的仿佛在拉家常，东家的孩子要结婚，西家的女儿一天天长大，几个朋友喝着酒唱着歌，释放着对生活的抱怨，讲述着对未来的期待……
他耐心地讲着故事，可读着读着，隐约感觉，实际上在讲一些道理，又没有明说。生活中无非就是那些事，他没有多少技巧，就是摊开了给你看，让你自己去思考……文学是对个体处境和社会最鲜活的映照，是属于内心情感的特殊知识。需要小说家的透视，让读者感知到，有所思、有所悟。
“仿佛若有光”的价值传递
杨遥是个有耐心的人，笔下人物过着底层普通的生活，但再难、再逼仄，再被逼到绝境，都能葆有向上的力量。“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英雄李育民》中，普通人李育民要每天骑车80里去上班，并不影响他梦想做“英雄”。他婚姻不幸，到外地打工、当了村委会主任“除了忙村里的事情和去镇政府开会，其余时间还是种地，打零工。”穷的“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洗头发，还是用洗衣粉。”作为法人签字卖掉学校后，半天不吭声，“我离开时，他却说，我有罪！”以为只是自责，没想到他用了“最后一招”——大钟下吊着一个人，风一来，他的身子荡几下，钟便响几下……文末“他尽管一时糊涂犯了错，但不会一直错下去，他把名誉看得重于一切，乃至于为了纠正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英雄比普通人，不就是只多那一点点东西吗？”
看杨遥的小说，总有一些怅惘，有一丝叹息，却说不清楚，五味杂陈。仿佛，他写的便是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带着一股熟悉的，有些厌弃却难以割舍的情绪。作家阿来说，写小说要寻找到一种腔调。我的理解是，用什么样的情绪去叙述一个故事，是一个故事能否好看的关键，这在考验一个小说家的能力。或者说，这决定了小说家的高明与否。
杨遥的小说中，天然带着悲悯、自嘲和向上的力量。悲悯是底色，行文中流露出嘲讽和冷眼旁观，但说到底，自始至终都有着朝上生长的劲头。这一点，与杨遥自身的经历和气质极为相似。
王菲的一首《流年》，在杨遥笔下，幻化成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狭路相逢，不能幸免地纠缠在一起的曲线。文字中充满对光阴、年华的叹息，也夹杂着对生命中无法摆脱宿命的抗争与屈从。逃不开的，挣不脱的，便是命中注定，必将被接纳的抛物线。小人物也有理想，为梦想而拼尽全力。但在柴米油盐中，加州的阳光、星光大道，一点点被消磨殆尽。这就是现实，而非理想的匮乏。
即便如此，杨遥的小说极少颓废，像极了手脚并用，跌跌撞撞，摇摆却坚定前行。社会或许有隐疾，个体或许有矛盾，但那些小人物身上，都自带奋斗的基因。他没有夸大苦难，没有贬低奋斗，每一个人都有自我的困惑和生命的轨迹，悲悯是救赎，也是一种尊重。
正应了杨遥的名言，一切向上的总会汇合！
在《北京刮大风》中，保姆陈继清与鲁迅文学院有多次交集，在杨遥心中，那是个神圣的地方，却并非不可企及，那是生活的方向，也是文学的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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