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叫做“西日嘎”的村子，位于科尔沁草原北端，科右中旗西部。这里有连绵起伏的山峦，山都不高，山与山之间开阔、舒朗。爬上村西的山，能望见附近的村庄；爬上村东的山，能望见几十里外的巴镇；而无论爬上哪一座山，都能望见遥远的天际。我从小追逐着山顶的白云长大，它像飞奔在天空上的一匹纯白色的马。
    西日嘎常年干旱，从干硬的土里生长出来的青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根根固执、傲慢、顽强地挺立着。这里的人畜也极度耐旱、耐痛、耐寂寞。在我童年记忆中，阿爸和额吉有时劳作一天也不曾喝水，不曾说话，不曾喊疼。
    山沟里的村庄与世隔绝，谁都不知道那扬沙的土路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但我并不觉得无聊，而是被荒野的寂寥与空旷深深迷住。我从小喜欢画画，没有颜料就用铅笔画，画眼见的物体的轮廓。村里的牧民夸我画得好，有的故意摆出造型，让我画。我觉得他们像我的伙伴们一样可爱，所以在画的过程中，我总是忍不住地笑起来。到了四年级，相比画画，我更喜欢读故事。那时家里有三种杂志，蒙古语版的《潮洛濛》《纳荷芽》和汉语版的《看世界》。额吉说：“我们虽然生活在山沟里，也要尽可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从这些杂志上读到了很多故事，现在能记起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但心里一直存有那种奇妙的感受。
    我喜欢在白杨林里回味读过的故事，身边只有小黑狗，它在我家生活了十几年。我五年级那年夏天，一天中午，我在灶房里吃馒头，它缓缓走过来看我，我揪几块馒头给它，它没有吃，又缓缓离开了。等我午睡醒来，它已经倒在了院门口。哥哥用铁锹端着它的尸体，领着我，爬上村前的毕勒古泰山顶，挖坑埋葬了它。前些年，在毕勒古泰山上，建了一座较大的敖包。除了我和哥哥，谁也不知道，敖包下面躺着小黑狗。
    类似的事情贯穿我的童年，直至离开校园前，我都不知道故乡意味着什么。七年前的夏天，我在一家押运公司上班，工作极其单调，每天端着枪，坐着运钞车往返于各个银行。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同事们很少交流。望着空荡荡的天空和一闪即逝的街景，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渴望。于是我开始用文字表达感受。我在防弹衣胸前的大口袋里装上纸笔，一有空就拿出来写点文字，有时几句，有时一大段。而这些文字全部来源于故乡西日嘎。我在不断地回忆着童年，感觉没有童年回忆的注入，写什么都是苍白的。于是群山、旷野、白杨林、小黑狗、灰牛犊，还有那条季节性水流，成为我笔下的主角。
    两年后，我离开押运公司，到一家私立学校当老师。我不再满足零碎的文字，尝试写篇幅更长的文章。这时，依旧是故乡源源不断地供给我创作养分。我住在小城，与故乡相隔四百多里，却能闻到故乡青草的味道。也许，我是第一个在文学作品中，把西日嘎当成草原来写的人。起初，我多少有所顾忌，毕竟西日嘎更像山区，可后来读到“丘陵草原”“山地草原”等术语后，西日嘎平展展地出现在我眼前，那些硬硬的青草柔软地覆盖着每一座山。我更加坚信自己的感受，西日嘎就是草原。我也因此理解了艾米莉·勃朗特为什么能把霍沃斯荒野写得那么迷人。因为那里不仅是她生活过的地方，更是容纳她的地方。荒凉和残酷的土地不一定让人绝望，有时会带来巨大的抚慰。这种抚慰能抵挡冷夜的风雨，更可抵御人生的风雨。
    创作《看那白色的马》的过程，更像是一次寻找心灵净土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经历人生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始终不灭心中那盏灯。这看似恍惚的、微弱的、摇晃的、挣扎的、忽明忽暗的光，总会在我们最绝望时照亮前进的路，给予我们希望。
    也许，没有人生来喜欢画画，也没有人生来喜欢写作。这些被当作艺术品表达出来的东西，更像是某种被召唤出来的另一个豁达、辽阔、柔软、无私的自己。也许，一个人有了这种感受，才可能理解世事无常，人生无常，也才会懂得万物有灵，从而学会与自己对话，自己关照自己。现在的西日嘎与过去有太多不同，柏油路、砖房、网络……但依旧还是原来的样子，原来的山峦，原来的青草，原来的牛羊，原来的人们……他们，或它们孕育着热闹的群体，又塑造着孤独的个体。我是其中一个，我是一个人，也是一根草。无论我以何种形态存在，山顶上始终有云飘过，像那纯白色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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