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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青色等烟雨》 沈荣均  沈荣均，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全委会委员，代表作有散文随笔集《天青色等烟雨》《倾城的土著》《斑色如陶》《内心的花朵》等。获冰心散文奖、孙犁文学奖散文奖、大鹏生态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长篇小说《双鱼座青花》入选四川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幸福如陶——让泥土站立起来”，“宋时花香——花声里抵达晨曦和黄昏”，“苏麻离青——一段尘封情绪”，“官窑美人——姐要的就是传奇”……读起沈荣均新著《天青色等烟雨》的这些章节，就像是在念一首诗，古香古色，听一段书，拍案惊奇。 沈荣均把《天青色等烟雨》视为个人写作的一次转型。“无论是魏晋还是宋元，无论是四川古陶还是元明青花，这些物品，我是当作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事物来品读的。当然，这也给自己设置了一道难题，怎样透过器皿的温度，回溯过去，触摸那些生动、携带先人情感的细节。这或许需要想象和思考的可逆性。”沈荣均说，“可逆性的写作尝试对我来讲很难，因为每一次提笔，都是一次对自己去除显著地‘活在当下’意识遮蔽的挑战，当然也是对自己每一天不如意的对冲。” “要文艺，也要生活。”这是沈荣均的创作与生活态度。在他的心目中，古代先贤是如何对待文艺与生活的，沈荣均又是如何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并写作的，记者与《天青色等烟雨》的作者沈荣均进行了对话。 诗意的栖居 记者：当下生活喧嚣多元，而您醉心于“器物与人的美好关系”。您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题材，并将它作为您散文创作的“转型”？ 沈荣均：时髦的说法叫“诗意的栖居”。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诗意的栖居”，有一种模式就是“器物与人的美好关系”，它能很好地解决日常生活的冰冷和粗粝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一种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想或者信仰。生活缺少信仰，就是堕落。这一点，我受马未都的影响比较深。 我热爱写作和古陶瓷，也读了马未都全部的陶瓷随笔著作。他把中国陶瓷美学讲成了一个个雅俗共赏的故事，比如“元青花鬼谷子”和成化皇帝的“鸡缸杯”，非常具有传播性，这是他对中国陶瓷美术的贡献。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非虚构随笔，更多直接揭秘解读历史人物和事件，很少去关注人和器物的关系。 事实上，这个世界所以让作家们一直保持不懈的想象和叙述冲动，除了人与人，还有人与物。《红楼梦》是典型讲人与人的，但人与物又随处可见，整个大观园就是人与物的总和，姑娘们在里面吟诵四季花卉，再如石头、玉牌子、金锁、金麒麟也是以物拟人的，书中还有大量的古玩器皿，让人物活动的细节有了陪伴，忽然就生动了。我们在人与物的关系上看到了曹雪芹的精神寄托。因为有了人与人和人与物，《红楼梦》的悲剧意义被放大了许多。早些年，我写过大量的乡村事物。近年来，我的写作集中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审美经验，人物是一个系列，陶瓷器物是另一个系列，可能以后还会写写书画作品。之前，还是一个传统散文的写作者。十年前开始古陶瓷的审美解读，似乎可以算个人写作的转型。 记者：将散文创作和器物审美融合的笔法并不少见，在您这本书中，有哪些特别之处？ 沈荣均：将散文创作和器物的审美融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随笔，这种面貌的随笔喜欢解读“关系”，比如人与器物的关系，如果分得更精细一点，可以叫艺术随笔。美国有一个汉学家叫高居翰，它写了一本书，叫《图说中国绘画史》，是一本以中国传统绘画为审美对象的美术史著作，它采用的是很多学者或者美学家根本看不上的“叙述史”笔法，读起来像小说一样，轻松又充满玄机。 《天青色等烟雨》从手法上大体走的就是高居翰的路子。只是我的对话对象，是普通的日常器皿，跟完全形而上的中国绘画还不太一样，但也是存于时空浸润岁月的审美历史信物。无论魏晋宋元，四川古陶，元明青花，这些物品是当作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事物来品读的。当然，这也给自己设置了一道难题，怎样透过器皿的温度，回溯过去，触摸那些生动，携带先人情感的细节。 我在《幸福的俑》系列中，讲鸡汤故事，还原了汉代陶俑反映的一些鲜活场景和温馨细节，比如在博物馆里见到几件俑戴“戒指”，插菊花，就联想到女人的出嫁，试图从它们的笑靥中，寻找我们乐观豁达的幸福密码。这样的寻找或许需要想象和思考的可逆，谈不上创新。器物随笔，一抓一大把，我只是比专家们写得更文艺更温暖，比作家们写得更专业更接近日常罢了。 时光的回溯 记者：如果有人质疑，器物的抒情想象会不会偏离作为历史文物符号的一般意义。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沈荣均：本来也反感抒情，但我是写诗和散文的。有时候，触摸到那些老物件，就有一种时光回溯，类似于穿越小说的奇妙感，触景生情，忍不住跳出来，扯几嗓子，算是情感使然吧。 比如，我写《宋时花香》《苏麻离青》系列，就常常有大量颠倒时空的观照和评述。中国陶瓷之所以让世人痴迷，就是它承载了千年的岁月，扮演了中西方交流的文化使者角色，你把它看成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对它礼赞也是它们应得的尊严。器物不只有冰冷的体积，也有温度，工匠的温度，主人的温度，这是抒情的基调。 多年前，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发现了三只元青花蒜头瓶，图案是月影梅，尤其是那梅花，跟王冕的墨梅一样，风骨嶙峋，感触颇多，让我想到元末明初汉族知识分子内心的愤懑和憋屈，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月影梅》。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在长篇小说《双鱼座青花》里，以“月”“影”“梅”命名了三名女角，代表了我心目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历史符号的客观意义，并不因为作者煽情发生改变。我能做的是尽量克制，更多还是一种审美嫁接，试图通过抒情或者叙事的手法，将个体的审美感受，审美思考，以文艺的笔调去接近古器物的时代经验。对器物的审美，这是遮蔽还是揭示，我想读者自有发言权。 记者：《天青色等烟雨》出现“读书人”“书生”的频率很高，似乎潜藏着对读者群的期待和区分。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沈荣均：我不只在《天青色等烟雨》里有这样的语境，在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士大夫人物随笔写作里更是如此。“读书人”“书生”或是现代悲剧性审美个体的角色常态。不管现实角色是三教九流还是五花八门，“读书人”“书生”应该成为完善自我认知的符号，至少骨子里应有如此情结。宋代书生意气很重，元明书生渐趋理性，清代的书生内敛隐忍。他们以属于自己的方式，走进日常器物，从人与器物的关系中收获审美快感。一个“读书人”“书生”，不管是明星大腕，商人官员，还是市民田夫，不一定非得天天抱书啃，把自己弄成死气沉沉的书呆子。随笔叙述中，不断强化这个身份符号，更多是一种自我完善，也有与读者沟通商榷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情怀，而非刻意区分读者群体。 信仰的轮回 记者：《天青色等烟雨》上架的栏目是“收藏、陶瓷、鉴赏”，似乎暗示器物的可亲可近，您笔下如何去构建与读者的“物我”交流？ 沈荣均：您说的“物我”交流，我是认可的。这本书的存在，就是关于中国古陶瓷时代美学经验的传递。笔下的时代美学，可能与别的文化学者不太一样，他们更强调比较学意义的“说出”，而我更在乎作家个体“这一刻”的语境，也就是“物我”交流。读者看到的文字，可能更多像小说一样的状态描摹，像散文一样的婉转叙述，像论文一样的学术升华，像诗歌一样的情感张扬，这也是我的关于器物的艺术随笔区别于其他随笔读物的地方。 记者：《天青色等烟雨》的写作，据说是您为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双鱼座青花》所做的文化准备。在您看来，散文和小说的创作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沈荣均：《双鱼座青花》是我刚刚完成、正在走出版程序的一个长篇，主要元素就是古陶瓷。所谓的文化准备，其实就是一种审美表达的确认与迁移。当然不只文化，还有情感纠葛，官商人生，市井百态。小说表面上讲的是一件国宝器物在人世的遭遇，背后揭示的还是人的信仰追随和命运轮回。 从散文随笔到小说，除了叙述和结构，最大的区别还是作者的角色意识。散文随笔里的“我”，是明确的叙述者，小说里的“我”，不只是叙事者，更是角色，哪怕是第三人称，也是无处不在的。很难把一部小说的“我”与其他人设分得那么清楚，只是小说的“我”，肯定不只是一个人，是多者的综合体，他存于器与物的关系，于时空的轮回，是一种能感觉到，却又暧昧不清的存在。小说里有许多关于人与器皿的精彩故事，比如淘宝捡漏、拍卖做局、玩物丧志等，大多数都有生活原型，只是不太好用随笔来表现，就放到小说里了。 此外，小说其实还回答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对人与人的关系失望后，人与器皿的关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移我们的情感？回答是否定的，转了一圈，最终又回到精神信仰的自我救赎上来。 兴趣的烙印 记者：在您的随笔和小说中，您提出了当下作家创作的困扰——“要文艺还是要生活”。您认为，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调和？ 沈荣均：与生活相比，诗歌、散文乃至小说，都是灰色的。宋元时，士大夫们竞相用笔记体来还原日常细节。有了栖居的丰富、生动和宽广，才有了生机勃勃的宋元笔记和话本。有了纯信仰的诗意，才有了幸福的宋词和元曲。士大夫们的诗意栖居，应该成为今人的生活理想。生活不只吃喝拉撒，柴米油盐，也有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熟视无睹也好，感官刺激也好，都是物，身外之物，他们的存在只是生活的前提，并非意义。不能超越这个前提，去谈日常，谈诗意，谈信仰。 “要文艺，也要生活”，意思是提醒自己守住写作者和读书人的底线，守住最后那点幸福感。生活是文艺的调料，文艺是生活的升华。调和不是妥协、和稀泥，而是一手热爱日常生活，一手按自己的想法写作。那些热爱生活，按照自己想法生活的写作者，都是幸福的。 记者：地域对作家的成长似乎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您的家乡眉山又是“三苏”故里。地域性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因素给您的创作中产生过影响？ 沈荣均：我的家乡在四川眉山，是中国散文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贤给我的营养，更多的是人生启迪，也包括日常写作态度。早期写作更多是家乡亲人风物。曾经一度参与讨论过新散文、原生态散文、在场散文的文本论争。近来的随笔和小说写作偏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写作的常态化，往往需要找契合点，与生活有关，似乎还有兴趣的烙印，刚好我喜欢中国传统士大夫，喜欢古陶瓷美术。要说影响，苏东坡当然是根基。当代作家马未都、周伦佑、祝勇或多或少给了我影响。于人与器物的情感而言，我更推崇曹雪芹、文震亨。 前些时候，我参加了四川省的作代会，听了阿来主席的讲话，收获颇多。阿来的《尘埃落定》曾经是我们一代文学青年的崇高理想，他的《云中记》《蘑菇圈》《成都物候记》等，解读了我们与自然万物的时代困惑。阿来是个博物学者，他对甘南草原和盆地植物的痴迷，对自然的态度，让我感动，也坚定了我的创作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