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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讲好陕西故事 要做很丰富的阅读和生活准备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华商报 陈春平闫文青 参加讨论


    
    [摘要]2015年,惯常于戏剧创作的陈彦出版了第二部小说《装台》,这是他继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之后的又一力作。
    陈彦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
    这从他近年来创作的被誉为“西京三部曲”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剧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把一个个陕西本土故事,讲得恢弘大气,从容感人。
    2015年,惯常于戏剧创作的陈彦出版了第二部小说《装台》,这是他继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之后的又一力作。今年1月,中国小说学会公布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装台》入选年度5部长篇小说排行,位居榜首。紧接着,在“中国好书”评选中,又被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
    从戏剧创作到长篇小说创作,陈彦成功转变了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一如既往地吸收人。
    陈彦的作品里讲的或许是一户山民的故事,一个西京城里的故事,但其实也是在讲一个陕西的故事,一个中国的故事。
    小视角也能看到大映象
    小人物里有很多十分挺拔伟岸的脊梁
    华商报:您所讲的故事大多着眼于小人物、普通人物,比如《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和《装台》中的刁顺子,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持守正道,以顽强和坚韧面对生活的困苦,您为何总以这样的视角切入?
    陈彦:因为我对他们熟悉,作家最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可能得心应手。我们创作,总是希望透过现象,看到社会与人生的本质,小视角、小切口,未必不能看到大映象,关键是看我们是否洞穿了我们所书写的生活。如果熟悉的仅仅是表象,写出来的也仅仅是表象,书写的意思也就不大。在一个以精英主导着社会话语权的时代,小人物往往成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其实小人物里有很多十分挺拔伟岸的脊梁,一个又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就是这些脊梁撑持起来的,而这些细胞,这些脊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只要正视他们的存在,你就能在其中发现正道、持守、坚韧、奉献、牺牲、利他、仁爱、包容、责任、担当,这些精英词典里的生命活体注释。
    华商报:看过您作品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无论在戏剧创作中,还是在小说里,您都是一个擅长于讲故事的人。您觉得,把一个个陕西本土故事讲好有哪些前提条件?
    陈彦:戏剧的特性,就是要会讲故事,让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感,融入到精彩的故事当中去。但有一点,不能为故事而故事,把故事讲好,讲精彩,正是为了更好地传达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知,进行有吸引力的发言,如果一味去编织故事,而放弃了对历史与现实本真生命的关切,勘探,那这个故事的精彩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很可能是胡编乱造。我想小说也是一样,尽管有多种写法,但注重故事性,依然应该是它重要的创作原则之一,世界文学经典,绝大多数都证实了这一点。你即使有再深刻的社会思考,人性拷问,历史把握,哲学观照,没人有兴趣翻阅,也总是个事。无论要写好陕西故事、还是中国故事,还是人类故事,前提是要把它搞懂了,要做很丰富的阅读准备,还有生活准备,除了这些,好像也再没什么好办法。
    
    应注重文化产业集合效应
    陕西还需要提升按规律演进的历史动作
    华商报:从《西京故事》到《装台》,你在戏剧与小说两个领域都获得了专业与读者的双重肯定,这在当下颇为不易,其中的创作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循?
    陈彦:不敢这么说,只能说有一部分观众、读者抬爱而已。要说规律,就是老老实实地去写,不赶热闹,不追风潮,首先看这活儿,我能拿动不,拿不动,不敢硬拿,会出笑话的。《西京故事》是我把这群人追踪了很多年,才下笔的,先写了舞台剧,觉得了解的生活库存,只动用了一部分,还剩了好多精彩的东西,有些不舍,就又搞成了长篇小说。《装台》的生活,是我在文艺团体工作二十几年的总积累,准备写它,也有八九年的时间,因为我还有其它工作,创作时间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其实业余有业余的好处,你可以通过多姿多彩的生活视阈,打开更广阔的生命天窗。业余写作的特点,就是活儿干得慢一些,不过,慢有慢的好处,回嚼的多,有些地方就能琢磨得深入些、细发些。总之,我的个人经验是,创作得把所有的热闹、急躁、欲望、活动都关在门外,用无形的绳子把自己捆起来,捆扎得越死越好,有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自己捆起来的粽子,没有人能帮了你的忙,也不要说你有多苦多累,关紧你的门窗,把苦和累诉说给自己听,能最终解开绳索搭救你的,只有你自己,那就是把那个要你命的作品完成了。
    华商报:陕西拥有厚重的文化资源,但在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转化上,似乎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在您看来,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影响力?
    陈彦:这是一个大题目,陕西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因为我们是文化资源大省,我们没有开挖的资源还很多,需要进一步进行整体谋划,科学谋划,按文化事业发展规律谋划,按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谋划,可以是历史断代式的集中推出,文学艺术、文化事业产业整体发力,比如说对周秦汉唐文化的一个全面助推。北京就比较注重对明清文化的篦梳、打理。这几年,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陕西是有起色的,但沉睡着的还很多,比如民间文化,还处于地摊状态,没有形成像云南民间文化那样对全国乃至世界的冲击力量。还有关中文化,资源十分丰厚,哪一个宝藏开挖出来,都是能形成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文化事业产业集合效应的。山西对晋商文化就做了有响动的集体出发。我们还需要提升按规律演进的历史动作,而不是无处不在动弹的热闹活动。
    
    文化自信在于有持续的后继力量
    有经得起生命质检的优秀成果积累
    华商报:今年,您的《陈忠实生命的最后三天》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也成为陈先生最后时光的珍贵纪录资料。在您看来,作家该如何找到在大时代中的定位,又该如何纪录这个时代?
    陈彦:陈忠实先生在这方面是个典范。一部《白鹿原》,被誉为民族秘史。陈忠实是不可模仿的,甚至包括一切作家,几乎都是不可模仿的,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生存环境不同,认知事物的天赋灵感与后天生命介质不同,因此,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我们只能高扬他的文学精神。每个作家的写作,其实都在寻找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定位,也在不同程度记录着这个时代,可以是深度的,广度的,也可以是迂回、策应的,总之,要根据自己的天赋与生活积累、读书思考积累去记录。
    华商报:你曾创作过电影剧本《司马迁》,也对玄奘的传奇充满兴趣,但从西京故事三部曲到《装台》,这些年呈现在观众与读者面前的更多是现实主义的题材,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你是如何做出自己的创作选择的,接下来你的创作计划有哪些?
    陈彦:我始终有现实题材创作的冲动,所以就在这方面写得多一些,我也有历史题材创作的准备,那要看时机。我们生在当下,总是想对当下发言,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我们的欢乐痛苦,我们的感奋悲愤,我们的挚爱憎恶,我们的倾慕鄙视,我们的高蹈悲悯,重重叠叠,日月交错,想放下这种思考,书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正在写作的一个长篇,还是现实题材,叫《主角》,不一定能写好,但写得很认真,放不下。
    华商报:在创作戏剧与小说时,都能感到你对创作内容与技法的自信和表现力,你觉得作为一个文化大省,陕西该如何能够坚定自身的文化自信,真正讲好属于陕西的故事呢?
    陈彦: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文化大省之大,在于自己要有扛硬的东西,无论哪个领域,一提起来,都可以如数家珍。陕西在这方面,是有自信心的,但如何在新的文化建设中,继续、或者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有精神定力,需要我们戒除躁动、浮华,需要尊重规律,需要呵护人才,需要敬畏,需要沉潜,需要寂寞,需要守常。文化自信,自信在我们有持续的后继力量,自信在有真正经得起生命质检的优秀成果积存;陕西好故事,好在千锤百炼的锻打、淬火之中,好在经久不衰的内外皆认的生命流播形态。
    陈春平/文 闫文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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