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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一个计算机系的朋友问我：“研究哲学最终有什么意义呢？” 我无言以对，只好搬出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的观点：“为了找到不自杀的理由。” 我想这也是诗人的使命。我自认没有杜甫“登兹翻百忧”的壮士怀，更没有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信心和雄心。我最想从读诗和写诗中找到的，就是关于人为什么要活着的论证（或证伪）。人当然是可以依靠好奇心活着的，但这好奇心如果最终不能通达对生命本质的质问，那么或许终将湮灭在焦虑、震惊和无尽的疲劳里。 自杀在很多人眼里是个荒谬的想法，完全没有为此费神的必要。由此我非常担心，他们一旦受到自杀的蛊惑，那么几乎没有悬崖勒马的可能。这些人现有的一切判断力和价值观，都笃信“人不可能自杀”这个命题。所以万一他发现了自杀的诱惑，意味着他全部的理性力量都会崩溃，宛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人类理性与知识的神殿当然宏伟无二，值得所有灵魂的倾心赞叹，我本人也非常敬佩伟大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等为了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福祉奔走劳碌的人们。不过，在某些醒不来的噩梦里，总有一种隐忧挥之不去：如果有一天这座神殿坍塌了，如果有一天现行的理智和伦理体系出现了巨大震荡，我们要如何生活？ 人类历史上并非没有经历过这种震荡。当罗马的万神庙中树立起耶稣雕像的时候，当笛卡尔写下“我思故我在”的时候，当达尔文表明人类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时候，都有无数的信徒和天文学家经历了智性的失色。诗人的使命就是在理性的边境探索、戍守，像密涅瓦的猫头鹰那样，为一切意外降临的黄昏点上一盏微弱的灯。而《北京文学》“群星”这个栏目则名副其实，让点点顽强的星火形成了一个温暖有力的聚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