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在一次旅德中国人的聚会上，我听他们八卦了一个中国外嫁女的故事。这个女人无意中发现，她的德国丈夫跟他母亲乱伦。事情败露后，丈夫不仅不愧疚，不悔改，还理直气壮地说，母亲在二战中失去了丈夫，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他养大。因为长得像父亲，母亲就把他当作父亲的替身。他不能让母亲失望。这个女人无法接受，想离婚，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离，只能在屈辱、悲愤和无奈中委曲求全。几年下来，现在她整个人都不行了。
    大家群情激愤，纷纷声讨这对母子禽兽不如，不知廉耻。有人还爆料，该男不仅跟母亲乱搞，还去外面找酒吧女，是彻头彻尾的渣男。对于这个中国女人，有同情的，也有幸灾乐祸的：看吧，这就是嫁老外的下场！
    我默默地听着，心情沉重又悲哀。我看见了战争的残酷，看见了战争对人心灵的戕害。这位母亲经历了怎样的痛，才心理变态、人格扭曲，把对丈夫的爱和思念转移到儿子身上，最后把儿子幻化成丈夫！这是战争的遗害，是战争的次生灾难，它比战争本身更可怕。战争只祸害战争发生的地方和人民，还有相对的时空局限。它的次生灾难却能跨越时空去攻城掠池，滥杀无辜。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一只南美的蝴蝶振动翅膀，会引起北美的一场龙卷风；一个德国女人在二战中遭受的伤害，会把一个中国女人推入痛苦的深渊。七十多年过去了，时间并不能治愈一切。
    我想起我参加过二战的公公。这个在保卫柏林的色洛高地一战中受伤被俘的德国通讯兵，从苏联战俘营释放回家时，一米八的身高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老人生命的最后五年是跟我们一起度过。他一身残疾，少言寡语，却几乎夜夜在噩梦中尖叫或呜咽。我还想起鲁妮姨妈，我先生母亲的妹妹。在她九十岁生日那天，她悄悄对我说，战争结束后，她虽然接受了从战场归来的远房表哥的求婚，可直到举行教堂婚礼，她还在四下张望，幻想如果她阵亡的未婚夫突然出现，她就立即抛下这一切，跟他私奔……
    我旅居德国多年以来的直接和间接生活经验，在这一瞬间，被这个八卦故事照亮了。它们仿佛听到集结号，迅速从我的记忆里跑出来，自己排列组合，站出了小说的队形。写作的灵感就这样不期而至，让我体内的热血奔腾起来，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浑身发烫，像热恋中的女人迎来了朝思暮想的情人。
    这时候，我刚好结束了长达五年的翻译顾彬诗集的工作，正准备回归小说写作。就这样，带着饱满的情绪、几近天成的人物和故事的雏形，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每天坐在电脑前，就以八卦中的某个场景作为切口，走进人物的内心和情感，让它们推着故事走。久违的写小说的快感把我淹没。
    然而没过多久，这难得一遇的创作佳境，就被一部横空飞来的德文书稿破坏了。
    事实上，当我接到文友请我翻译《汉娜的重庆》的短信和德文书稿，我当即就拒绝了。在此之前，顾彬希望我能继续翻译他的诗集，我也婉拒了。他五星级难度的诗歌语言已经让我倍受折磨。我发誓不再搞翻译，只写自己想写的小说。文友很执着，她说你还是看看吧，这是一个德国老太太对故乡重庆最后的回望，你是重庆人，我觉得你是这本书最理想的译者。于是在某个创作的间隙，我没能忍住好奇，打开了文件，浏览书稿。然后，我就掉进了美丽的坑里不能自拔。我决定翻译这本书，不仅因为它的语言简单流畅好翻译，故事让我着迷，书中那个我没能赶上的从前的故乡让我流连，更因为，我无法面对一个老人积攒了一生的思乡情而无动于衷，更无法面对一段属于故乡的历史记忆而不作为，任其流失。我感到了一种责任和使命。
    写得正顺正嗨的小说不得不暂停，我转身投入这本书的翻译中。老人已经八十高龄，她希望能活着看到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代替她回不去的肉身重返故乡，落叶归根。我想帮她实现这个梦。
    几乎就是一气呵成，我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译完了《汉娜的重庆》。但去拜访汉娜，对译稿进行修改和加工，寻找国内出版社、协助签合同，配合出版社宣传新书，等等，耗去了我更多时间。
    当我终于又能静下心来继续创作这本小说，已经是一年以后了。一年多的疏离和沉淀，当初的激情平息了，但也并非无踪无影，而理性的思考明显多了。重拾的写作进展依然很顺利，只是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一年多的中断，这本书是否会是另外的样子？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你只管善良，福报已在路上。感谢《当代》接纳了这部被翻译耽误过的小说，同时也接纳了一个被出国耽误过的作者的回归。二十年前，这位作者稚拙的处女作《远嫁》有幸在《当代》发表，让她的文学梦得以起飞。如今她带着《我的弗兰茨》归来，将她出国后的生活和思考凝聚其中，告诉当年的老读者们，“她”远嫁以后的故事；也告诉今天的新读者们，远嫁的“她”和她们，在异国他乡经历了什么，她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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