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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在敲门》这部小说，是我唯一没在刊物全文发表就出单行本的长篇，其中的四万多字，以《倒影》为题发在《人民文学》上，那是小说写到将近半数，掐出一段给过去的。小说写完，直接就交给出版社了。有记者采访时谈到这话题，说先在刊物亮一下相，既是惯例，也确实能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我回答的是顾忌篇幅太大，刊物不好处理。但这只是借口，当时有两家刊物索稿，表示一期发不完，发两期，我都没给，事后稍稍有些后悔，是因为损失了一笔稿费。不过后悔很浅，我的另一个目的似乎比稿费更重要：检验这部作品的自我生长能力。 所谓自我生长能力，是指作品成为种子的能力。 许多作品出版的同时，生命就告终结，或许出于某种因由，销量不错甚至可观，却也并不能改变那种命运。那是因为，它是石头，不是种子，不能在土地里生根发芽。每一位读者都是一片土地，好的文学，被读者“吃”下去后，会开出属于它自己的花朵，同时也是属于读者的花朵，因为好的文学，能让读者从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故事。读者没有对自我故事的发现，文学作品的诸多功能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这里的自我故事，不是指人生经验的相似或重叠，而是情绪、情感特别是隐而不彰的内在渴望。 人的某些渴望，自己了然，但更多的是埋在幽暗深处，若不被发掘，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文学将其请到阳光底下，让它“存在”。 连罪大恶极者，也有对美好的渴望。狄更斯谈人物塑造，说写坏人也要写得让人心疼，我想他的意思，除了因为坏人也是父母所生，也吃五谷杂粮，更重要的在于，坏人对美好的渴望没有被导引和确证，因而既不知晓美好，更不能成就美好。再坚强和自觉的人，也需要确证。阅读那些伟大作品，当人物的美好被作家如同挖藕一般从淤泥里拔出，亮出它的白，我们会深感欣慰：原来我也有那样的白，原来我也是如此纯洁。一旦认识到，就会形成目标和观念。另一些渴望，很可能不是白，而是比铁还黑，也比铁还硬，被我们看见之后，会悚然一惊，从而引起警醒，并把自己作为对象，加以审视和修正。 生命的富饶和高贵，就是这样培育起来的。 二 从作家的角度，我向来不太赞同以题材、地域之类去界定小说。在我看来，小说只有好坏，没有新旧和类别。但从批评家的角度，不进行区分，便无法言说整体性的写作景观。照批评家的说法，《谁在敲门》当属乡土小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谈道，乡土文学是一种“侨寓文学”，作家书写的对象是乡村，但作家本人已离开乡村，与乡村保持着空间上的距离感，是对乡村的回望：这种回望姿态，既针对空间，也针对时间。它不同于农村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是“融入”的，消弭了时空距离。由于此，后者热烈，前者安静：后者多作政策法规的印证，前者带着审视和乡愁。 但事实上，距离只是外因，观念才是根本。《谁在敲门》是一部离当下很近的作品，这类作品如何把握时代本质，确实有天生的难度。其中的关键，我认为是写作者必须具有历史观。没有历史观而去书写时代，只能触及时代的皮毛。 这部小说写了四代人，重点是第二代和第三代。 父亲那一代，也就是第一代，刚出场就落幕了，对父亲葬礼的铺排，是对过去时代的敬意，也是对逝去的生命的敬意。幕布落下，是为了开启，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展开了不属于他的舞台。但在这个舞台上，留存着他的精神因子，因此可以说，他还以另一种方式活着。千百年来，乡村都是血缘结构，第二代分享着这种结构的福荫，也担承着它带来的拖累，但拖累得再狠，再无力，再有怨言，也没想过逃避。其实是不能逃避。命定的关系深人骨髓，仿佛那就是生活本身，与“承担”“义务”之类的词，都挂不上钩。 早年的开疆拓土，聚族而居，血缘之外，形成地缘。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那些迁徙的民众，走了千里万里路程，到一个新地方，自由组合，或被政府指定，从此落地生根，繁衍生息。《谁在敲门》里的燕儿坡，就属于这样的村落。瘦瘠的土地，贫薄的出产，阴晴不定的日子，自由来去的风，养育出勤劳、坚韧、沉郁而又乐观的品性。“风在吹啊云不息，云在走啊天不息，人在吆喝牛不息，牛拉辕辄犁不息……”[1]燕儿坡的人，正如这首民歌所唱，以为世世代代都会在那个位于山腰的村子里过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可到小说中的第二代，事情已悄然变化。他们人到中年，不得不被动地处理自己与祖居地的关系。由被动而迟疑，由迟疑而顺应。以前，他们相信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后来慢慢相信了一方土地养不活一方人。所谓养不活，并非吃不饱穿不暖，而是在对比中照见了自己的窘迫。于是他们也跟随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把自己最饱满的生命献给城市，并在对祖训的回味中坚信汗水的力量。 他们很快就老了，偷偷地改了身份证，让自己在数字上变得年轻，可是腿脚不行了。这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回到故乡，拿出辛苦挣来的积蓄，把故乡的板房变成砖房，平房变成楼房。这些事情都做得很顺利，但奇怪的是，家境殷实了，住房改善了，却再不能像以前那样住得踏实和安稳。 这是因为，他们对土地的感觉变了。在第一代人心里，即在父亲这辈人心里，土地和农人是原生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父亲到镇上的大女儿家，空调开得再热，天然气火炉开得再大，他也感觉不到暖和，非要回到燕儿坡，或他小儿子的新居拐枣坪，烧上柴火，才觉得世界又回来了。是他的心回来了。空调、天然气与柴火，在父亲那里是实实在在的体察，在小说中则是隐喻。到第二代，类同父亲似的体察依然存在，隐喻却渐次失效。 拿出积蓄在故乡修一栋房子，就把他们对故乡的依恋耗去大半。十年二十年的打工生涯，他们已经认同了另一种生活，再在老家长久地待下去，心里便有了焦躁，关于余生的去向，半推半就的迟疑之后，终于由被动变成主动：主动地离开村庄。故乡的房子没人住，但并不叫浪费，那栋房子成了对故乡最后的念想，时不时回去照管一下，顺便照管一下祖坟，就算是对自己的交代。 到而今，常年留守村庄的是极少数，大多数去了镇上，甚至县城，更有甚者，是跟随儿女，去了遥不可及的地方。其中还有人，比如《谁在敲门》中的“我”，刚进入青年就考上大学，远走他乡。我写《饥饿百年》时，用过几首古歌，古歌里除了说“一寸土地一寸金，田土才是命根根”，还说：“我父亲的坟头长着这里的荒草，我父亲的尸骨肥着这里的土地，亲亲儿啊，这里就是我的家！”[2]歌声里的旷世深情，已成为埋在时光深处的苍凉回响。 说它苍凉，是因为没有了应答。 不管多么强调血缘的命定性，它与地缘也是生在一根藤上的，地缘慢慢解体，血缘也必将随之淡化。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3]反之，当劳动产品日渐丰富，物质有了充分保障，血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支撑，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与之相应，血缘纽带本身，也会松弛下来。 血缘淡化了，地缘瓦解了，乡村伦理只能重新建立。 而在真正建立之前，一切都茫然无序。 这就是《谁在敲门》中第三代面临的处境。 三 读者和批评家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第一代，带着普遍的认同和肯定态度。这是自然的，父亲的勤劳、善良、任劳任怨，尽管基本上来自儿女辈的转述，但也是具有标志性的描述；就连他的懦弱，也是善良的附属物，因而能引起深刻的同情。对以“我”和大姐夫、大姐、兄弟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作为重点和正面呈现的群像，就不能这样笼统言之，只能个别评判，不过，有大姐在，便足以承续父亲的衣钵，尽管比父亲复杂得多。而对第三代，也就是以四喜、李志、秋月为代表的那一代，则基本上是否定的。 第三代有着含混不清的世界观，甚至没有世界观，要说有，也是唯我独尊、为我所用，高悬头上的指挥棒只有目的论。当目的论成为最高统率和绝对权威，所有手段就都是正当的。四喜欺骗亲人去做传销，弄得个个血本无归，接着诱骗女大学生和自己同居，并千里迢迢带她来奔赴爷爷的丧礼；秋月不仅和表姐的男朋友勾搭，还对表姐刻毒詈骂……如此种种，都显得那般理直气壮。 他们是这样的“不争气”。 电视剧《人世间》热播期间，原作者梁晓声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那代人差别太大了。我当时大学毕业，有留校任教的机会，但是父母年岁已大，还有残疾的兄弟在家，因此放弃了留校机会，恳请领导让自己回了东北老家。类似的选择在当时很普遍，现在的年轻人能做到么，有这样思考过么？”[4] 言外之意，也是对“现在的年轻人”的质疑乃至否定。 难道真像《风波》里的九斤老太所说，“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不是那样简单。 《谁在敲门》里的第一代，社会有着稳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第二代长大成人后，那些观念已有所动摇，但基石还在，小时候播下的种子还在；到第三代，各种关系已呈现出撕裂的面貌，风南来北往地吹，他们眼神迷茫，看不见来路，更看不见去向，同时脚下也没了根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是最让我心痛的一代。他们表现出的迷惑与混乱，很难说不是一种吁求、一种抵抗。 上辈和上上辈都经历过物质生活的困境，到第三代，困境解除了，解除后才发现，那些格言、家训、谚语、圣人的教导，大多是在物质匮乏时发出的声音，且多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当物质不再匮乏，艰难累积的精神文明仿佛突然失去了依据。当西方价值观涌人，第三代崇尚个人主义，对固有的集体主义思想便随手抛弃，完全不顾及两种文明的不同成因。农耕社会所耗费的人力，是狩猎社会的260倍，中国作为古老的农耕国家，通力协作是自然选择。 但并不能因此指责他们。到他们这一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农耕社会的特质已显著弱化，各种观念的杂糅和冲突也让他们无力判断。而且我前面说过，人都有对美好的渴望，尽管对“美好”一词有不同的理解，但其中分担和分享的含义，一定是最本质的，也是最为动人的。第三代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第一、二代，他们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整体格局喧嚣，很难要求他们迅速而自觉地从迷乱走向清晰。他们好像有许多选择，其实已丧失了选择。正因此，需要重塑和再塑的，不仅是他们自身，还有他们呼吸的空气、站立的土地。 大环境如此，对小环境也要考量。 两个月前，我们几人跟一个领导聊天，这位领导的年龄，如果纳入《谁在敲门》的代际，属第二代，谈到年轻人，即小说中的第三代，他很感慨，说：“为什么他们成熟得那么晚？我二十多岁就当厂长了。”这样的感慨不只他有。我还听一个领导讲过，他刚满十九岁就当了厂长，厂里职工过万，而当下年轻人到而立之年还像个孩子，他说起来直是叹气和摇头。他们天赋异能，不去比，就是普通民众，也深怨儿女辈的晚熟。莫言写过一个《晚熟的人》，虽与这里的话题无关，但“晚熟的人”似乎可以作为标签，贴在第三代人身上。 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忘记了他们多是独生子女，尤其是在城市。独生子女很珍贵，即使有超生，头胎过后的生育权和生命权，是付出了代价的，因而同样珍贵，在他们成长的初期，父辈和祖辈往往以爱的名义，剥夺了帮助他们成长的风雨雷电。没有一种生物只需要阳光，哪怕是温暖的阳光，如果只在温暖的阳光里生长，长大了也只会索取阳光。然而，这群只会索取阳光的人，肩膀上还没沾过一粒尘埃，就被告知，他们将以一人之力，赡养两个甚至多个老人。 力不能任，于是逃避。 同时，手机的普及、网络的发达，都被这代人赶上了，他们与实际社会若即若离。如果这代人是农民工，已没有了上辈人的艰难奋斗，尽管融不进城市，但城市给予他们的印象，远不是第二代感觉到的凌厉和疏离。他们喜欢上了城市。喜欢归喜欢，还是融不进。同时因为喜欢城市，就不愿意回归故乡。 他们已经没有了故乡。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也没有他乡。所谓“却把他乡作故乡”或“误把他乡作故乡”，对他们而言都不存在。 这是从整体论、从外部论，但历史趋势和社会环境不应该成为个体精神撤退的全部理由。生活会教育他们的，迟早。他们迟早会懂得李嘉诚的这句话：鸡蛋从外面打破，是食物，从里面啄破，就是生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惑和责任，因为困惑而放弃责任，也就放弃了自己。 他们的子女，即小说中的第四代，还是天真烂漫的年纪，充满无限可能。 四 《谁在敲门》写一个家族的命运。当然，家族只是出发点，是长河的源头。家族小说的志向是万川归海。家族本身，就是发展和不断发展的历史。原始群落杂交时期，不可能产生家族，到母权制氏族公社，家族诞生，因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婚姻关系的确立，母权过渡到父权，并形成父系家长制大家族。新中国成立后，从经济基础上消灭了封建大家族，分割为单纯以血统结合而成的小家族。以后呢？到小说中的第三代，血缘和地缘都已淡化甚至瓦解，多为独生子女的身份和生育率下降的现实会不会让小家族也成为历史？从时代叙事的层面，《谁在敲门》会不会是最后一部家族小说？ 时代的浪头漫过，被打散的，既有传统家族本身，更有传统风俗和伦理。所以在小说中，对这些都下了重笔。意在记住。“记住”，是文明累积的前提。但不是挽留，连挽歌也说不上。这部小说在获评《当代》“长篇小说五佳”的时候，贺绍俊老师撰写颁奖词，其中说：“作者......演绎了几代人的生生不息，在厚重的历史氛围中表现出对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充分理解。”[5] 因为理解，所以顾惜，所以疼痛。 如前所述，家族只是出发点，是叙事的核。写一朵浪花的故事，是为了写一条河流的故事。诸多评论家把《谁在敲门》称为长河小说，长的不是叙述时间，那不过几十天，而是细节背后的纵深，是我们来时的路。同样是贺绍俊老师撰写的颁奖词：“长篇小说《谁在敲门》在致密的细节和饱满的文字里，深藏着作者宏大的艺术野心，他代表新兴的城市和悲壮的命运频繁敲击时代之门，并以这种方式向沉默的土地和伟大的传统致敬。”[6] 乡土一直是喧闹的，可也一直是沉默的，因其喧闹和沉默的强烈冲突，才吸引了众多作家的注目，并努力表达其中的对立、交错和延伸。八十多年前，茅盾在论述乡土小说时，说乡土小说要呈现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因此乡土小说的作者，须是一个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说得好。如果不是这样，乡土小说就成了类型小说，别的类型小说有人看，乡土类型恐怕难觅读者。 在我的观念中，长篇小说的可贵处，是能把握民族情绪。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那种情绪都在基因里流淌。在中国，因其个性鲜明的地理特征、源远流长的农耕历史和天道哲学，乡土成为捕捉民族情绪的最佳场域。 《谁在敲门》出版后，不少读者说，这是写他们家乡的事，而那个“他们”的家乡，可能在湖北，可能在山东，也可能在广西、海南或河北。这些人，有的出生在乡村，有的出生在城市。这正是我需要的效果。我说检验小说的自我生长能力，也是希望达到这种效果。还有的读者，拿小说中的人物与他们生活中的人物对应，大姐夫像谁，大姐像谁，“我”又像谁......所谓像，同样不是指人生经验的相似或重叠，而是指他们的品性、渴望和梦想。 所以，乡土小说的历史观，既指社会史，也指心灵史。 巴尔扎克所谓小说是民族的秘史，“秘”就“秘”在情绪和心灵。 如果社会史还有特殊性，心灵史则具有广阔的共通性。当我们把人心里的千沟万壑摊开，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都从茄毛饮血的道路上走过来，虽然因为不同的地缘，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但彼此经历的痛苦和忧伤是一致的，内在的美好和局限是一致的，渴望的真情和感动是一致的，对高于人间尺度的仰望也是一致的，我们对英雄的定义是如此相似，我们的鞭挞和批判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文学因此成为桥梁。 中国人的心灵史，从很大程度上讲，埋在人情世故当中。“人情世故”这个成语，据百度词条上讲，产生于宋末，出自文天祥《送僧了敬序》，但事实上，这个成语产生之前，它所蕴含的方法、道理和经验，早就融人了我们的血液。所以要写好中国人，方法大抵有两种，一种是通晓人情世故，一种是打碎人情世故。前一种能奉献厚度，后一种能抵达天真。 抵达天真的小说，可遇而不可求，金圣叹盛赞《水浒传》，盛赞李逵那个人物形象，天真并且天真到烂漫，是重要的评判标准。但这样的小说不能强求。多数小说还是从“通晓”二字着力。毕飞宇曾说，人情世故是文学的拐杖。《红楼梦》被喜欢，张爱玲的作品被喜欢，故事和语言当然是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对世态人情的微妙体察和准确书写。“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7]，曹雪芹的这句话，证明他行文之先，就有了深刻的自觉。 上海批评家黄德海、北京批评家李云雷等，都说《谁在敲门》让他们想到了《红楼梦》，称其为“乡土《红楼梦》”[8]。我想，这除了因为两者都有对盛大场面的铺张扬厉，都塑造了光焰般照人又灼人的人物（《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谁在敲门》里的大姐夫），都采用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写作手法，更重要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深度关切和把握。 当然，世态人情或者说人情世故，只是表象。比如“看破不说破，面子上好过”，其深沉背景是儒家文化培育出的耻感。耻感和罪感，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里有专门论述。[9]本尼迪克特认为，耻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罪感则是一个人即使在无人知晓自己的不端行为时，也会为罪恶感所烦恼。有学者说，中国是面子文化即耻感文化特别发达的国家，儒家文化的基石就是耻感文化，其积极意义，是能成为强大的约束力，规范人的社会行为，但人在独处时，也就是社会性暂时消失的时候，耻感文化的约束力便也随之退隐。 写世态人情，要写到这个层面。 但还不够。小说不能陷进世态人情的泥淖里。相当一部分世态人情是对人的局限性的妥协，而小说的意义不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是揭示并修补人的局限性。因此须有飞升和超拔，须有一束遥远的光。 《谁在敲门》在意那束光。小说的结尾，大姐死了，自杀死的。一次分享活动上，有读者说：“你不能让大姐死，你必须再写一部书，把大姐写活！”那位读者爱大姐，不少读者都爱大姐，那是一个地母般的人物。我的回答是：我不能把她写活，否则，这部小说就没有光了。那位读者若有所悟。 有位署名“苏藓酥不甜”的读者，在“微信读书”上发表对这部小说的评论，说：“永远有植物记得自己的使命，就像永远有写作者记得自己的责任。好的写作者横眉俯首，写自己更写时代；他们把作品写在纸上，写在地上，让世世代代来审判、发问，自我观照，以及反思。”[10]反思本身，就是一束光。 那束光是我们心灵史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有人说是写新城市人的乡愁、有人说是写新的城乡差距、有人说是写乡村政治的解体与重建、有人说是写我们日日面对的人生命题……作为作者、我似乎没有权利多说什么、但我将主题的多解视为这部小说的荣耀。到目前、这部小说已获得很多鼓励：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十大文学好书、《收获》文学榜人围作品、《亚洲周刊》十大华语小说……这些鼓励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我继续期待它的自我生长能力。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 注释 [1]杨素筠：《阿尔莫下雪了》，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版，第58页。 [2]罗伟章：《饥饿百年》，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4]希克斯：《新城市人的乡愁》，豆瓣读书2022年5月23日，htps：//bok.douban.com/review/14421800/. [5]《〈当代〉2022年度文学论坛举办：2021年长篇五佳作品揭晓》，新浪读书2022年1月24日，htps：//book.sina.com.cn/news/whxw/2022-01-24/doc-ikyamrmz7185099.shtml. [6]《〈当代〉2022年度文学论坛举办：2021年长篇五佳作品揭晓》，新浪读书2022年1月24日，htps：//book.sina.com.cn/news/whxw/2022-01-24/doc-ikyamrmz7185099.shtml. [7]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④苏藓酥不甜：《谁在敲门》，微信读书2022年2月1日，htps：//weread.：.com/web/review/detail/4103243777wKMiDQIU. [8]黄德海：《万物复苏的声音——读罗伟章〈谁在敲门〉》，《剑南文学》2021年第4期；李云雷：《〈红楼梦〉传统、生活史诗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罗伟章〈谁在敲门〉简论》，《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9]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何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10]苏藓酥不甜：《谁在敲门》，微信读书2022年2月1日，htps：//weread.qq.com/web/review/detail/4103243777wKMiDQIU.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