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娜夜 一首诗能干什么？为什么还要写下去？因为写诗是一种美德。 我的写作从来只遵从我的内心，如果它正好契合了什么，那就是天意。 写你的命运给你的——这多么重要！ 知道你写的每一个字在干什么——这是诗的魅力，也是召唤你继续写作的魔力。 对于一个民族，在孩子们的课本里选编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好诗，比评诗歌奖更重要。 和孩子们一起写诗、读诗、聊诗，是有意思的。那早已丢失的天真和好奇心，会被孩子们重新送回来。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写出一首诗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为何开始，又为何停下。然而，每当我发现自己又开始写诗，总是心怀诧异。 时光流逝，有些词语在你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些正待你去经历、体验……始终不变的是对分行这种形式的热爱。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我已经写了很长时间了。还在继续。而且只写诗歌。 灵感和高潮一样不能持久，接下来是技艺。 一个作家的意义就在于他提供了某种语言。语言是表达者的精神气象和精神质量。而惯性，是需要警惕的。 时间才是终评委。荣誉，是一次重要的提醒：也因此，你写作的尺度又一次升高了。 诗人的精神空虚感是绝对必要的。写，则是对“空虚”的穿越。 “我们是诗人——和贱民们押韵。”——茨维塔耶娃在她的时代。 难以获得的是深度，宽度很简单。 我知道我在浪费生命 ，但我节约语言。 我希望我的写作，在敢于正视人的自身局限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折射出这样的诗歌美学：“美的短暂性会提高美的价值。” 把诗写得花里胡哨并不难，难的是相反。小沙弥总是口若悬河、云遮雾罩，高僧大德深入浅出、话语朴素。 一首好诗有诸多因素，但绝不可能只是修辞术的结果。 有时候，诗人的绝望不仅仅来自写作本身，还可能来自一本正在编选的自选集。你写的时间越长，可挑选的越少。某个秋天的下午，呆坐在书房里的你，甚至已经没有勇气继续完成一本叫《娜夜诗选》的自选集。 那些从来为自己叫好的诗人，他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过分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比如启蒙、呼吁、批判、担当、揭露、反叛、悲悯等)之间，优秀的诗人更多地出自前一种。 我们的诗歌从来没有逃避现实，却没有力量穿透现实。 在人类的灾难面前，我允许自己失语。就我个人而言，那样的时刻，眼泪或愤怒比写诗更诚实。 诗无论参与了什么，都不能因此降低艺术水准。否则，就是对诗的伤害和利用。 我怀疑那些时刻准备用诗歌表态发言的诗人。那些消费苦难与不幸的伪命题。 一个从未写过爱情诗的诗人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生命是干枯的，至少不够丰盈。爱情就本质而言，就是无穷对有穷的一种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爱情诗看作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隐喻式书写。 必须减去多余的脂肪、赘肉，表达的双下巴——仿佛美的：人体。必须懂得节制的力量——这仅仅是技术？这，并不容易。 有时，我的苦恼还在于：从不能把自己的一首诗解释得头头是道。 糟糕的是，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认真阅读了。或者只以一种方式阅读：评奖的方式。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一种尚未诞生的什么奖。 木匠的根本是桌椅板凳，而非满地蓬松好看的刨花。所以，写作是一回事，荣誉的附着物是另一回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卡夫卡的日记里只有一句话：“德国对俄宣战，下午游泳。”你绝对不能说，写出《审判》的卡夫卡对人类的大事无动于衷。 关于诗歌与公共生活的讨论：让愿意参与者参与，不参与的也不是罪过。这才是正常的。就像有些人设法进入文学史，有些人觉得毫无意义。 诗，一定不会是公共生活的主角。甚至，诗人这个称谓在公共生活面前都是尴尬的。仅仅把公共性理解成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对重大事件发言、表态，就太草率了。 在公共生活中做一个有精神光芒和道德底线高拔的人，比写一首诗更重要。 只需要一个足尖——这是芭蕾。而创作谈就是要告诉他人练功房里的事故，如何频频摔跤，哪个部位骨折，哪里肌肉反复拉伤，撕裂…… 被问：诗歌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某个黄昏或深夜完成一首诗的可能，在自然面前更谦卑的姿态，意味着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寻找自己声音的哑孩子。也意味着：赞美中隐含祈祷。 边缘或小众或无用，又有什么关系，或许正契合了诗的本意。星光依然闪烁，诗人们依旧在写。 我的诗都短。中学时，我60米短跑和跳高成绩都不错。在跑道上，距离越长，我的成绩越差。短跑最后的冲刺有飞翔之美，马拉松总是筋疲力尽。 我从来不低估读者的感受力，这使我的写作一开始就剔除了多余的赘肉。 艺术的感受力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有些诗，的确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准备和生命经验。 关于生活和爱：哪一个生命，哪一个民族，没有自己深情的佳句，只是——诗人写在了纸上而已。 离开甘肃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写大西北：《大于诗的事物》《向西》《移居长安》《移居重庆》《时间的叙事》《想兰州》《西北风就酒》等作品里都传达出这样一种诗歌情感：“谁在大雾中面朝故乡/谁就披着闪电越走越慢/老泪纵横。” 做一个诗人，意味着接受各种悲观主义的训练。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文化，人类生存图景的变异，传统审美情境的动摇……诗人们必须面对分裂的精神镜像和怪诞、非理性的人生体验。诗歌的智性元素丰富了，内在的精神力量却在衰减。 诗歌涉及政治和涉及草木一样自然，我反感涉及一点政治，就自喻拥有“真理”的诗人——朗诵的时候就可以振臂高呼。当然，如今似乎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无论生活还是诗歌，我从不为自己设置假想敌。 我十分在意每一首诗的内在节奏和音乐性。有时不是卡在表达，而要归属、归宿于这首诗的韵律。阅读消失了，回声还在。 年轻时我写对抗的诗，紧张，别扭，敌意。现在，我写和解的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也包括和我自己。 芭蕾的足尖给诗人灵感，乞丐和小丑同样给出词语。 我们的诗歌并不缺乏呈现日常生活的能力，但我们缺乏呈现生活真相的勇气。 现在，地铁上、石壁上、隧道和溶洞里，都会看到张贴或石刻的诗歌，不知道算不算诗歌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发生了关系。 朦胧诗给我的启发：哦，原来诗也可以表达个体生命的忧伤，而非必须的集体亢奋。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西北甘肃（打出这两个字，我的心就软了），实在是太荒凉了。干旱、风沙、偶尔的草木、光秃秃绵延的群山。我在那里生活了40年，诗歌中始终的苍凉、忧郁、空旷、节制、恍惚，皆受益于那片土地。 “诗歌来到美术馆”。想象一下：诗和美术，诗人和读者，突然出现的老朋友，一直沉默的陌生人，这样的现场令人期待和惊讶。 这些年，“移居”成了我生活的关键词。熟悉与陌生，干燥与潮湿，荒凉与葱郁，欢聚与孤单，这些极端的变化与冲撞，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诗与人相互建构，彼此洞开。 《想兰州》是我唯一能读好的一首诗。无论多么紧张，想兰州三个字一出口，人就脱离了舞台，回到这首诗里……它不是一次创作，更像一次默写，命运早已为我准备好了。 我对自己的写作从来都是不自信的。作品决定发出了，最后的发送键还要等几天，电脑也一直开着。 概念化的标签是评论文体的需要，对写作本身没有意义。 我很少空谈诗歌，只对具体的文本有兴趣。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对自己的写作从未充满信心。 只要写，它就是我的作品，没有“采风诗”之说。一旦有了“应景”之感，只能说我没写好。 从来没有写作计划，也不知道下一首诗在哪儿。 我是混沌迷糊出诗歌，越清醒越不行。所以上午只能读书，下午写作，黄昏时状态最好。 除写诗本身，任何之外的文字我都心不在焉。也如我，不可救药，两本诗集起了同一个名字：《娜夜的诗》。这里没有诞生两个“娜夜”，却好像是对自我的轻微嘲讽。 对于一个诗人，什么是最高奖励？岁月更替，逝者如斯，而诗，还在。被传颂，被吟唱，舞台搭在天空之上，却涌动着大地的草木之香。 诗人的任务：把诗写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