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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宏大的节日：赶集日。每一年的农历3月12日，不管那天是星期几，大人小孩都拥有上街赶集的权利。父母会给我们五毛、一块或者两块钱，不能再多了。我们从江边出发，走半个小时，上渡船，到对岸，沿着堤坝往东。径直走，再走上一个钟头，人多的地方就是了。棚子支起来，里面挂着鲜艳的衣裳；油锅烧起来，油条在翻滚。很肥胖，油滴滴。一根三毛，后来是五毛。杂耍的帐篷支起来，四周被遮盖得严严实实，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到里面究竟在表演什么程度的惊悚节目，一阵阵尖叫声从悬挂在树梢的音箱里传出来，传出去很远。帐篷门口站着个彪形大汉，进入到那个空间，需要五毛，或者是一块。许多人顽固地伫立在入口，没有钱却不肯走开的人还很多。孩子们仰起面孔，看帐篷顶端的旗子震动飘扬。我也是其中之一。 从八、九岁到十五、六岁，每年我都有幸亲历这壮观的大场面：打靶的汽球，上窜下跳的猴儿、酒里泡着的人参、农耕用具，跌打损伤的药膏，竹椅竹耙竹筐用麻绳串在一起。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灰尘在狂欢。一年又一年，我站在一切事物的边缘，静静地观望，然后，花上一个多钟头，再走回来。 只有过了许多年我才会想，为什么父母在金钱上如此吝啬呢，他们那时已经很富了，他们在当地名声很响，但是，每次赶集他们只会给我一块两块。一大早起来，口袋空空、兴致勃勃地奔向那样的集市，站在人声鼎沸的街头，对着一排排如此鲜艳劣质的东西却无法购买，然后饥肠辘辘地走回家，除了让我一再自觉不配，越来越卑微，辨识度越来越低之外，又有什么益处呢？ 集市是我最初无法理解的人间。 我相信这影响了我的生活。此后，我站在五颜六色的物品面前会迷糊，对复杂的东西充满了畏惧心，缺少辨识度，对人也缺少辨别能力。幸运降临，或者遭到攻击，我都始终不解其缘。并且我一直活在不能从钱里得到满足的状态里。我对享受金钱形成了某种障碍，我女儿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我给她买很贵的东西，我想这是一种变相的补偿，补偿因为自己的童年所不能达到的自由拥有和购买，我不许她穿劣质和鲜艳的衣服，可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我变得吝啬而不自知，我每周给女儿三十刀，只够每天喝一杯咖啡。高中生们每天早上端着一杯星巴克走向教室，那是美高学生酷酷的标配，但除此之外，我的孩子什么也无法购买。我那时并不缺钱，但是严谨地执行这个标准直到她高中毕业。就在这样偏执的管教下，她的房间还是偷偷多出来一些小物件：口红、眼影、小手包、贴纸，她也酷爱收集各种形状的笔记本，有时候上面什么也不写，她就单纯喜欢卡通的封面或者是塑胶的质感吧。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捱过那些缺钱的时光，压制住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如今回想起来，是什么样的意志使我非要执行那个严苛的标准，偏执地表现吝啬？除了吝啬本身，这里面是不是另有深意？跟钱对抗，或者永远不能允许自己、或自己最亲近的人从金钱里得到享受，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思想？是不是我的潜意识里，边缘就是我应有的位置，无论多么热闹的时代，自己就应该站在壮丽画卷的边缘。并且始终因为边缘人的站位而充满了误判，因误判又引发更多的自责和愧悔。后来我见过我的小学同学，大家都还惦记着这个盛大的日期，但是，我觉得没有在他们的心头留下这么重的阴影。显然没有。前几年还有人试图约着一起去逛逛。我想他们不是要去买东西，他们要去寻找童年的感觉。这不重要。但凡人从他经历的过往抓住点什么，过往就充满了魅力。 所有读过《月下》的人，几乎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它。我塑造了一个县城边缘人“余文真”。之前有“革美”和“良霞”，后来有“今宝”“在桃”和“朱利安”，一个小队伍。我显然是她们的领头羊。我们在各自的边缘地带摇摇晃晃地行走。现在，余文真加入了。“惊心动魄”这四个字呼唤着我，提醒着我：如果余文真是惊心动魄的，那么一次又一次，站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两手空空，风尘仆仆地来去，也并非人人都经历过的稀松平常的体验。农历3月12日。这个日子随着年代久远，越来越像是一种隐喻，一种考验，一种象征。所有见过的，未见的，留存在记忆里的，都是好东西；那些使人酸楚、软弱的情感，那是好的东西；那遥不可及的，那些灰尘，那些太阳下的人的面孔，那些我无法窥见，窥见也无法命名的，都是好的东西。记住这些好东西，消化它们内在的含义，占用了我许多的时光。 写完《月下》初稿之后，我就病了。我之前也一直病着，病态的，憔悴的，没有精神的，唉声叹气的，但写完这个小说之后，变得更重。我们单位去黄山疗养，有个同事拍到了我的脸，苍白的，浮肿的，好心人都假装视而不见，摄影师发送照片时精心修饰过，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吧。今年，我游走在南京各大医院之间。每一周，我几乎都经历着少年时的经历：许多不同的病了的躯体被驱赶在同一所房子，却又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人声鼎沸，人头攒动，仍然喧闹不已，但没有一点儿喜气洋洋。每个人都捏着他们的挂号单或者医保卡，那样的心不在焉，急不可耐地想要离去，这情景每每使我想起自己站在3月12日街头的某个边缘。有时候我恍惚没有离去，一直站在童年的集市中，直到医生喊到我的名字。 医生对我很好，但对我描述的症状充满了疑惑。他们开各种各样的药，但我的病情并无好转。这不奇怪，我每写完一个长篇都会大病一场。换个思路，即使没有这个小说，今天的我，恐怕也会处于某个边缘的角落，呆呆地、无所适从地看着这个时代，并不会比现在更有掌控力，也许那是我的宿命，命中注定。由于年少的胆怯，它形成了属于我特有的看见、未见和再度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