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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在光亮处说。 这光亮处，或许不是说出一切的光明坦荡，只是说者给自己找到一个自证光明坦荡的位置，就像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我的太太”的生命轨迹不是向着光亮奔赴——“如果你看过一本名叫《地下100层》的书，那本书里，地下有一整层就属于潮虫”，反而是向黑暗的深渊坠落。小说的说者是“我”之“他”，被说的“她”，是一个失名者,一个被讲述的人。“她”只有一个被用“我的”定义的通用名“太太”。虽然事实上，还是不忍，还是谨慎地使用男性的“物权”来指认“我的太太”；但也是事实，这是我们世界许多女性境况，被“他”讲述、定义和确认属权。 那个在光亮处的说者，如此冷静和肯定地“说”沉默无声的她，说她的透亮、坦白、可爱、贤良，“她没有经历过混沌和肮脏，对动物友善，对儿童和老人友爱，相信爱能战胜一切。” 然而，她是有一个史前史的遗址，被”我”考古的史前史——“如果去看到太太的童年相册，很难把她和今日站在面前的优雅女性联系起来。她更像一个男孩，精力充沛，自由自在。”从史前史的自由自在到“我见史”的温顺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注意！女性的精力充沛和自由自在导致她易性而“更像一个男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习焉不察地以为女孩不应该精力充沛和自由自在？性别之分对应着他者的想象，有时是自我的人设。而且，她是如何被驯化，被谁驯化的？或者用小说的词“工业化”，如何“工业化”的？（她用ipad 的Procreate画的那些画有着工业化之后的那种质感）女性的工业“化”是“我的太太”一段脱落和消失的历史，也是现时代每天无数次女性发生着的。写出今天时代女性“工业化”的事实，这或许是《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的意义之一。因而，她和“我”的结婚只是一次工业流水线的转场。小说里，自以为是、霸道的叙述者“我”，本来可能是中国现代小说有自我检讨能力的男性启蒙者，翻转成被物化女性的塑造者。“太太离开学校，离开家，来到这个我为她而设的新居，做了我的妻子，整整十年后,她变成了鼠妇”。“我”为“她”而设，她被幽闭成为一个price hunter。小说的结尾，“我”意识到“怕”，是利我的，而不是为她的，对她现在的处境，甚至吝施同情。故而，14岁的她昔日重现，我们能确信这是人性的微光吗？以朱婧小说一贯的迟疑、犹疑和怀疑，是不信有迷途知返、改过自新之说的。一定意义上，朱婧怀疑男性自省和涤新，也是冀望一种新的未来。 说吧，在暗影处说。 和《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我”之他说“她”不同，《在那天来临以前》是一个“我”之她说自己的往事和现时。很长时间里，我们相信，经过了现代教育和女性革命，一部分“她”能够开口说话。《在那天来临以前》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现代意义的“她”。确实，小说的“我”之她说出了成长中的伤痛，父亲的出走，父母的离异，均的父母对“我”的偏见以及均的孱弱——亲密关系中，男性的孱弱是朱婧不断书写的母题。这一切，虽然都处身日常生活的暗影处，但并不算难以言说。《在那天来临以前》有更深的黑，更深的难以言说。相比较而言，怀孕和失去只是驶向深渊的黑和无可言说的航船。值得注意的是，和《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不同，《在那天来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老师成为“我”的启蒙者和陪伴者。而且，有意味的是，既有文学中类似关于爱与痛失的片段无边无际的侵入到小说的叙事。同性之爱和文学共情，有那么一刻，朱婧却有信了文学的疗愈，或许大抵只能如此而已。朱婧以自己的小说汇入说出爱与痛失的文学长河。如果一切可以言说，怎么会有如此绵绵不绝的说者？说吧，只是因为难以言说，才需要反复说。 朱婧受到的文学教育，会告诉她：文学是可能逼近真相和抵近真理的力量和道路。但是，这种文学大词典的词汇表不属于她的小说。她的小说一直使用着她私人的小词汇表，她的小说如果也有想象和虚构中逼近或者抵近，那可能只是事件、事实、常识，甚至更微小的场景和细节。已然细小了，还如藏身长空白日的树阴下的安静流水。与其说朱婧的这两篇小说在证实女性命与运可以被说出，不如说是在证伪。而反复地说，反复地证伪，对于朱婧而言，是证实的必由之路，最终能否证实？需要多少次的证伪装才能证实？这不是写作者所要考虑的。写作者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吧”。顺便提及的是，在当下很多小说，家庭成为我们时代的密室，对朱婧而言，家庭是时代敞开的最前沿，也是她查勘时代的辽阔田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