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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芬尼，以及不确定的卧室”，小说标题即颇有深意地以两个符号组合出一种生存隐喻：都市人的异化消费与不可控人生，这是主人翁钰苏视角下的人生图景。不遗余力地想捉住、小心翼翼地想站稳，生活非但没有给予这位离异的华裔单亲妈妈特别恩惠，反倒不留情面地一巴掌击破她的美梦、而后丢给她一个恶作剧似的冷峻“嘲弄”；以伊之眼近勘这般人生实况，我们能够看到阶级、种族、性别议题怎样彼此纠葛着集中体现在钰苏这一形象身上。 平静的湖水之下暗流涌动，钰苏如同湖中的一只小虾米，挣扎着从湖底往上游，而湖中冷峻的暗流则被我们称为“贫富分化”。阶级性恍若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勒住生存者的后脖颈，故事主体的生活境遇无时无刻不受到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凝视。 从名品店到铁芬尼，钰苏从服务性的销售员化身消费性的顾客，但无论身份如何变换，所到之处皆是“战场”，通过职业微笑的眼睛抛出没有温度的掂量，进入铁芬尼的那一刻，钰苏从动作的发出者转换为被掂量的对象。无论是铁芬尼项链还是名牌香水，都成为自我标榜的价值符号，项链或香水不是被钰苏所拥有，而是通过项链和香水钰苏其人才能获得相应的注视和定性。人被商品异化，人的身份由其持有品确定，凌驾其上的则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它持有绝对话语权，以终极审判力量为评断着体制内的每个生存者。 说“贫富分化”是暗流，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当中，雇佣者对被雇佣者的剥削普遍存在且成为默许规则。资本家制定市场规则，最大受益者永远是占有话语权的一方，而被雇佣者作为被支配的一方，总是处在“向上层游”的挣扎之中，为了不沉没湖底而奋力向湖面游去，想尽办法在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内部寻求自我价值。所以钰苏需要铁芬尼项链，证明她的身份，给她以“我有上游能力”的自我暗示，这和她格外认真地核对着货品，每打一个钩，“她就觉得自己仿佛在店里的脚跟又扎实了一步”是同种心理，她需要借助外物确证自己的阶级属性以获得安全感。然而，当铁芬尼的“假睫毛”以新店员的身份再次出现在钰苏面前，服务者与顾客关系转化为同级竞争关系，一切自我营造的安全感都成为泡影——被雇佣者无法站稳脚跟，竞争永无止境、威胁无处不在，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就是中产阶级的“内卷”总是进行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潜在竞争对手，钰苏依旧从物质上找出路，她更加坚定了完整买下心仪的铁芬尼项链的决心——即使深知自己与富有的距离，依旧不放过任何用物质自我武装的机会；由商品建构身份属性的逻辑已经根植在思维深处，市场经济的被支配者选择相信资本主义逻辑，因此注定成为游离的一层，挣扎、或者沉降，却永远不可能触碰到湖面。 种族议题弥散在阶级议题中，似有若无地拉扯着钰苏的神经。“华裔销售小姐”的职业身份意味着钰苏每天大部分时间主要和两类人打交道——不同种族同一阶级的同事、不同阶级同一种族的顾客。故事捕捉到“饮食文化”这一细节，不同于同事黛西、莉拉，钰苏移民十几年依旧改不掉吃热饭菜的“中国胃”，而在和前夫的客户金太太夫妇吃午餐时，餐桌上金太太的过度热情又让钰苏感到些许不习惯。一边是谋生的异乡，一边是成长的故土，钰苏拒绝和莉拉分享私事同时也拒绝金太太介绍的租客，我们可以看到钰苏同异乡和故土两端都着有无法逾越的缝隙，无法完全融入又无法全身而退，置身文化夹层中的侨居生活是这样的进退维谷。那么对钰苏来说，种族与阶级，哪一方的裂缝更难弥合？问题或许比想象中更加复杂。“现在中国有钱人多了，公司需要更多会讲中文的销售员。”莉拉如是劝慰钰苏，种族议题在阶级议题面前显得无足轻重，资本为王的社会中，供需逻辑让“华裔”身份成为一种职业优势，这不是种族议题下打破偏见的平等，而是简单粗暴的市场需求，种族议题尚未被解决，而是被搁置、被放逐。由是观之，故土文化对钰苏来说就像午餐盒饭，热气腾腾让人眷恋的同时又羞于被人觉察；“乡情”成为融入异乡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机制，间难以跨越的“阶级”隔阂又让她意识到即便是同根同源也未尝能休戚与共。饭菜味被香水掩盖，但并没有消失，当钰苏以“艾丽丝”之名成为Airbnb房东，“乡愁”与“乡怨”就这样潜藏在陌生的英文名背后。 如果说阶级与种族议题在社会生活大背景中若隐若现，性别议题则更易被读者体察，同时我们发现阶级与种族议题的存在使性别议题更加明确具体：职场边缘化女性华侨的生存境遇。不妨再次回到文章标题“铁芬尼，以及不确定的卧室”，这是一个渴望稳定婚姻又极度自尊自爱的女人的困境。感情的热烈与纯粹被生活消耗殆尽，加之尊严的底线被一巴掌打破，于是钰苏毫不犹豫地说出“离婚”，这出自独立女性的自觉。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位女人摆脱婚姻束缚的轻松洒脱，相反，这位新世纪的“娜拉”同样身陷游弋的不安与迷茫，却故作从容。铁芬尼是商店，是名利场，是资本符号，是那一条渴望得到但是直到文章结尾都没有得到的项链，隐喻着女性对爱与虚荣心的欲望心理。作为私人空间的卧室承载着时间记忆，离婚后钰苏换下婚纱照却在出租主卧之前才选择重刷墙壁，这与她决心买下心仪的铁芬尼项链却要谎称是丈夫所赠如出一辙——私人与公共领域挤压下的自我矛盾。在私人领域中，自怜自爱的疗愈方式显然无法完全弥补感情缺失；在公共领域中，资产的终极支配权归属男性，女性的购买力由男性赋权，不仅如此，承认家庭不完整对女性来说，依旧面临着被议论被侧目的压力。因此“不确定”指向的不止于卧室，是离异女人抵御社会凝视的自保心态，是指向即时瞬间的现代性生命经验。换言之，除却迫切希望得到确证的欲望诉求，“不确定”指向离异女性的底线捍卫——守住尊严、维持体面。 故事结尾，始料未及的巧合把情节的荒诞性推向巅峰，前夫和他的新情人以租客身份出现，离婚以来钰苏“如梦似幻”的虚假感就此被彻底击破，欲望和体面成为无法两全的难题。故事戛然而止，选择权被抛向读者，只留下一个门铃声中惊慌失措的中年女人无语凝噎。 小说极具前瞻性地将新冠疫情、民宿经济等时效性元素融入故事背景，通过钰苏这位身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边缘的女性华侨形象，妥协而非斗争的阶级观念、边缘化的种族意识以及未尝真正改观的性别议题交织呈现，生命个体感知到的生活失重与身份失语或许同时凝聚着族群性的集体境遇与感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