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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周洁茹 城市文学 一、常州 直到二十四岁之前，我都在常州。 因为也没什么好写的，我只能写常州。能够写出那种“我在常州”感，可能那几年里，也只有我。 “来到周洁茹的常州，是我青春期时的一个梦。”我的朋友塞宁是这么说的，“我总是会想起她书里说的常州，她就好像许多人的三毛一样，在我的青春期里出现，我说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是她的写作，指引的生活以及生活意外的意象情感，都带给我憧憬以及好奇。” 我有时候也会上豆瓣看一看，有人在日记里说：“因为周洁茹，我对常州，也莫名地，有了一种感。” 我也收到读者来信，说他谈过一个常州姑娘，后来分手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告诉我。常州有那么多的姑娘。 直到现在，有人路过常州，都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是高速公路的两侧，或者常州火车站。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常州最有名的人是瞿秋白吧，他说过豆腐好吃，也说过就在这里吧。一个朋友跟我讲，人家都有有名的太外公，你有啥？你有个瞿秋白是你外婆家的隔壁邻居。 我说瞿秋白的母亲可是穷死的，吞的也不是金而是火柴头，因为太穷了。 可见青果巷真的是穷人多过富人的。若真有风水一说，还出了周有光和赵元任，那我真要感谢我外婆的家在青果巷，瞿家的隔壁。虽然我外婆家也是穷死了，最后带着我母亲搬离青果巷的时候，一无所有。 青果巷活化了，人人都说好，青果巷的老邻居们，说不出来一句话。我母亲说过两个字，难过。或者五个字，心里很难过。 我是写过一些青果巷的，不是什么好听的话，但都是真实的话。就好像网上还评了常州的才女，从陈圆圆开始路数就有点不太对，还有陆小曼和周璇，再到周艳泓，我真是说不出来一句话，真是风水吗？要能出个萧红多好啊，多硬气。 后来我住在香港，从没有探过张爱玲住过的港大楼，萧红埋骨的圣士提反女校。所有文化人会做的事情，我都没有做过。住在香港的前七年，我一个字没写。 看了《黄金时代》。太悲凉了。 兵荒马乱人伦废绝的时代还能死在病榻上又有什么可悲的。 太刻薄了，又太对了。 二、香港 到香港的那一年我三十三岁，香港太别致了，我不敢写，一写就错，不如不写。 我后来写的每一句香港都只是我的香港，不是任何别人的香港。就好像如果我现在要写个创作谈，题目就得是《我在香港如何写小说》，如果是《我如何写香港小说》，那可真是太大胆了，不敢想。 有个香港年轻人直接问我，你的小说《油麻地》里有一位“阿珍”，从大陆嫁到香港，奶奶姑仔都唤她作“大陆妹”，那“大陆妹”这三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说我刚刚搬到香港的时候，很害怕外带北菇鸡饭，每次说的时候都感觉有人看我，现在我不害怕了，我会用最纯正的普通话说，北菇鸡饭拎走，唔该。“唔该”用的是广东话。事实上也没有人看我，我想多了。 那“阿芳”呢？《油麻地》里的“阿芳”。年轻人说，她七岁来香港，然而始终“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现实生活里真有这种人？那“香港人”这三个字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说真有这种人，要不我的小说怎么来的，写作来源于生活。至于所有关于“香港人”的问题，我觉得我就是香港人，新香港人。 难道我不是吗？我还反问了一句。我生活在香港，我观察香港我思考香港我书写香港，我还爱香港。我爱的香港，我又重复了一句。这已经是我最大胆的回答，我从来没有这么有勇气过。 还有个小说人物“崔西”，她小时候穿的裙子都是“从香港寄上海的”，这都是你的真实经历吧？那你小时候又是怎么想象香港的？年轻人追问。我说小说起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真正真实的经历是，我小时候所有的裙子都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我如何想象香港？真正真实的情况是，我曾经以为香港跟常州有时差，也就是说，常州这边是白天，香港那边还是黑夜，我的地理老师确实是体育老师兼的，当然这也不能怪老师，我的学校都不怎么谈论香港。有一次联欢会，我们班要出一个节目，班花说要跟另外一个女生一起唱《千千阙歌》，用广东话唱，因为那个女生很会唱粤语歌。我是文娱委员，我就说好啊，我报上去，随便你们唱什么，《海阔天空》也行。联欢会的前一天，那个女生摔了一跤，手臂断了。我想的是，这下好了，班花你一个人唱吧。班花唱歌我听过，实在是“麻麻地”。前奏起，班花出场了，第一句，台下就激动了，班主任都鼓掌了，班花唱完一段，摔断胳膊的女生竟然也出场了，打了个白色石膏，一边唱还一边展示那截石膏。台下都轰动了，校长都鼓掌了。就算是受了伤，她们都不放过这个出头的机会！我就是这么想的。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刻苦学会了两首粤语歌，一首是《红日》，一首是《一人有一个梦想》。几十年过去了，我发现我还是只会那两首，有一阵子我想学《九龙公园游泳池》，因为我写了个小说，叫《九龙公园游泳池下面》，可是学了好久都学不会。 这个年轻人前不久找我聊天，说在想移民的问题。 你有过一个小说人物是拒绝移民的，“在中国一等的，到了外国三等”，年轻人说。 《离婚》。我说，那个小说的题目叫作《离婚》，那个小说人物的设定是个富婆，那种人设就是这样的，她真的以为人是分几等的，而且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分法。至于我本人的看法，全地球人类都在一个类别，也就是“凡人”等级。凡人皆有一死。我说，这一句我经常说。 《冰与火之歌》。年轻人笑了，凡人皆有一死。 还读过你一篇《奥格》。年轻人又说，写你在美国留学时一位很关照你的美国老太太奥格。 奥格是从洪都拉斯到美国的。我说，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美国老太太。 对。年轻人说，我一直记得她跟你说的那句话，你还很年轻啊，你的未来会很好的，你会有一个很好的人生。 “我从洪都拉斯来到美国，一无所有。可是我年轻啊，我努力工作，抚养我的小孩长大。”年轻人把文章中的这一段读了出来。 看到奥格的梦想实现，真是心生鼓舞。年轻人说。 我说，我夏天的时候回柏拉阿图看望奥格了，带着我的孩子，我们一起吃了非常好吃的比萨，我的孩子也很爱奥格。 后来回到香港，收到奥格的信。“你们的拜访是一个最特别的礼物，让我知道，你成为了你想要成为的样子，一位母亲，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奥格的信里是这么说的，“你有一个很好的人生。” “你有一个很好的人生”，指的并不是移了民的好生活。我说，而是说我终于拥有了我想要的生活，写作，以及家庭。 年轻人沉思不语。 你觉得我只是一个过客？我说，“摇着江南水巷的乌篷船，辗转漂流至维港，却不肯停泊于这烟花的商市。” 你不知我到香港第一年已无须问路。我说，方位感太强了，走过的路绝不会忘，倒是常有人问我路，我一句“唔知”答得可是干脆利落。 年轻人大笑起来。 现时安稳，我说。心是自由的，在哪里都是自由的，我又说。 三、柏拉阿图 柏拉阿图并不算是一个城市，对我来讲，它更像是一个街区，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部分。当然它不是。它非常富，也非常独特。 我写过太多柏拉阿图了，在柏拉阿图吃饭，在柏拉阿图见人，在柏拉阿图找一间酒吧喝一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因为天都黑了，店都关了，大家也都回家了，我也就回家了。柏拉阿图都没有一间酒吧，在二〇〇〇年。 我是特别不喜欢吃比萨的，但是我会记得去柏拉阿图主街上的一间比萨店，店名的图标特别清晰。离开十七年以后又回到柏拉阿图，那十七年，所有的店都换过了，除了那间比萨店，见到它还在那里，我都有点发抖了。走进去买一片比萨，那个瞬间，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样。 与一群当年的朋友坐在店门口聊天，这些朋友的这十七年，每一个都是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写，我们只是坐在那里聊天，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可能再见得到面的。现在想起来，都像是一个神话。 店门口还有几张乒乓球台，十七年前是没有的，几个当地的年轻人在那儿打乒乓球。聊了一会儿天，我突然发现我的儿子也去跟他们打乒乓球了，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有时候都想不起来，柏拉阿图其实是他的出生地，如果不是搬去新泽西，他就应该是一个柏拉阿图少年吧，也许他现在在柏拉阿图高中，也许成绩还不错，可是没有什么也许，我们搬到了新泽西，离开了柏拉阿图，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我在柏拉阿图的第一年还写了一些字，离开了柏拉阿图以后，我真的一个字都不再写了。我不再写作了。 四、艾弗内尔 新港之前，我们住在艾弗内尔，我后来也写了一些艾弗内尔，艾弗内尔对我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城市，我叫它“月亮上的印度”。但是如果我也写了一些成功的文字，那就是艾弗内尔，刻骨铭心的记忆与生活。 如果我要开始写新港，我不能想象我要去写新港，那必须是一个长篇小说，但我不太会写长篇小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快要四十五岁了，但是我没有准备好。我二十四岁的时候以为我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好了离开，准备好了不再写作，准备好了好好生活，成为妻子与母亲，可是我四十五岁了，我仍然没有准备好写长篇小说。 五、新港 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 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这里到那里》，在《作家》刊发的时候以城市的名字为章节，“常州”“香港”“柏拉阿图”“艾弗内尔”，以及“新港”。 新港在泽西城，哈德逊河的旁边，河的对面就是纽约市。坐在新港的河岸边，每天都看得到纽约，纽约的云雾，纽约的高楼大厦。可是这里是新港。新港在泽西城，可是车往里开十分钟才是真正的泽西城，泽西城当然就开始有破房子和积水的坏路。新港跟纽约隔了一条河，住在新港你就只能算是住在新泽西，要是有人问起，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不出来新港那个词，其实清脆，而且闪亮的发音，你说不出来，你只是含糊地说，纽约。 ——《新港》 成书的时候章节全部改换成了女人的名字，“玛丽”“维维安”“梅娣”“秀芬”……“这里到那里”改为“岛上蔷薇”，城市们的奋斗史成为女人们的奋斗史，相同的部分是奋斗，城市和女人，更好的生活，想要的生活。 六、还是要来谈城市文学 二〇一七年，《青年文学》的编辑，也是我的常州老乡赵志明来问我有没有写新的“到哪里去”系列，他们都知道我写了一堆“到哪里去”，我说有，《到深圳去》和《到尖东去》，他说他们要开一个新栏目，“城市”。我说那可太好了。 我们还得有一个对谈。赵志明说。 怎么谈？我问。 微信谈吧。赵志明说。 我说好。 城市文学，很多人会强调城市，其实我觉得网络化普及之后，城市的概念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我倾向于网络普及之处，就是城市的外延。他上来就说。 这也太直接了。我就说。杨晓帆也问过我对城市文学的理解。 很多年轻作家对城市经验的表达是卡佛式的、耶茨式的、菲茨杰拉德式的，怎样想象与书写城市，呈现出不同于西方作家的特殊性？她就是这么问的。 我们是战胜了那种写作方式的。赵志明说。 我没有方式。我说，我是被方式选择的。或者这么说，我是天生的。 天生的其实也没有关系。赵志明说，反而是一种担当。但我可不敢说我是天生的，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说我是这么答她的：实际上我并不清楚乡土文学是什么，即使我读过一些什么，我仍然分辨不清楚韭菜和小麦在田野里的差别。我当然敬重写乡土的作家们，我敬重所有的写作。我也听说一些写底层生活的作家，写着写着痛哭流涕起来，我的内心是相当惊诧的，对我来说，我当然也会痛苦，但绝对不是痛哭。可能也会哭，但得过一阵子，有时候是好几年以后。就好像我经常被纸割伤，但伤口总得过个十几秒才有反应，有时候我盯着那个伤口，无动于衷的一个伤口，一秒，两秒，三秒……血才慢慢地渗出来。我就想起来有个人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个刀客跟人比刀，比完回家，娶妻生子，有一天，头突然掉下来了，原来是当年已输了比试，只是对方的刀实在太快。我在常州有个朋友，你应该也认识的，车祸过世，那天是金磊打电话告知我，我还在一条船上，风浪很大，我也没有哭。隔了好久了，写完《贝斯》的那个夜晚，我的眼泪突然涌出来。“我对她的思念就这样突如其来。”小说的最后一句。所以作家对题材的选择很多时候与他们身处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人后来一直生活在城市，可是永远都在写乡村，而且只擅长写乡村。我想的是，乡村经验或者城市经验，应该都是由童年生活决定的。 我在常州读了三年书，感觉跟南京很不像。赵志明说。毕竟那时年纪小。 常州跟苏州无锡也很不像。我说，常州就是常州。 我写了很多溧阳。赵志明说，我是溧阳人。 我看到一些作者简介。我说，强调自己是江苏武进人的，还蛮多。 江苏溧阳还能成立。赵志明说，金坛武进都是常州的区嘛。 先锋书店的钱小华，简介上就是江苏金坛人。我说。说起先锋书店，我印象中就是人民公园那个店，听他们说是他的一个亲戚看的那个店。我在他家订过王小波的书，《黄金时代》三部曲，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不订是买不到的，那个时代。去拿书的时候碰到常客，站在店里聊了几句，常客就自己去书架上抽了一本金锋的书送给我，也没付钱，那个亲戚挺嫌弃地看了常客一眼，不过也没说什么。我太记得那一眼了。不过先锋书店对我还不错的，当年的《长袖善舞》，一个很年轻的书商出的，是他做的第一本书，讲了很多实际的难处，为了省设计的钱封面排版都是他女朋友做。稿费付的样书，一百本？走的还是铁路，我都不大记得了。怎么拿到的那些书？好像是连夜去的常州火车站，还得找火车站的人批条什么的，后面是不是找了个三轮车把那些书运回来？完全不记得了，但那个激动，记得好清楚，其实我已经出了第一本书《我们干点什么吧》，这是第二本，竟然那么激动，我后面都不会激动了，十五年后复出出第一本书，焦虑到失眠，但是激动，再没有了。那批书就是放在先锋书店来卖，后来跟钱小华通过一个电话，他们还结了一些书款给我，不大记得了，我真的太不好意思了，因为感觉没卖出去几本。后面出长篇小说《岛上蔷薇》，在五台山店做活动，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店，也没想到跟钱小华联系一下，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如果见到，还是要感谢一下他，不过他肯定是不记得了。 我把你再度出发写小说，视为一次文学的回归，我本人挺开心的。赵志明说，二度创作，你有什么感想？ 我说二度什么？创作又不是婚姻，结婚离婚还能复婚，创作没有次数，创作更忠诚，要么不结，结了就不离，除非死亡将我们分隔。 他明显地停顿了一下，说，我觉得你的创作一直很前沿，你的《小妖的网》写网络，人物在多个城市间游荡，非常超前。 我也明显地停顿了一下，说，是吗？ 难道不是吗？他说。 我说我又看不到我自己。 二〇一四年尾，杨克叫我去一个深圳的论坛，我完全忘记了那个论坛的主题，后来看会场图片，才发现背景板上写着“文学与阅读”，公众号推新闻的时候配了张悦然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出去见人，中止写作的第十四年。我在深圳地铁看到一张掉在地上的五块钱，过了五个站都没有人捡。整场会我都不说话，头都低到地底。直到邓一光说，周洁茹有过一篇《中国娃娃》。我忘了我还写过《中国娃娃》，我的头都没有抬起来。我当然记得《中国娃娃》，它很重要，邓一光说。 邓老师慧眼。赵志明说。 就这一句话，我都快哭了。我说，《中国娃娃》有可能重版，《小妖的网》不可能了。 《小妖的网》是破冰之作，现在很多创作都是受它影响，有这种影响在，胜似重版。赵志明说。你说你看到五块钱过了五个站都没有人捡，这个细节特别好，是小说家才会看到的那种细节。有时候这种细节像锋刃，你的小说大多都具备这种特质，像是找到了一个临界点，又像是把什么东西解剖开。建议你多关注城市文学，当下最有活力最精彩的部分。赵志明马上又回到城市文学。 我说我不是一直在写城市吗？我又不会写乡村。 我写不好乡村，我又说。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赵志明说，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的飞行里程应该不下十万公里了吧？你在美国待了多久？去了哪些城市？ 九年。我说，最西和最东，旧金山和纽约。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会有人去蹭流浪这种东西，反正我不流浪，我就是去住的，然后就是回到香港来住。我在这里生活的，不是晃来晃去的。 住和生活，这两个点特别好。对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有珍惜和尊重，类似“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感觉。赵志明说。 我的生活和写作一直算稳定，说流浪或者流放太飘摇了，跟我的个性也不符合，我说。 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赵志明说，有的作家，像威廉·福克纳、马尔克斯，像莫言、苏童，都会创造出一个地方，来安置他的故事和小说，这种方式或者说野心，还会有作家去效仿吗？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一个香港，有一个常州，我们还会去重新创造一个城市吗？或者说有必要吗？ 其实我不知道我在城市，我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写城市文学。我说，就好像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地球，我们都是飞来飞去的，不需要一个城市。 七、一个说明 这个微信对答在当年没有被发表，因为赵志明和我谈着谈着都有点烦了，他就说干脆我把你这几年的创作谈摘录一下吧，就叫《周洁茹的此时此刻》。我说那太“时间”了，还是贴“空间”一点好，既然是要谈城市，《周洁茹的这里和那里》，怎么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