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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炎凉》 《炎凉》作为一篇特征鲜明成长小说，当然不乏涉世的命运与人世的沧桑，然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些隐藏在时间缝隙里的习焉不察之处。藉由对往事和生命的守望与穿越，小说透射出深邃的悲悯精神和面对世界的巨大勇气。它指引我们去到那些看不到的地方，那些爱所能见证的地方。 从小说一开始，我们便可看出张学东无意于为历史作注，当他描述这个“再偏僻不过的小镇”的时候，便已然摒弃了宏大叙事，他也无意于给历史去蔽，而是关注叙述本身及其可能产生的诗学韵味，这样的小说可能从某个历史的原点出发，但它所抵达的是显示在叙事中的趣味、角度和理解，一如德里达所言，“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我们透过这种结构去理解整个世界。 一切都在讲述之中。随着“我”的陈述，似乎有一种倔强而悲悯的东西，存在于恒常的爱与痛之中。作为一个流浪者，叙事者“我”并不需要一种外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是基于一种生存本能与始终没有放弃的人之为人的爱与怜悯，也许从前没有人在乎“我”是谁，就像连名字也没有一样，但是“我”终于不再是我，而是“雷雷”，此时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小雨的恶毒，“我”从哪里来不重要，但是“雷雷”的存在，已然让她感受到某种威胁，她的攻击和丁裁缝的儿子一样，都是出于狭隘的本能。张学东没有直接书写历史与权力，而是把小说与人生以及现实的关系作为小说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从而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打破某种带有游戏性质的解构策略。如果反观“我”的来路，在干爹出现之前，在没有温暖的灵魂的关照下，“我”并没有迅速毁灭，也没有走向恶，而是倔强地让生命一点点获取希望之光。 当然，在欲望面前，“我”同样会受到引诱，但与侵犯丁裁缝的流氓不同，“我”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张学东并未抹去其欲望的擦痕，而是在深入洞察人性秘密的原点上，让一个活生生的带着缺陷的人慢慢走向爱的路途，让诚实的道德感回到自身，叙事主体“我”与这些隐秘而诚实的部分构成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具有沉默性质的语言关系。在这些时刻，我们看见了自身的不安与焦灼，由此小说提供了可能的终生难忘的体验，因为内心的幽暗之光在“我”身上降临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叙述中，“我”所面对的矛盾，首先是收留的家庭，而非那个道德沦丧的流氓，这是张学东对爱与生存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独特开掘，与王小波小说的反讽叙事不同，张学东在这篇小说中更加节制地控制着叙事的边界，让那些荒诞与不协调的一面，汇入生活的涓涓细流。“我”与流氓的暴力对抗是短暂的，而“我”又必须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但珍惜并非等同于屈从，这也意味着某种永恒的矛盾，比如与小雨之争。从整篇小说而言，存在主义的意味非常明显，比如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与小雨的对抗，以及与丁裁缝儿子的较量，如出一辙，这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加重了“我”的勇敢与无法逃脱的命运之间的悲剧意味，这是张学东潜藏在小说中的诗学魔法。 这些纠缠让生存透过渴求安定的欲望表层，进入到具体而真实的情境之中，纵然少年的“我”不一定能够触摸到生活的本质真相，但一定由此深化了对世界的感知，“事件”与“我”之间的对话于是不断重新开始。小雨这个形象成为仅次于小虹的对话者，她每一次发起的攻击，都像“我”的一次无法摆脱的心灵风暴的隐秘突围，在“我”勇敢的背后，是不得不接受的缠斗以及无法言说的悲哀，这种希绪弗斯般的处境，让小说进入到爱、自由与荒诞的层面，人在对抗命运的同时，还必须像面对无物之阵那样面对无意义，我想起加缪说的，“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人生无意义的勇气。”在这种无意义的纠缠中，“我”变得更加果敢而坚定，因为“我”之成长，不在于改变自我，而是发现自己。 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斐德若陈述了如何避免恶，或者说如何以爱来对抗恶，特别是一种特殊的恶“懦弱”，而克服了这种恶，便会如英雄一般。就“我”的行为而言，这种爱首先是一种内省的力量，而非从某种理念，譬如从德性中可以寻找到的既定的痕迹。“我”对于自身的行为，有一种较为冷静、清醒的省察，尽管在某些时刻，似乎是莽撞的、犯错的，但整体而言，“我”总在这些看似莽撞、犯错的时刻，表现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果敢和事件发生之后的控制能力。因此，在与小雨的“恶战”中，看着小虹“又着急又说不出话来的样子”，“我”的心肠忽地就软了；而在击退骚扰丁裁缝的流氓，“我”并没有在干爹的奉劝下像个懦夫一样逃走，而是承担可能出现的后果。这些行为，尽管发生在最坏的时刻，但如同所有温暖的时刻那样，“我”从苦难、残酷与庸常之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也让一个流浪的孩子在自我疗救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一个男人的形象。 倘若把“我”的这种内省放到整个叙事环境中来考察，其意义就不言自明了。这种自省是人确立自身意义的重要方式，它构成了内在的主体性，同时，我们从中也看到，一篇小说无论表现哪一种生活，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实的亮处，而是必须深入其幽暗的内部，去发现混杂着人的复杂意识的琐碎性和生命在沉沦与挣扎中的异质性。因此，在这篇小说中，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作为一个少年，区别于小雨、小云和小虹的具有野生气息的异质基因，希望与矛盾始终在内心纠缠，勇敢与鲁莽具有虎虎的真气与破坏力，而“我”所渴求的，只是回到爱的应许之地，从而避免恶的沦陷。另一方面，张学东似乎有意摒弃了对苦难的渲染，因为苦难并不能作为小说的唯一推动力。对苦难的过渡关注，只会产生一种奇观效应，从而使得叙事滑向某种行为艺术，失去意义生成的可能。一个饱经苦难的人，当然会领受世态炎凉，但其对人世的观感，必须跳出苦难的包裹，成为一个带着距离感的、冷静而清晰的审视者。 或可说，张学东在“我”身上所倾注的，并非是对某种时代病症的简单批判，而是以一种冷静的方式，来剖析存在之殇，“我”在自己家、在干爹家和在丁裁缝家的处境，我们或可看作某种恒常的与时代境遇若即若离的人性遭际。张学东在处理此类题材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某种悲悯之感，这是他对人的矛盾性与脆弱性的无奈状态的揭示。“我”凝视着渴望的温馨场景，同时感觉到心灵的距离，我们分明感到一种冷的、不为人知的隐匿现场。“我”固然渴望安定与温暖，可是当“我”进入家庭，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另一个自己。这样的“我”，必须越过矛盾的雾围，去寻找更好的自己。 正如名字对于一个流浪者而言，意味着回到某种正常轨道，尽管最初可能不适应，但是名字最终让“我”产生群居的归属感，然而，小说在此时制造了生命哲学中的一个悖论，即“我”在流浪的时候，是悲苦的，具有野性的，可能随时坠入恶的深渊；而当“我”成为雷雷，流浪停止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服从公民社会以及法律的约束，意味着在家庭这样的小共同体中，可能遭遇因为嫉妒而产生的憎恨与报复之心。尽管“我”并未如小雨以及丁裁缝的儿子那般刻薄甚至带着仇视，而是保留了善良之心，但是，考察“我”的回应方式，似乎依然要面临情感的悖论，一如与小雨的对立，必然要伤害到干爹，而丁裁缝的儿子对我的仇视，似乎也是必然的。正是在这种确定性的悲剧中，一方面让“我”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克服人与生俱来的不完美，而趋向自我战胜。 此时，我们似乎渐渐可以厘清张学东如何处理“我”、雷雷、小虹以及疯子干妈的关系，在小说中，张学东多次在“我”讲述的时候，将“雷雷”称作“他”：“等到了街面上，我才忽然站定，感觉小虹快跟上来了，他也不回头，却只往后伸去一根手指头勾她。”或可说，“我”在对“他”（雷雷）的陈述中，产生了一种自我的凝视关系，“雷雷”渐渐成为一个趋向完善的“我”，一个规训之“我”，而小虹成为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使者，仅管她口不能言，但心灵却充满了圣洁，让“我”置身于爱中，从而让暴力与野性有了消失的可能。为了让这样的转变呈现出另外层面的真实，张学东以反向的方式，刻画了疯子干妈的形象，某种程度而言，她与雷雷都遭遇了所爱之人被毁灭的痛苦，然而，雷雷与小虹彼此都没有被击倒，而是在泪与笑中，学会面对人世的缺陷与悲苦。 在《炎凉》中，一个人的成长，他的悲伤与疼痛，都是真实而具体的，张学东一方面摒弃了历史叙事的游戏圈套，另一方面，也没有让现实变得“过劳”，借用现实主义的同时也在逃避现实，而是像众多优秀的当代小说家那样，将原本事件意义上的现实和历史，化作诗学意义上的混合与沉默，从而“把生命从自身中拯救出来”，因为正如昆德拉在《帷幕》中所言，“没有一个人是他自以为的那个人”，唯有这个复杂的“人”，得以见证那被包裹的“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