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藏族作家阿来创作的小说《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被称为“山珍三部”，小说“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①，来揭露自然生态所遭受的种种破坏，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其中《蘑菇圈》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进入了文学评论界的中心视野。不同读者对“山珍三部”的解读，有从现代主义思想意识出发的，也有以藏族传统民俗及宗教文化为落脚点的，更多的则是站在生态审美的立场对作品进行多重剖析。这些声音有利于构建丰富的解读话语，并延伸出关于作品多种意义的探析。但回到作者的创作初衷，《三只虫草》重点是写消费社会重塑的城乡关系，也即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之后完成的《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也遵循相同的创作思路。②由此可见，仅仅使用生态批评或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聚焦作品的生态审美意识或民族文化景观，无形中忽视了作品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因此需要运用其他方法构建一条新的路径直达创作思想的内核。
从作品文本来看，“山珍三部”揭示了人们在现代社会消费主义文化和传统思想观念间的两难境地，无论是桑吉逃学挖虫草，希望攒到钱给奶奶治病，给姐姐买新衣，还是斯炯一如既往地守护着神秘的蘑菇圈，抑或是王泽周的父亲拆掉辛苦建起来的家园，卖给收购柏木的老板，都是一面想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一面又无法放弃自我而彻底为金钱所奴役。在小说的叙事世界中，传统与现代、金钱与人心、个体与群体之间既存在对峙、分裂的状态，也有统一、融合的状态，这种多样且复杂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为消费主义浪潮中的拜物狂热。作者以虫草、松茸、柏木为叙事对象，串连起了人采摘、加工、买卖、消费自然产物的过程，展示了人如何将自然产物变成商品。成为商品的自然产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改变之所以具有深刻意义，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经济、生产力与劳动者的发展。若要对作品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就需要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作品叙事，展开客观、全面、细致的文本剖析。
一
“拜物”与“拜物书写”:概念厘清与内涵构成
“山珍三部”的叙事世界是一幅消费主义文化席卷整个社会的图画，很多人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几乎是无可选择地走向了逐利，乃至因逐利而构建的社会关系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部分，被金钱欲望掩盖的愚昧、阴暗甚至罪恶折射的正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成千上万根虫草聚集在某个大人物的地下室，它们都是官员们从下往上层层进献的 “贡品”；几块钱的松茸辗转多处后卖到上千元的价格，但获利最大的永远不是辛苦采摘和守护它们的村民；因异族身份受到轻视的木匠像“工具人”一样为老板制造藏式风格家具，但在金钱之外他并未获得真正的尊重。村民与城里人在商品交易上的不平等正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缩影，作者阿来认为，“对于乡村，或者对于边疆地带，其实在商业链条上就是对它的盘剥。这种盘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城市对乡村的盘剥”③。边远地区与繁华都市的反差形成了中心与边缘二元对立格局，经济发展成为重塑城乡关系的原动力，然而在重塑过程中，部分地区的“盘剥”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严重，成为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普遍情况。
三部小说中有多处细节表现“盘剥”，“盘剥”与“逐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究其根源，正是人在消费浪潮中的疯狂拜物。拜物助推了消费主义文化，消费主义文化使持有不同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的个体产生矛盾和冲突，传统的自然生态观念在与现代的拜金主义、逐利思想的对阵中溃败。
理解“拜物”概念需要从经济政治学角度对作品内在意蕴进行解读。“拜物”一词在不同的学科理论中存在多种释义，有必要对其词义展开溯源和辨析。在宗教学理论中，“拜物”指人对具有神秘力量的物进行崇拜的行为，充满唯心主义色彩的拜物行为是宗教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心理学理论中，弗洛伊德提出的“恋物癖”在英译时使用的是 “fetishism”一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表述则是 “commodity fetishism”。尽管表述相同，但恋物癖(fetishism) 与拜物教(fetishism) 在内涵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异。“恋物癖”在精神分析语境中指用身体的部分或物品等来替代性对象的特殊心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提到的“拜物教”则指向社会批评，揭示的是掩盖在商品下的社会关系实质。进入“山珍三部”的文本，“故事进展到这里的这个时代，人们拜物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疯狂程度”④。这里的“拜物”显然不能用心理学理论进行阐释，所以应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厘清“拜物”概念。
第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当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就不可避免地拥有了拜物教性质，而劳动的社会性质在商品进行交换时就显现出来了⑤，更重要的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遮蔽了作为商品价值之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量的关系加以比较与计量，而且可以通过抽象物以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抽象物便是货币”⑦。商品标价越高，商人获利越大，商品生产中的人变得抽象化。当消费者的需求转向了虫草、松茸和岷江柏时，这些自然物产将变身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消费者向出售者购买它们来实现个体的自我满足。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出售者都被裹挟到商品经济浪潮中，“拜物”意味着人在消费中所进行的金钱和精神“献祭”。
第二，在藏族原始宗教的神灵崇拜文化中，藏民们以山脉、水系、动植物为崇拜对象，并形成了对山神、水神等自然神灵的供奉，在崇拜自然神灵时又带着敬畏感，就如桑吉母亲说的那句“山神有一千只一万只眼睛，什么都有看见”⑧，这种心理特质隐藏在藏族文化根性之中。但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宗教拜物所表现出的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特征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遑论与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直接的密切联系。与宗教拜物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拜物”概念则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去除了落后愚昧的外衣，拜物教获得了普遍性：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仅控制着原始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它在今天的社会中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人与社会现实，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⑨。
第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生产者、销售者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制造出潮流，强有力地影响了消费者，使其难以控制冲动消费，并表现出“消费拜物”的特点，包括容易相信关于商品的宣传话语，对商品的功能认识存在较大的误区，热衷于追逐消费潮流，期望以个人购买力来彰显自身价值。“消费拜物”作为拜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指向的是具体且实际的消费行为，而“拜物” 则侧重在现实背景下综合地、全面地观察整个社会大生产过程，“消费拜物”不能完全体现社会经济活动中荒诞而现实的浮生万象，所以不能简单将“消费拜物”等同于“拜物”。
厘清了“拜物”概念后，需要对“拜物书写”内涵有所界定。首先，应当避免以宗教文化作为起点，把人的社会活动单一地解释为宗教崇拜，否则讨论空间将萎缩至人对物的崇拜以及由此衍生的精神性的想象与阐释。其次，小说人物并非处在封闭停滞的环境中，应当以现实社会为背景来剖析他们的成长变化，否则，将个体话语当作叙事进程可能导致遮蔽社会化、现代化等问题。最后，将自我意识的叙写放置在主要落点上，毫无疑问将带来片面与偏狭，现代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消费文化对边缘区域持续性输入，悄然作用于个体的身份标识、自我认同和价值取向。“拜物书写”是在文学表达中进行社会政治经济维度的解剖，有着更宏观的探索视野，“山珍三部”中桑吉家所在的牧民定居点、斯炯生活的机村、王泽周成长的村镇，都是既存在前现代的保守落后，又遭遇后现代消费主义流弊的当代藏族居住区，可谓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搁浅在后现代的历史里”⑩，从这历史里剥离出的种种现实暴露了被金钱利益侵蚀的世道和人心。“拜物书写”并非仅围绕物的价值、人的思想以及自然的生态，它还涉及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领域，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人、物、自然的流变轨迹进行叙写，在现代的、开放的、多元的社会形态下，将聚光灯投向已经被消费主义文化入侵的地域，尽管城乡地理距离得益于交通发展已变得不再遥远，但经济、文化、精神之间的距离却并未相应缩短。
二
拜物书写中的商品化、符号化与空洞形态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消费主义文化盛行，通过消费满足个体的物质需求被视为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自然产物被发现、被采摘、被定价、被交易，从此不断辗转，一路奔向市场，有赖于交通和储存技术的完善，商品的地理位移越来越远，各种附加成本不断增加，例如《蘑菇圈》就非常细致地展示了蘑菇的商品化过程：“早先，蘑菇是机村人对一切菌类的总称”⑪，人们用牛奶烹煮蘑菇，“更多的意义，像是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丰厚的赏赐。然后，他们几乎就将这四处破土而出的美味蘑菇遗忘在山间” ⑫。蘑菇最初没有被分类，对人而言也只是一种可饱腹的食材，但当蘑菇可以用来换钱后，机村村民放弃了食用蘑菇，转而以蘑菇换取经济收益。随着商家的大肆宣传，蘑菇的营养价值不断被神化，其价格也随着越来越大的需求而疯涨。蘑菇变得不再是蘑菇，它们被分门别类，其中最值钱的蘑菇——松茸，从山间到了村外的汽车站市场，又被运到几百公里外的省城，再到北京，最后到了日本东京的餐桌上。
松茸一路涨价，最终也逃不过被食用的命运。机村人的食用仅仅是食用，不能造成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化，但日本人面对千金求得的松茸“一片生吃，一片漂在汤里”⑬， 这样被食用的松茸创造了外汇收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过去在机村村民眼中普通平常的松茸现在去了遥远的地方，一路辗转的旅程也隐含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使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变得频繁，但也凸显了不同主体之间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交通运输的发达、商贸信息的传播使作为商品的物离作为消费者的人更近了，但从产、供、销的链条上看，站在链条顶端的逐利者睥睨底层的劳动者，商品经济社会自觉地将一切放置到经济利益这个天平上去衡量，全然不顾经济价值（商品价格）或象征价值（商品的各种附加值如品牌、符号等）的产生来自一级级的剥削。
斯炯在饥荒时采摘蘑菇圈里的蘑菇与机村村民们分享，那时候蘑菇还未成为商品，它所隐喻的是艰难岁月中人们的相互帮助、相互关怀，负载了旧日生活中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特殊意义。然而当它成为商品后，旧日时光中人性温情的成分已然消失殆尽，所剩的不过是消费文化中虚构的宣传话语。与松茸同样成为商品的还有虫草。如果说《蘑菇圈》中斯炯为了胆巴升职送松茸只是隐晦地暗示了权钱交易的存在，那么《三只虫草》则对这种交易游戏进行了大幅度曝光。与《蘑菇圈》相比，《三只虫草》的叙事语言更显诗意，但轻快畅意的叙述并不能消减权钱交易所带来的黑暗和沉重。小说没有长篇大论、细致入微地讲述人们如何利用虫草谋求权力，如何受权欲恶念的影响而迷失自我，单单是记叙虫草的辗转曲折就已足够表现权力游戏中的不公和罪恶。
正如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的叙述：“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定的含义范畴。”⑭“山珍三部”也体现了这样的思想。桑吉为了换回被调研员贡布拿走的箱子，交付了他珍藏的三只虫草。这三只虫草有一只被书记在开会时泡水喝了；另一只则乘车来到了省城老大家的地下室；还有一只乘飞机到达首都，本该被送到老大的老大家里，但却被领导司机给卖了，最后被人买下炖在一碗提气的汤里。作者用了拟人化的手法写虫草“坐上了飞机，从省城去往首都，然后去了一个深宅大院中的地下储藏室”⑮，与书记老婆所说的那句“怎么没人写一本《虫草旅行记》”⑯共同巧妙地凸显了反讽意味。以调研员、虫草商、书记、书记老婆等人的社会逻辑或者说欲望逻辑来看， 虫草作为象征符号存在才是其价值的体现，它是受权欲熏染的官员们的黏合剂（书记把虫草送给上面书记，上面的书记也许将虫草送给更大的书记），也是向权力高塔攀爬的阶梯（虫草商鼓动调研员拿着虫草“跑跑，送送，一下又追上来了”⑰），更是官场交流的通行语言（因为老大传言中要栽，书记犹豫要不要像往年那样送虫草，最后决定仍照老规矩送，“不照老规矩还怎么的，新规矩容不下你”⑱一语道破真相）。虫草就这样在钱权交易的游戏中变得越来越空洞、模糊，进一步虚拟化，直至成为一个充满隐喻色彩的符号。
《河上柏影》同样揭示了柏木作为商品的符号化过程。崖柏产地距离岷江柏几千里，因为纹理漂亮、含有香气，“在拜物的热潮下受到空前的追捧 …… 因为材料稀少而价格暴涨”⑲。小说中写道，当一群人追求崖柏制成的根雕、佛珠、手串，而另一群人追求金钱时，岷江柏变作崖柏也就不再是新鲜事了，“这个地带的人们，已经经历过虫草价格的疯长，经历过松茸价格的飞蹿，经过了这种经济奇迹洗礼的人们不会不相信又一个经济奇迹来到了”⑳。这正是“山珍三部”相同的叙事逻辑：自然产物成为商品后，消费者对其超出正常范围的需求致使其价格不断上涨，产地的民众想要追求更多的经济收益，不惜以自然生态的毁坏为代价向大自然贪婪索取。令人倍感悲凉的是，他们经过经济奇迹的洗礼后，无法意识到自身处在“盘剥”关系中最底层的位置。
作者阿来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我们向自然索取的东西中，有很多并不是必需的，虫草是这样。《蘑菇圈》中的松茸也是这样。《河上柏影》中的柏木也是这样”㉑。非必需品的山珍受到消费者的追捧，并不是因为其价值、功能的重要，而是因为它能为消费者提供有限的心理满足和肤浅的快乐。在拜物的热潮中，商品的符号化湮灭在消费主义文化的话语体系中，消费主义文化为强化非必要消费需求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广告宣传话语夸大商品的功能，附会传奇故事来包装商品，凸显人文情怀，滥用科学概念来增加商品的附加价值。在一次访谈中，阿来说道，松茸热销是因为一个传说：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最先生长出来的植物就是松茸，松茸能抗辐射、抗癌。可松茸的生长环境多在海拔3000米上下，广岛却贴近海平面㉒。但是消费者并不会深究传说的逻辑性、真实性、科学性。在消费主义文化话语体系中，比起科学严肃的验证、合理节制的购买以及实用的认识态度，消费者更愿意相信包装商品的话语——更高的营养、更强的功效与更动人的传说，他们坚信自己所购买的正是与众不同的商品。
(《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
“山珍三部”描绘了空洞虚无的消费主义文化景观，大部分人不可避免地走向精神迷惘，少数人坚持自我意识，清醒地认识到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异，所以他们在群体中或多或少呈现出某种“游离”状态。解析这种游离状态需要研究其思想意识、心理状态的变化，进而探索其内心深处对于物我关系的认识。如果仅用伦理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小说中主人公们在商品经济浪潮中的沉浮，必然会将讨论的空间缩小为个人成长生活史的截面。但“人”的变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受许多不特定因素和影响源的综合作用，由于“资本、市场以至政策行为等的介入，打破了藏地原本自成体系的良性运转机制及其文化及生产的传承或机制链条”㉓，社会进步的指标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来测定，提高个体的生活水平、文化思想、道德修养等方面的问题被遮蔽，在汹涌的区域经济发展浪潮中，个体被物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人，人在与商品互相凝视的过程中变得空洞，最终陷在消费主义的淤泥中。
三
拜物书写中的流变、“纠结”与分异
对拜物书写中的消费图景进行细致梳理，有必要从“山珍三部”所描绘藏地当代图景回到过去，那时人对物的需求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恶劣的地理环境与低下的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发展极其缓慢，大自然对物产有几乎绝对的控制力，即便人类努力改善耕种条件，人工种植的作物是否丰产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气候和环境。在“靠天吃饭”的农牧生产中，由于生产工具和手段的落后，人们无法实现快速、高效的农业生产，遑论扩大农业经济规模，能够满足基本生存条件是劳动者的首要任务，几乎不可能开展稳定的、频繁的经济交往活动。生产力制约着人对自然生态的认识和改造，大自然理所当然地成为绝对的“上天”，自然产物被当作上天的恩赐，人因大自然的给予而产生敬畏心，对自然的索取坚持适量、有度的原则，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动物、植物在良好的环境中得以繁衍、生长，人为保证自然产物的持续性，既无心也无力改变生态面貌。
然而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改变了生产生活状况，传统封闭滞后的社会环境被打开，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长久以来受人崇拜的自然神灵走下了祭坛，人们不再相信神灵给予的奇迹，而是相信经济给予的奇迹。社会发展带来经济的改革，工业化、机械化使得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手段发生了变化，快速、高效地进行生产也可能意味着快速、高效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砍光过去几十年也砍不完的树，全然不顾水土流失与气候条件的变化。在《河上柏影》中，人们抛却了与自然同生共长的想法，极力攫取自然资源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伐倒柏树还不够，为了多制作些手串珠子，还要用炸药一点点地炸开根须周围的花岗岩，最后柏树根“就像几只螃蟹一样站在那里”㉔。人们拜物有多疯狂，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就有多疯狂。长此以往，自然产物的质与量都在下降，但在“物以稀为贵”“纯天然的就是好”等消费主义宣传话术的攻势下，消费者对自然产物的需求又不断增长，刺激了柏木、虫草、松茸及其他自然产物的价格飞涨，人又更加肆意地掠夺、破坏自然，使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形成了无法遏制的恶性循环。
人、物、自然的流变照见现实社会荒诞而真实的浮生万象，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温情几乎消失殆尽，一切以金钱为尺度，经济发展占据了整个社会发展体系的中心。藏族民众以自然产物作为经济收益的来源，但仍处在社会发展体系中的底层，而最底层的则是自然生态。且不论多寡，至少在产供销链条上的销售商、收购者、农民等几方都获益了，但只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被索取、破坏，留下满目疮痍。人对物的消费实质是对自然的消费，这种消费甚至没有界限。作者阿来说过，自然产物一旦变成值钱的东西，“在当地就引起疯狂采挖。一是带来资源枯竭，二是带来了社会关系与世道人心的变化。老百姓过去还有一套朴素的跟自然相处的伦理，虽然不一定科学。这个伦理的基本原则，是让自然界有再生能力”㉕。在《蘑菇圈》中，斯炯像守护幼儿那样守护着蘑菇圈，坚持在保护蘑菇圈能长久生长的前提下进行采摘。后来，村民们为了金钱肆意采摘、毁坏斯炯的蘑菇圈，“当他们等不及蘑菇自然生长时，便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提着六个铁齿的钉耙上山，扒开那些松软的腐殖土，使得那些还没有完全长成的蘑菇显露出来……可以长成蘑菇的孢子的聚合体被从湿土下翻掘到地表，迅速枯萎，或者腐烂，那都是死亡，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㉖。执着、坚韧、善良的斯炯面对这种景象只能无奈地喟叹，“人心都成什么样了呀!”㉗当斯炯唯一能守护的蘑菇圈最终成了丹雅借以牟利的宣传影像素材，带给她悲伤感和无力感的不是几十年岁月的流逝，而是早已消逝的淳朴心灵和悲悯情怀。
在现代文明的号角吹响之后，原始朴素的自然生态意识被逐利思想取代，如果从“落后”进化到“文明”的代价是生态平衡被打破、自然环境被毁坏，那么商品经济发展中的“物尽其用”思维并不比传统的自然守则更科学、更文明。与《蘑菇圈》中的苍凉色彩不同，《三只虫草》以桑吉的视角来观察现实世界，表现了少年的聪颖、童真、懵懂，充满诗意的语言悄然消解了求知、生存、身份意识等一系列命题的沉重，现代与传统的对峙也呈现出更为复杂微妙的变化，更多关于自然、生活、信仰、金钱、权力的追问破土而出。作者借桑吉之口，用“纠结”一词阐释了现代社会藏族民众在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之间的徘徊状态，经济浪潮的急剧涌动使精神信仰与世俗生活两者间呈撕裂状。在桑吉看来，为了响应退牧还草的号召，牧民们迁居到定居点，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大家都认为过上了“像城里一样”的生活，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多挣钱，改善生活，桑吉盼望着在虫草季多挖些虫草，可学校取消了虫草假，桑吉只得逃课去挖虫草，内心升起的“纠结”让他感到矛盾：他需要虫草来实现梦想和计划，但内心深处并不是一味地渴望金钱、追求金钱；一株虫草究竟是一条美丽的生命，还是30元钱，“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对这片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常常是一个问题”㉘。“纠结”从桑吉的矛盾心情，扩大到藏民对现代生活的被动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在面对突然到来的现代文化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桑吉父母看电视，也凸显了“纠结”的意味。定居点每家每户都装有卫星天线以便于收看电视，牧民们不打猎放牧后，看电视就成了主要的娱乐，但他们无法理解电视里说汉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事生产且精神空虚，他们也不认同战争所表现出的残忍无情——“杀人应该不是这么容易的呀!”㉙作为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代，桑吉没有过多地沉浸在“纠结”中，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虫草认识了世界，认识了生活，甚至是认识了人性。桑吉的独特之处就是在某些方面选择了将“纠结”搁置，比如为了看看长成草的虫草是什么样而决定放弃采摘，在探索外面的世界时，他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完成了自我的成长，没有在物质、金钱面前迷失心灵。
《河上柏影》中的王泽周与斯炯、桑吉一样，在逐利拜金的环境中坚守内心，没有沉沦，但困于血统、民族及自我认同，他的身份意识焦虑更显现悲情的色调，驱之不散的“非我族类”的梦魇使他执着于思考人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斯炯尚且能在极度困苦中与同村族人互助，而王泽周始终摆脱不了“异族”的身份，汉藏结合的原生家庭无形中造就了他深沉隐忍的性格。他不愿意回父亲老家，憎恶将母亲称作“蛮妇”的父亲家，父亲的老家对他而言并不是故乡；在大学读书时因为不算是纯粹的藏族而被室友排挤，只能埋头苦读，无人做伴。身份所带来的迷惘与苦痛是王泽周的成长经历中的主要内容，孤独的、不被理解的个体映射的是现代文明阴影下人与物、自我与他者的意识嬗变。王泽周的身份意识使他产生了关于民族性、文化性、精神性等问题的迷惘，长在花岗岩上的五棵柏树成为他的感情寄托。由柏树衍生的传说让他执着于研究花岗岩到底是不是飞来之石，柏树成为他孤独内心与自我意识的外化意象。“这肯定是家乡村庄那些岷江柏的缘故，他也感到，正是这样的最基础的情感，使他可以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那些致力于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所有向上向前的努力的人产生认同，产生亲切之感。而不是因为和谁是同一种语言，同一个民族。”㉚
在不可避免地卷入经济发展浪潮后，王泽周始终是少数，周围的人有的像阿妈一样虔诚地信仰神灵，却疏于家庭情感的交流；有的像父亲一样性格怯懦，只知道辛勤劳作；有的像丹增和多吉一样深陷在权力和金钱的漩涡。在一个为柏木而狂热的拜物社会，大多数人都在极力追逐能让自身获得一时满足的权力、金钱，有谁能像王泽周一样越过自身命运，关注明日前进的方向呢？精神追求在拜物时代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映在王泽周人生底色上的是科学、理性与愚昧、盲目的叠影。如果说“纠结”反映的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处境，那么拜物书写下的分异则转向了关注现代社会中物欲满足与精神追求的博弈状态，富有哲理性和思辨性的话语体系触碰了社会发展中被遮蔽的角落，在人性的幽深处激荡。
结语
宗教文化的没落、金钱权势的利诱、世道人心的变化等一系列诱因给传统文化敲响了警钟，生产力的发展给予人类强大的毁灭自然生态的力量，消费主义文化又竭力地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毁灭行为合理化。难能可贵的是，“山珍三部”的拜物书写，一方面表现了现代人对藏地旧日生活的怀念、对美好自然的怀念，他们带着矛盾和摇摆的心态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飘忽不定，既无法完全抛却传统思想观念，又不得不向现代生活妥协；另一方面揭露了一些人盲目相信金钱、相信“经济奇迹”的偏激状态，金钱的力量完全支配了他们，甚至连宗教信仰也“以物质的方式爆发式地呈现”㉛。拜物书写所表现的人、物、自然三者在现代文明尤其是消费主义文化侵袭下打破了“前现代”的固有状态，但又未建立起“后现代”的稳定关系，一些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的现代人无所事事，蹉跎时光，他们淳朴善良的品质被拜金逐利的思想侵袭，逐渐走向迷失自我、精神空虚的境地。《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中的拜物书写既揭露了关于商品、经济、世道人心的真相，又以现代文明所构建的坐标来追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生命个体，留下相互重叠的印记，让更多的人聆听到自传统中走出的藏民在经历现代文明冲刷后吟唱的一曲长歌。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文学语言研究”(17BZW193) 阶段性成果。
① 阿来：《序 ·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② 朱又可、阿来：《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专访作家阿来》，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③ 朱又可、阿来：《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专访作家阿来》,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④ 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⑤ 卡尔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90页。
⑥ 夏莹：《拜物教的幽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隐性逻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0 页。
⑦ 仰海峰：《拜物教批判：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学术研究》2003年第5期。
⑧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⑨ 夏莹：《拜物教的幽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隐性逻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⑩ 廖海杰：《悖谬的现实与彼岸的正见——读阿来“山珍三部”》，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6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⑪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⑫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⑬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⑭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⑮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⑯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
⑰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⑱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页。
⑲ 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
⑳ 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㉑ 朱又可、阿来：《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专访作家阿来》，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㉒ 朱又可、阿来：《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专访作家阿来》，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㉓ 李长中：《〈河上柏影〉与阿来的景观政治学》，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㉔ 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㉕ 朱又可、阿来：《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专访作家阿来》，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㉖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㉗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㉘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㉙ 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㉚ 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页。
㉛ 朱又可、阿来：《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专访作家阿来》，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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