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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袁 《与顾小姐的一次午餐》 作家阿袁的小说人物都以高校知识分子为主，笔触古典又现代。小说于她而言是遁世之道，这种遁世带有理想的色彩，“不是因为不热爱现实的人生，而是因为对人生有更浪漫的期待。” 阿袁的新作《与顾小姐的一次午餐》近期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在她的笔下，能看到庄重和戏谑并存，俏皮和讥诮同在。以下为该书策划碎碎对作家阿袁做的一个微访谈，带你近距离地走进作家的内心。  《与顾小姐的一次午餐》阿袁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出版/43.50元 对话 阿袁& 碎碎 碎碎：在网上找不到你的微博，你也从不发微信朋友圈，抖音短视频这样的新媒体更是难觅你的踪影。对于热爱表达的作家来说，这样好像是等于没有直接、即时地对现实发言的渠道，也没有和读者直接交流的通道。从自我宣传尤其是新作出版之后的宣传来说，对作家不太有利。请问你为什么这样“自绝”于社交媒体呢？是为了安静地沉浸于创作的考虑吗？ 阿袁：女儿有一次这么形容过我，“你根本就是一个伪装成猎人的猎物”。确实如此，我是那种看上去很开朗很外向其实却有——至少一定程度上有——社恐症的人，社会生活于我而言，就像宴席上的酒，如果非要我喝，我也能喝上一两杯，但最好能少喝就少喝，能不喝就不喝。所以，与其说我要“安静地沉浸于创作”，不如说，我只是“能不喝就不喝”而已。 我曾在《小说：我的出世与入世之门》这篇创作谈里写道：小说于我而言，完全是私密的，它脱离了社会的意义，不仅与政治无关，与伦理无关，也与责任无关。我这样说，不是想否定小说这门艺术的多元价值，也不是在持一种消极的小说观，认为它只是一种消极的精神鸦片。它当然不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小说态度，鲁迅用它呐喊和批判，普鲁斯特用它缅怀和伤感，还有的人，用它飞短流长。而我把它当作遁世之道，这种遁世带有理想的色彩，不是因为不热爱现实的人生，而是因为对人生有更浪漫的期待。像李白的诗歌一样，因为是爱的，所以想更多的爱。 也就是说，小说是我的遁世方式，不是我的入世方式。 碎碎：在当代作家里，既是大学教授，又是作品丰饶的小说家的，很少见。一般来说这两种身份好像是矛盾的，教授是做学术研究，长于理论和理性思维的；小说家更需要形象思维，是感性主义的。但在你这里，两者却是相得益彰。你是怎么把这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的？ 阿袁：我从来不认为理性和感性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至少在女性写作者这儿，它们是水乳交融共生共在的。女性的理性里，一定带有感性成分。不信，你去看波伏瓦的《第二性》和《女宾》，去看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到灯塔去》，去看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 碎碎：你的小说辨识度较高，几乎都是围绕高校中文系或文科专业的教授、副教授、资料室工作人员、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一群体，被誉为“专注大学校园故事第一人”。这些离你的现实生活比较近，写他们会有顾忌吗？会不会担心身边的人对号入座？ 阿袁：哈哈，当然会。所以我会给他们乔装打扮，有时是物理程度的打扮，有时甚至是化学程度的打扮。换一种说法的话，也就是我会对这些人物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高于生活”的艺术处理。 碎碎：豆瓣上有读者说，阿袁的小说胜在文绉绉的蜚短流长，写活了大学中文系的阴暗众生相。我的阅读感受是，你对你笔下的知识分子，比如他们身上酸腐的学究气，可笑的虚荣心，表里不一的分裂性，不接地气的虚妄，有着毫不留情的批判性，另一方面，你又能写出他们身上的喜剧性，酸涩的人物命运里常常充满喜感。这是不是代表着你对他们既憎又爱的情感态度？ 阿袁：正如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般，我笔下的人物，从某个意义上而言，也是我，甚至也是大家。据《自私的基因》这本书说，人与老鼠有百分之九十相同的基因，人与鱼有四分之三相同的基因。所以，这个世界说起来千差万别，但生物之间相似性，远大于相异性。这么去看人类的话，你对他们就没法只是爱，更没法只是恨了。 碎碎：你说过你十分热爱写女人，热爱写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犹如百褶裙，一褶之后，又是一褶。面上是一种颜色，暗里又一种颜色”。 《与顾小姐的一次午餐》里贡献了几个特别出彩，应该是只有你才能写出来的女性形象，比如《有一种植物叫荚蒾》里的孙庭午，对社会、对他人极度的疏离和散淡；《左右流之》里的周荇，她更接近生命本能的活法，蓬勃的生命力与生活能力都很吸引人；《姬元》里的哲学博士姬元黯淡普通的外表与狂野奔放的内里形成很大的张力，她对现实的苟且与反叛都特别激荡人心。 你的笔致非常饱满地呈现了她们各自的可能性。这几个人物让我感觉都是对当代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拓展，具有非常新鲜的时代特质。你的现实生活里有类似的人物原型吗？想知道她们是怎么在你小说里生长出来的。 阿袁：这个问题让我开心，虽说写作是自己的事情，但被懂还是开心的。《诗经》不是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吗？虽然我在写作时或许并没有刻意“求其友声”，但有了这种“巍巍乎高山，荡荡乎流水”的友声，还是让我激动得差点儿弹筝搏髀歌呼呜呜。 孙庭午、周荇、姬元这三个女性，确实是我小说中的异类，她们和我一直以来刻画的其他女性，比如《镜花》里的鄢丽，《烟花》里的周邶风，《浮花》里的朱箔之类，差异到不是一个人种的程度。之所以生出要写这一类女性的想法，与其说是身边有这种人物原型，不如说我希望身边有这种女性。 波伏瓦在《第二性》里对女性的性别特征概括是——从属性，内在性，还有客体性（也就是一个绝对的他者）。这是波伏瓦1949年的概括，但仍然适合用来概括今天的女性。今天的绝大多数女性——哪怕是有文化的高校女性，仍然还在过着一种虚假的“我们”的生活，远没有过上一种“我”的生活——自主的、精神独立的，有尊严的生活。 伍尔夫说，成为自己是最难的。不管孙庭午、周荇、姬元她们最后生活好与不好，至少她们成为了自己——或者说她们在努力成为自己，而没有人云亦云地过自己的人生。我不知道赋予她们启蒙意义合不合适，但我确实希望借这几个故事，让女性可以审视和观照自己的人生。这是我刻画这几个文学形象的初衷。再一次感谢这个问题，让我相信写作的意义。 碎碎：你的小说既有丰茂的古典主义元素，比如对大量古典诗词文赋信手拈来的运用，以及小说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在叙事上又富有现代主义的穿透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精神。这三种元素并不违和，以丰富的维度奇异共生地体现在你的小说叙事里。说说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给你的不同影响，给你写作带来的不同营养。 阿袁：我不知道之前是否有人注意到我作品中存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元素，一直以来大多数评论文章提到的是我小说中的古典文学特质，因为古典文学特点在我小说里就像显性基因一样明显，很容易看出来，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元素就像隐性基因，要看出来不仅需要眼毒，还要对我作品有相对全面深入的了解。 “关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怎么营养我”这个问题，我说不太清楚，就像我说不清楚小米、西红柿是如何营养我的身体一样。但我确实既爱《诗经》《世说新语》和苏东坡，也爱格雷厄姆、约翰·契佛、奥康纳。我相信，爱过的这些东西，到最后都起了作用的。 碎碎：这部小说集里的《姬元》写到的哲学博士姬元，有一种不动声色的震撼力，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是写出了“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使每个女人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 这个大龄的、对婚姻并没有期待的女人，本以为自己不会介意男人的爱不爱的，当她在身体感受与智识上同哲学教授汤弥生一起达到巅峰体验的时候，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让她跌落下来，让她看清了自己的所在。很悲凉。这让人感觉现代女性在获得爱与幸福的道路上崎岖难行，没有出路。 你的小说一贯不会给人以甜蜜的幸福允诺。你借助小说人物之口说过，对女人来说，“不被爱，是羞耻”。你能否说说，像姬元这样的现代女性，在情感上的出路在哪里？她们有无在精神上找到自我救赎之路的可能？ 阿袁：多丽丝·莱辛在《金色笔记》里刻画了自由女性安娜和莫莉，波伏瓦在《女宾》里刻画了现代女性弗朗索瓦丝，最后自由女性安娜和莫莉并没有获得自由，现代女性弗朗索瓦丝不但没有找到一个情感出路，而且还成了杀人犯。这并不是女性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时代不是现代的，而这个女性自己现代了，那这个女性命运注定是悲剧的。所以我没法给姬元一个happy ending——虽然我是那么地爱姬元，那么地想给她一个happy ending，但给不了。不过，当姬元成为了“姬元们”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天会到来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碎碎：大学教授和小说家，你更热爱哪一种职业？如果只能选择一种，你会选择哪一种？为什么？ 阿袁：我小时候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成为一个图书馆员，或者新华书店一个站在柜台里面卖书的，为什么？可以看小说。直到今天，看小说仍然是我的最大爱好。所以，大学教授也罢，小说家也罢，他们殊途同归，反正只要和小说相关，我都是喜欢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