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艾伟 我是个小说家，非理论家，这个题目其实对我而言是力有不逮的。所谓的“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在中国，“现代性”这个词汇更有其复杂的含义，几乎发生在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现代性”这个词汇去阐释或概括，比如革命以暴力的方式推进现代性，比如民族国家的建立，比如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包括我们在写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现代性”的产物。我打算谈论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是因为这个主题和现代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个所谓的“现代性”已经是历史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席卷中国人观念以及生活的重要发生点。文学作为观察时代意志碾压下人的处境的一种文体，自然会关心所谓的“现代性”，事实上，在不经意之间，现代性已渗透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及观察的方式之中，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存在，影响着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也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和创造。 现代性如何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对现代化的想象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到处可以看到烟囱。这是“现代性”作用于一个国家的想象，一个关于现代化的想象，在新中国最初的那一代革命家眼中，工业化就是未来，而未来总是和诗性相关，未来通常是一种光芒。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奇怪，烟囱成为关于“理想”的一个隐喻。在我小时候的想象中，遥远的2000年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我们对新世纪无比盼望，2000年就是一束光，在远方，刺痛我们双眼，让我们难以接近。我写过一部叫《家园》的中篇，在《家园》里，那个叫光明村的村庄盛产石灰，墙被涂得洁白，村里有一个画师，他不但画上光芒四射的领袖的画像，还画上工业和机器，而“烟囱”是工业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意象。那个画师在整个村庄的墙上画上了一个工业化的超现实的未来景象。其实这个画师有我父亲的影子。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父亲攀援在村子的墙上，画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或《大海航行靠舵手》等。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二十年前。杭甬高速经过萧山，在高速两边可以见到一些奇怪的建筑。萧山农村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农民都造了新房，低则三层，高则五层。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些建筑，每次我看见它们都让我感到触目惊心，浙江的山水是如此美好，可这些建筑破坏了山水的和谐感。它不是中式的，也不完全是西式的，你可以认为这些建筑是别墅，因为每幢规模足够大，简直像一个城堡。这些建筑风格是混搭的，能见到各种现代材料，马赛克墙面、蓝色的玻璃大窗、带不锈钢围栏的阳台……更奇葩的是，它的屋顶，是黑色或蓝黑色的琉璃瓦，却不是传统中国屋顶的造型，每家屋顶有一个尖尖的不锈钢避雷针，也许是模仿东方明珠塔，避雷针下都带着一个洋葱型的巨大的圆珠，使得这些建筑看起来又不太像民居，更像一个宗教场所。这些建筑就是现代性投射到中国农民身上的混乱的影子。中国农民无比伟大，有着无人能及的想象力。有一次我去横店看到1：1仿造的紫禁城，无比感佩。我觉得中国农民如果想干一件事，任由他们发挥，他们会整出一个地球人都无法阻挡的、超现实的怪物。我由此想起我童年时开始的在乡村造的房子，丑陋的水泥建筑简单粗暴地插入传统乡村老宅之间。这是现代性破坏性地降临于乡村的时刻，传统建筑的审美方式荡然无存。 这种破坏性也存在于中国城市建设中。绍兴可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得还算不错的城市，但与我童年记忆中的绍兴也完全是两个城市。我童年的绍兴是标准的水乡，整个城市到处都是河流和小桥，“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一样的面貌，所谓的千城一面。高楼万丈平地起，可惜这些高楼，在甲城和在乙城几乎一模一样。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断言，在文化上，中国有两个黄金年代，一个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年代，那是一个命名和立法的时代，我说什么即是什么，是开天辟地的，是创立文明的基石时代。全世界文明大约都起始于这个时代，比如释迦牟尼，比如苏格拉底，他们大都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另一个黄金年代就是“五四”。“五四”是一次对中国传统的决绝的割裂行动，是重新对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想象、中国人的生活以及对这个世界重认识和新命名的一次运动。今天，我在说现代性，我愿意把“五四”看成是在精神领域现代性的开端。如果仔细去辨析“五四”的内部思想生态，也是无比复杂，但主流肯定是启蒙，对中国人的一次西方意义上的启蒙。黄金年代总是会出现很多大师，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风口，有着一个孕育大师的时代气脉。黄金年代大师们分外早熟，几乎是二、三十岁就名满天下。 除了这两个黄金年代，我愿意把1980年代称为半个黄金年代。我们刚从“文革”过来，而1980年代在精神上延续了“五四”，作家、艺术家局部掌握了命名的权力。“拨乱反正”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重新命名的运动，这次命名的主题我认为是“五四”传统的承续，即以启蒙为主流。 当我这么说时，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在1949年后有所中断，事实上，1949年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性的结果，当然我们的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逻辑无处不在。 我们去考察“五四”和1980年代新时期思想流变，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处境，无论是“五四”也好，1980年代也好，有一个根本的逻辑是，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我前段日子回顾了一下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那些观念，基本逻辑是中国作为一种农耕文明彻底没落了，我们必须向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拥抱。这是1980年代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根本逻辑，这个逻辑我认为甚至大于“启蒙”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逻辑之中。 接下来，我终于要谈到在文学领域现代性这个逻辑如何地在起作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被认为是从“先锋文学”开始的。其实仔细考量，在这之前的“寻根文学”已经受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张炜的《古船》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无处不在。可是这批作家被命名为“寻根”，他们的文学主张也是寻找古老民族的根脉。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追随着现代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反现代性的面目出现，试图接续中国被断裂的文化之根。在我的记忆中“寻根”无比短暂，它几乎迅速地被先锋文学所取代。先锋文学的旨趣在于小说的形式实践、语言实践、可能性实践。先锋文学在短短几年里，把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演练了一边。毫无疑问，先锋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方向，我们这些起始于1990年代写作的人都受到过先锋文学的滋养和影响。先锋文学就像一个少年，充满了力比多，它在那个时代犹如一把雪亮的刀子，简单、直接，符合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想象，犹如当时中国人想象现代化时脑子里出现的高楼大厦。先锋的影响力是建立在这一逻辑之上的。事实上，在寻根文学中我们已看到先锋文学的影子，甚至先锋之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我们也可以在寻根文学那儿找到雏形，并且回过来去看，寻根文学还真是留下了自己的经典性作品，这些作品无论从文化、精神、情感意义上看，都是极为丰富的。但当时的任何文学流派几乎都被先锋文学所碾压。这是现代性的结果。事实上，到了先锋文学，启蒙意义上的“人”已经不再光辉灿烂，“人”的发现在1980年代也是相当短暂的，在中国匆忙的现代性进程中，“人”还没有完全发现，“人”的主体性在文学中就迅速瓦解了。 我想起1980年代著名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受邀到北京建造一座建筑。他没有选址在长安街，而是去香山筑造了香山饭店。香山饭店造好后，当时的中国人非常失望，这是一幢充满中国元素的现代性作品，并且只有三层高，这不符合1980年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想象。那时候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就是摩天大楼。要到1990年代末期，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时，中国人才完全接受了他的审美。 想起这件事是我想在这里对寻根文学表达一下敬意，寻根文学这种现代性中的反现代性，在今天看来，就像是先知一般的存在。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文学从来没有断裂。就像贝氏建筑，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之间也没有断裂，只是我们对现代性的看法改变了，对现代性有了更丰富的认知。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中国文学在不断地丰富、形成自己的传统。 现在我要说到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1990年代，中国人对现代性的想象要比1980年代复杂得多。全球化让我们重新看待西方以及我们自身，重新认识一个复杂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可能性。今天，在这里，毕飞宇、李洱、东西和我都是在1990年代开始写作，我们是这个进程的亲历者。我们被命名为“新生代”。上次也是在珠海校区，我们四个做过名为“三十年，四重奏”的一次对谈。我们的写作建立在对现代性更深刻的理解之上。我们领受先锋精神，同时看到先锋文学存在的问题，从先锋文学的不及物状态，自觉融入中国大地，融入到丰富的人间生活中，并从中勘探我们时代的特殊经验。1990年代启蒙仿佛被中断，但在文学中“人”一直在被重新发现，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从先锋的没有温度的人转向有温度的人，更加重视对人的尊严及价值的维护，这一文学中的启蒙脉络是清晰可辨的。 我个人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虽然从1980年代的中心退到了边缘，但成就相当了不起，文本更自觉，也更为成熟，事实上，我们现在说得上的长篇，都是1990年代后才发表和出版的，像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毕飞宇的《平原》、李洱的《花腔》、东西的《后悔录》等一大批，在此不一一举例。 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我们对1980年代充满了怀念，认为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但是在现代性的尺度中，那个黄金年代有可能是简单的、快乐的、童年式的，有时候甚至是本能的。现代性是个不可逆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可以不断修正的过程，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我们理解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1990年代后文学的意义才能得以彰显。 毫无疑问，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人来说现代性逻辑不再像1980年代认识的那么简单，我们开始认识到现代性的并非是唯一的神，在现代性的框架下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古老传统，认识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中国。这期间，也有作家实践所谓“反现代性”的“后撤”，如莫言的《檀香刑》，用了说书人的方式向中国古典文学致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里面有大量的中国传统的风度和审美。 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讲的话，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需要重新梳理，需要被命名，并做出合适的评价。我记得毕飞宇曾经说过一句话，只有把时间拉长，我们才能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