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期刊杂志、互联网和各种新兴媒体的合力下，有关“青年”的话题被反复提及、制造和包装，与之相关的青年精神、青年生存图鉴乃至青年文学都成为讨论的热点。在文学领域，“青年写作”也成为了重要议题，在“众声喧哗”的文学场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青春之风”。
纵观百年新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学与青年之间始终存在紧密的联系，进步的、向上的、革命的青春勇气与新文学的蓬勃气质也有着天然的联结。在《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组织的关于青年写作的“同题共答”中，面对“青年写作”是否属于“新潮流”的问题，作家和评论家们都认为，“青年写作”伴随着“新文学”的诞生而来，李敬泽更是将其概括为一个“现代性照耀下的‘老话题’”。
既然，“青年写作”并非一个新话题，为何却在当下受到如此密集的关注？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变化和更迭的“青年写作”，是否在当下还存在别样的历史意义？观察近几年的作品可以发现，个人化的片段描绘、呓语式的语言方式以及焦虑、迷茫的精神特质似乎已经成为“青年写作”挥之不去的标签。在各种讨论会上，时代视野的狭窄、历史意义的缺失和对现实观照的匮乏也常常被视为青年写作的不足。虽然这些要素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反映一些青年写作的特质，但是，依然有许多青年的写作关注历史向度的挖掘，以多种形式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
地方史与精神原乡
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用“恋地情结”来描述人类与其生活环境间的情感纽带。段义孚关注人的经验世界与环境的关系，关注人情、人性乃至人的终极命运。在他看来，“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是一种长久的依恋关系，有利于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安全感的营造。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有着鲜明的地理坐标，如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王家庄之于毕飞宇、拉萨之于马原……通过对这些地标的描绘，作家的情感图谱也得以徐徐展开。
近年来，青年作家们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尝试。他们从故乡入手，将情感、记忆与风土人情杂糅在一起，展现大历史背景下的地方变迁。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等小说集中所收录的故事大多带有着强烈的东北地域色彩。作者擅长以悬疑案件为切入，重回20世纪90年代的工业化语境，书写一代下岗工人的生活困境。《跷跷板》以“我”和“我叔”的两重叙述话语形成了代际间的对话。小说通过破旧的厂房、高耸的铁门和断裂的门锁重回九十年代的改革语境，以冷硬的意象组合回溯一代人的命运转折，同时通过铁玫瑰、跷跷板等意象，给故事营造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当跷跷板下的骸骨被挖出，浪漫终被血色笼罩，小说的冷冽氛围也更加浓厚。《光明堂》以一张艳粉街的地图导入，经由少年张默的漫游讲述两代人层层交织的命运。当工人们的共同信念随着改革的大潮随风而逝的时候，改名为“工人之家”的“光明堂”试图重新汇聚人们无处安放的精神信仰。但是，在小说的最后，光明堂随着林牧师的死在大雪中轰然倒塌，短暂的精神寄托也随之中断，人们陷入了普遍的失语状态，不得不再次退回到艳粉街的深处。
双雪涛借由对地域的独特感知理解历史，以东北的时空记忆为线索，刻画铁西区的下岗工人群像。在他的笔下，与地方命运紧紧相连的个人命运，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有力的注脚。虽然他们的痛苦与哀愁在庞大的城市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但当个人汇聚为群体，艳粉街所承载的群体之痛终将抵达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而父辈们所承载的地方记忆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班宇则从城市与人的关系入手展开他的地方叙述。在《逍遥游》《冬泳》《铁西夜曲》等小说中，班宇以火车站、体育场、游泳池、卫工明渠等城市地标，建立起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叙述视角的切换，父辈与子辈的故事层层相连，经由现实的阵痛抵达历史。与此同时，班宇还擅长以方言拓展地方的文化空间，并以诗性的表达呈现城市深处的历史痕迹。
与双雪涛、班宇相比，四川青年作家周恺的地方书写显然带有更大的历史野心。他的长篇小说《苔》从四川嘉定的地方缙绅李普福家族入手，展开了一段长达20余年的历史书写。小说描写了一对兄弟的不同命运，被抱养进入李家的李世景成为家族的继承人，而留在农民家庭中的刘太清最终变身为山匪。在描写人物命运的同时，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科举、保路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被渐次编织入李氏家族的故事之中，权力的更迭、新旧秩序的转变、家族的兴衰都在两兄弟的生命际遇中徐徐展开。在故事的主线之外，小说还填充着丰富的民族传说、民间故事和民俗特色。这些繁密的地方细节，经由茶馆、酒肆、烟馆等颇具特色的地方空间，通过乐山方言传达出来，凝练为一幅活泼而丰满的地方志，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民间的表达。
这些青年作家的地方书写，从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经历出发，从细节出发，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了可贵的现实性与当下性，抵达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共振。
“在岛屿写作”——个人与历史的对话
2022年以来，江苏卫视的纪实类节目《我在岛屿读书》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纪录片以一间“岛屿书屋”为原点，邀请作家、编辑等爱书人为嘉宾，共同分享阅读和写作的经验。这个节目的命名恰到好处地切中了读书和写作的状态——如岛屿一般，孤独的、悬置的、陌生的，但又充满着各种思考和可能。在《扬子江文学评论》组织的同题共答中，作家孙频也将当下的青年写作状态称为“岛屿化”，即作家在各自的领域中以基本隔绝的状态写作。虽然孙频不太认可这种“岛屿化”的写作方式，但她也承认，在岛屿写作是一个动态的成长过程，作家们在不断地调整、变化，小心翼翼地探寻写作的多种可能。
从孙频自己的创作来看，这种“岛屿化”呈现为深入人物内部的挖掘，通过对人性的深层思索寻求一种历史的张力。在《光辉岁月》中，孙频借梁珊珊求学、工作的经历回应着不断变化的历史。梁珊珊似乎一直在受着时代的捉弄，在分配工作、遭遇下岗，重回校园的过程中感慨着“人生虚妄”。恰逢千禧年的发展大潮，梁珊珊成为了一名金融从业者。这一次，她谨记时代的物质底色，不断地迎合时代的主潮，却又遭遇了金融危机，一夜破产。梁珊珊再度重回校园，希望通过再次提升学历留在知识的岛屿，可是毕业后却因年龄而错失就业的机会，最终回到故乡，成为了一个有博士学历的县中教师。梁珊珊将校园视为岛屿，总是在受到挫折之后试图返回这一精神家园。但是，随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坍塌，梁珊珊终于放弃了，她不再追逐历史的步伐，而是不断后退，退回到长满葡萄藤的故乡。
周嘉宁的《了不起的夏天》回到了2001年的那个令全国沸腾的申奥成功夜。小说以数次和奥运会有关的记忆，回顾21世纪初期的历史，思考充满震撼的集体性的情绪。在秦的青春记忆中，这种非凡的激动所造就的庄重感和肃穆感，成为“不可复制的朴素，甚至纯洁”，成为今后漫长人生中反复回味的历史时刻。在21世纪已经过去20多年的现在，似乎少有作品关注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往往被视为当下，在文学史的表述中也常常被含混地带过。事实上，这20多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何面对这段历史，又如何看待一个个辉煌的历史时刻，或许是青年写作值得挖掘的方向。
三三也是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深入的人性探索见长的作家，她在《晚春》《唯余荒野》《凤凰于飞》《恶有恶报》等小说中，借由死亡切入，以人生经历、成长际遇勾连家族史和社会史，提供了别具风格的“城市异境”。三三小说充满着冷酷、阴鸷、暴虐的场景，《唯余荒野》中的早娘和《凤凰于飞》中的包外婆，以决绝的姿态亲手破坏了生活的秩序，而《晚春》中的雅红的日常行为也透着阴郁、暧昧而危险的气息，传达着作者对生活的质疑和不信任。同时，三三还擅长使用历史元素增添小说的厚度，如孟婆汤、补天的传说、聊斋故事和《凤凰于飞》的歌词，都显示出作者与历史对话的尝试。
幻想、寓言与历史的多重分身
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如何展开历史叙事，已然面临着困境。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经反复书写，已经很难再去发掘新的美学维度。面对这一问题，一些青年作家选取了别样的形式，如寓言、口述故事或是科学幻想，借此重新触碰历史的肌理。
路魆的《夜叉渡河》重回古典小说《聊斋志异》的传统，书写家族的夜叉传说。爷爷是夜叉的后人，因为这一异类的身份屡遭欺辱，弟弟坤葬身水中，父亲也在寻找弟弟的途中失踪，夜叉抓人的可怕宿命一直在这个家族中循环。小说中，真实的历史与传说故事不断交错、重叠，呈现出一幅亦真亦幻的鬼魅图景。小说采用《易经》中八卦的名称给主角命名，强化了故事的传统特质，而阴阳八卦的转换又暗示着因果的颠倒，给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早在《暗子图谱》中，路魆就试图将聊斋故事加以现代加工，小说将传统文学中的“山魈之子”与现代剧场、霍尔姆兹共鸣器和镜庄等现代元素相联系，建构了充满幻想的叙述体系。路魆的历史表达并不刻意，他更擅长在颠倒、怪诞的叙事中营造一种独特的美学氛围，并将历史要素自然引入，从而达多重的审美体验。
陈春成的《竹峰寺——钥匙和碑的故事》也提供了这种亦真亦幻的历史体验。幽林中的古庙，充当桥面的石碑，以及代表故乡和童年的钥匙被一同藏起，但这种隐匿的状态却指向了历史的永恒，而作者也在其中找到了抵御无常的力量：“只要我不去动它，它就会千秋万载地藏在这碑边，直到天地崩塌，谁也找不到它。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确定无疑的事情有这么一两桩，也就足以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了。”而在《〈红楼梦〉弥撒》《传彩笔》和《音乐家》中，陈春成同样从历史维度寻求一种超越时代的艺术永恒，他以幻想的形式创造出被不断重写的《红楼梦》、无字的笔记本和藏在箱子里的萨克斯，试图让它们成为能够对抗时间与权力的象征物，最终达到宇宙意义上的永恒。
在青年文学创作普遍呈现出细节化、碎片化、个人化等特质的同时，还有很多青年作家们在努力绘制更为广阔的文学图谱。为了克服相似的城市生活经验所带来的同质化的创作困境，他们再次回到历史之中，从地方、故土和个人的情感联结中寻求创作的突破，在对精神原乡的建构中寻求个性化的符号和图腾，从有限和局部出发，书写无限，在处理个人的历史、记忆和困惑的同时，营造了多重历史维度的文学空间，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青年创作图景。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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