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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给文学带来危机? ——ChatGPT时代的追问

http://www.newdu.com 2023-06-21 文艺报 郭超 参加讨论

    

自2022年底问世以来,ChatGPT引起的讨论便不绝如缕,不同学科、不同立场的专家学者纷纷加入这一话题。越来越多的赞美或担忧的背后,固然是对其“美好前途”或“不确定性”的推演,但纷繁芜杂的话语似乎也逐渐遮蔽了这些探讨的本质。那么,当我们或激情万丈或惶惶不安地谈论ChatGPT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换言之,我们借ChatGPT的现象思索焦虑的是什么?

从相当一部分文学从业者——作家、评论家乃至研究者——的视角出发,ChatGPT的诞生无疑是一个极富冲击力的现象级谜题。一个人工智能,竟然能够(部分地)取代人类仰为“存在价值”的重要职能;或许更加不巧的,如果从前的AlphaGo只是一个围棋软件,而ChatGPT在和外部世界进行交互的过程之中,所使用的沟通工具或输出模式中最核心的部分,恰恰是人类代行的“陡斯(Deus)之职”——文本。对于文学从业者而言,ChatGPT的这一“僭越”无异为对人类的诘问:既然ChatGPT同样围绕特定的对象、关注特定的话题,模拟人的思维、借助人的口吻,终而输出文本以和世界相通,那么赛博时代的文学将何以建构(或重新主张)自身的特殊性?

部分作者观之,以言语、修辞为基础的文学性大概是首选的庇护所。然而,即便目前ChatGPT尚未具备创作优美语言的能力——相较于人类,AI模型似乎较少沉迷于典雅的辞藻、美妙的比喻或工整的对偶,但首要的问题是,样本的缺乏只是“不为”而非“不能”。ChatGPT的技术核心是语言模型,如果将具体的文学技法视为文学性的根源,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将会极快地攻克其看似坚不可摧的要塞或堡垒。2017年,人工智能小冰“自主创作”的《阳光失了玻璃窗》正式出版,甫一面世便立即引起了文坛的轰动乃至震动。微软的设计师自豪地宣称,小冰对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519位诗人进行了10000次以上的迭代学习,这一任务,普通人类需要花费一个世纪。如果文学性只是文学技法,AI模型的学习能力又岂是正常人能够企及?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真正的文学性”,足以使身处人工智能威压之下的文学从业者重审自我?海德格尔对诗性语言的论述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他曾指出,“诗从来不是把语言当成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相反,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这一论说令人联想到王安忆和余华的对谈,面对ChatGPT的挑战,王安忆显得十分自信,称“写作本身是充满乐趣的,就这个过程它不能替代我。另外,我也怀疑人工智能不能做到,因为生活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很显然,王安忆对“充满乐趣”又“超越常理”的生活之追寻并非指向杂多(mannigfaltig)的显相(Erscheinung),自然也不是对字句简单的排列组合。真正的文学文本背后,隐现着一个个鲜活、微妙且独一的心灵空间,也即“主体性”。正如王安忆所言的因“不按常理出牌”而无法被替代的生活一般,作家拥有独一的生活体验或主体经验,这一经验/体验又通过创作转化为鲜活而独一的语言。抑或如海德格尔设想的,沉思于“此在”(Dasein)的断片中,用诗人的语言描摹这一断片中的所见,及至那搏动于“此在”中的、不断向未来延伸的存在之冲动。主体经验与“此在”的沉思使文本产生了梦幻般的变形。面对人工智能的危机或挑战,这种“主体性”为文学筑起了最坚实的堡垒。

当今文坛,似乎已有部分文学从业者发现了这一文学堡垒的存在。小冰引起的众多交杂的声音之中,评论家何平的评论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其作品之缺失。他认为,小冰诗歌的文学性并非是小冰创作出来的,而是阐释者阐释出来的。除了文本层面的某些“非文学”特性,何平还揭开了人工智能写作中的另一种关键缺失:小冰主观上并不具备创作的意图,甚至客观上也不具备必要的生命体验。换言之,小冰虽则受到了远超常人的文字训练,但这些经验却是他人的生命、他人的字句,不等于内化的生命体验,更不导向“主体性”。作为作家,最重要的质素并不是对语法和修辞的熟稔,而是对生命的超凡体验。这不是通过专业学习就能一举获得的,小冰的万次迭代也不例外。

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指出的,真实的文学乃是“主观、客观和形式的三维结构”。无论是阅读前的期待、阅读中的过程还是阅读后的体悟,作用于读者的决不仅是字句、意象、意蕴等文本维度。这一文本理应来自一个具备丰富生活的鲜活的人类主体。乔纳森·卡勒敏锐地指出,以“优美语言”为代表的修辞并非文学所独有,在广告或日用品中早已屡见不鲜。大抵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以一种幽默和无奈并存的口吻,将文学指认为某种“像杂草一样”的事物。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身处最大危机之中的恰恰是主体经验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西奥多·阿多诺如是说:“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换言之,“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20世纪30、40年代,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关键人物一语道破了“娱乐至死、消费至死”的“文化工业”内部所蕴含的关键症候。作为同一模式制造的自动化机制,它提供且仅提供低级的官能刺激,以贫瘠的快适假象填充接受者的内心。更为致命的是,过量的满足无疑也延阻了反思性的思维道路,使受众失去了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当今许多“作家”不再将真实丰满的生活体验带入创作,取而代之的则是“霸总”“赘婿”“战神”一类程式化的“套路”之作。读者的接受行为也因此被简化,不再因同类的生命历程而产生共鸣,也不再咀嚼和升华世间的体验,更遑论依循海德格尔的未竟之功,化身为迫切追问现世存在的“终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上述这些被戏称为“电子榨菜”的“文学”,无论其如何流行、如何被“经典化”并冠冕堂皇曰“喜闻乐见”,也只能沦为从业者和文学辛迪加之间心照不宣的一场合谋。

与主体经验同时变得匮乏的又何止是文学?纵观谈论ChatGPT的话语,许多调侃的语气之下,反映的却是相近的焦虑。在谈论者看来,ChatGPT完全能够覆盖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甚至不少方面还能做得更好。福柯所揭示的生产劳动似乎进入了新的形态,人类被最大化地纳入机械生产,相应地,劳动被切分为无数个机械重复的部分。即便是劳作之余,人们的生命体验也遭遇着多方位的倾轧。网络上,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的声音:工作空隙越来越少,挤压了体验艺术或自然的时间与精力,也无怪生命体验日渐萎缩。如果娱乐式、快餐式的文学就能满足读者的休闲需求甚至幻想空间,又何来体验之说?

所以,带来文学危机的并不是ChatGPT。在ChatGPT诞生以前,文学的危机业已端倪初现。正如《收获》创刊65周年庆典上,余华和莫言对谈时所说的,文学永远无法高于现实,因为现实的世界远比文学宽广、丰富,文学只是撷取现实的部分而已。换言之,随着当代生活日益坍缩为“生存”,丰富、丰满的人生历程坍缩为窄小工位的重复劳作,热烈真挚的人类情绪坍缩为麻木不仁的生存挣扎,文学也终将坍缩为程式化的“套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ChatGPT带来了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不如说其破天荒的横空出世只是揭露或戳穿了这一危机。一旦失去“主体性”,失去独立的思维、丰满的经历、充沛的情感,一切人类主体都不无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危险。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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