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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表面看不证自明，深思则令人疑窦丛生。文学理论不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吗？这个答案貌似顺理成章，实则掩盖了文学与理论的深层关系。因为在这个答案里，作为定义项的文学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不自明的文学概念同样需要得到论证。在“文学理论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这个陈述中，理论与文学的紧张关系也没有得到揭示。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确立文学与理论的问题意识。 从文学与理论的紧张关系说起 历史上，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从来不是自明的。按理说，文学理论发生的根据即在于对文学的解释，理论是对文学的守护。然而，考察文学与理论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理论在发展中不仅与文学没有达成一致性的默契，反而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了文学与理论关系的紧张。 在马可·爱德蒙森的心目中，理论应该能被反驳，应该具备“使文学充满活力的潜能”。而一旦将文学视为“难以驾驭的能量”，理论就会滑向“焦灼的单线思维方式之中”，就会威风凛凛地对文学实施“驱逐、压制、带倾向性的颂扬、代价惨重的辩护”。 苏珊·桑塔格对理论的抵制表现在她对阐释的独特分析和评价中。她坚决反对对艺术进行阐释，认为阐释是一种概念化的活动，即从作品整体中抽绎出思想，使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同化于文化。阐释背离了艺术的特征，是对艺术作品整体的破坏。 如何阐释以达到对艺术整体性、有机性的尊重和逼近，这是贯穿在哲学与诗论争中的一个焦点话题。马可·爱德蒙森和苏珊·桑塔格虽然猛烈抨击理论，但他们并没有抵制或取消理论的意图，而只是希望矫正理论的问题。文学的世界是形式的世界，又是意蕴的世界。而理论的话语则是概念的、逻辑的，理论的展开是理性的运思过程。这样一来，在意蕴内涵其中的文学世界与概念的、逻辑支撑的理论世界之间的确构成一种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常常被认为是文学指责理论的理由。但文学与理论的矛盾关系并非不兼容、非同一性的，而是可以通过特殊的智慧融通的。 在精神深处，文学和理论不仅不矛盾，还表现出内在的一致性。文学以人为中心，她倾听人的吁求，关怀人的福祉，人的存在是文学无法绕开的本体论前提。同样，理论也是表达对人的存在之关怀的。不能离开对人的存在的关怀而谈文学的意义或理论的价值。文学与理论在精神深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文学的现代发展已经超出了单纯模仿论或表现论的解释范畴，文学挑战着人类的智力极限和理解能力，理解文学必得借助于一种理论。凭借理论，文学研究超越了单纯的经验接受或感性印象批评，而成为具有科学性的活动。所谓“文学事实”，不过是理论依据自身而对文学的建构，并不必然属于文学。没有对文学性的体认，理论及其阐释活动就会失去方向，变得晦暗不明，最终背离文学，成为以理论面孔出现的对文学的剥夺。 文学对理论的不满、抵制和怨恨不过是对蹩脚的理论的抵制。蹩脚的理论不属于文学，而只是文学的羁绊。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的隐喻可以很好地说明理论主体的身份特征。从“立法者”到“阐释者”，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到理论的协商性质和对话性质，认识到知识的非垄断性质——拥有知识并不意味着拥有真理。知识是用来解释的，不同知识之间是可磋商的。 没有理论的批评如何可能 批评作为理论的应用，是指向作品的。批评是一种旨在发现作品的美和缺点，阐释作品的意义的理性活动。批评连接着两头，一头连接理论，一头连接文学。 但是，当今文学批评被人们诟病最多。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文学方面，批评远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人们指责非文学的批评太多了；另一方面，贴近文本、深入细读的批评太少了。还有人指责批评家阅读作品没有耐心，在没有读完作品或者粗糙阅读的情况下就对作品遽下断语。诸如此类都说明，文学批评远没有达到与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而从理论的角度看，批评的浅薄暴露无遗。因为批评疏离了理论，导致批评与理论脱节。批评要从理论上解决为什么批评以及如何批评的问题。 批评不是与文学分离的孤立的书写行为。批评通过专业的分析，来把好的文学或者文学的丰富意义传递给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因批评而走进文学，理解文学。批评又是时代精神的维护者和建设者——通过批评而弘扬时代精神，提升特定时代的思想能力和解释力量。批评还承担着思想交锋、明辨真理，守护可能世界的任务。批评家是一个时代责任伦理的代表，最能率先体察到问题的端倪，能把萌芽状态的问题呈现于笔端，以引起社会关注。同时，他还是有理性的人，不会把毫无根据的个人臆断传递给社会大众。所有这一切，都内在地要求批评家首先是一个理论家—— 一个有思想、有情怀、有标准的理论家。 理论与批评在文学活动中是不可分离的。理论对文学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批评来实现的；同时，批评又源源不断地回到理论，生成理论。理论作为观念系统和思想体系，在为批评提供价值理想、评价尺度和批评方法的同时，也生产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形式。批评标准和尺度的建立，是理论自觉的标志。而批评方法的运用（或“视点”），也显示了理论的知识学基础和强大的解释功能。 理论为批评提供尺度，批评是否深入、得体，不仅与批评家细读的专业能力有关，也与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理论有关。理论在为自身提供反思能力的同时，也为批评带来自审的力量。 理论何为 在所有关于理论的讨论中，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的一句名言最耐人寻味：“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按照常理，常识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总结出的基本道理，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尊重常识就是尊重日常生活的基本伦理。文学研究强调尊重常识，也就是要尊重关于文学的约定俗成的、自然而然的道理。但是，卡勒却提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常识的好斗的批评家”的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更加确证了自身的这种特质：理论与其说是一种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反思怀疑的气质，一种推测探究的动能。凭了这种探测推究、反思怀疑的气质和动能，理论向约定俗成的经验或常识发出挑战，向思想的守成与僵化发出挑战，向一切似是而非的假设、命题发出挑战。 在当前反思性语境下。我们试图提出“理论的文学性”命题，以化解理论与文学的紧张关系，恢复理论的信誉。“理论的文学性”这个命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理论的文学性在场。文学与理论具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理论是关乎文学的，但是理论一旦形成，就可以超越文学，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说方式。理论既可以以文学为言说对象，也可以以自身为对象。文学性是理论的基本在场，这是衡量理论是否属于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标准。在理论文本的生成中，文学性不单是文学的特点或品质，更是理论的一种发现问题的视角和进入文本的工具。借助这种视角和工具，理论实现了对理论之不可言说之域的抵达。文学性作为理论的在场，要求理论对形式有一种特殊的尊重意识。唯有形式，超越了逻辑的、理性的言说，有能力抵达本源的世界。从形式进入，能发现文学艺术不同寻常的洞见真相、揭示生存的功能。 理论的文学性言说。既然文学性是理论的基本在场，文学性有助于理论抵达理论无法呈现之域，那么，文学性就不应该只是理论的手段，更应该是理论自身，是真理呈现的方式，是本体论的。相应地，理论，无论是知识生产还是理论言说，无论是讲述还是陈述，都不应该定于一尊，将观点、论据、论证的逻辑自洽视为唯一有效的方式。事实上，文学理论的书写更应该是多维的、丰富的、指向内心经验的、更具反思性精神气质的，因而是更具文学性的。信念、价值、经验、情感、事件、隐喻、图像和叙事等，正是理论文学性言说处理的问题。理论同样可以使用隐喻、象征、暗示、形象、体悟、反思性等概念工具，甚至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自身。文学性言说之于文学理论，不是一个技巧、策略的问题，实际是走进文学、最大限度秉持对文学善意的努力。理论如何穿梭于文学的世界，讲述文学的故事，文学性言说是一个基本的制衡机制。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