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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中宪:人的空间化与物的门外汉

http://www.newdu.com 2021-04-15 《青年文学》 姬中宪 参加讨论

    关键词:姬中宪
    二〇二〇年国庆节之后,我获得了一种新的写作语气,如同一段刑期结束,我自由得无法无天,自信心也触底反弹,我决定每天在公众号上推送一篇千字小文,并立下字据曰:对城市生活内核的又一次疯狂试探。
    这是一场拉练式的写作极限运动,大概在第二篇文章的中后段我就找到了一种筋骨全被抻开的感觉,此后便越发胆大妄为。我刻意保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节奏,每天只想今天这一篇,明天的事情明天想。第二天一早,将醒未醒、元神将归未归的一刻,一个新的点子或标题或开头总会跳进我脑子,将我唤醒,天还未亮人还没醒透,底气可是光天化日明明白白:今天这篇,又有了。
    我的想法是:绝不能让写作影响了生活,写作绝不能快于、早于生活,如果我今天就构思好了明天的写作,我怕明早醒来,我会不知道如何过明天的生活,反过来就会影响我后天的写作。写作永远是回忆式的,生活永远大于、优先于写作。我这样想不但是为了保护生活,也是为了保护写作。
    城市生活看似两点一线,按部就班,空间定位到米,时间精确到秒,但当无数这样的人挤在一地聚众生活时,便呈现出巨大的、近乎失控的流动性、随机性,如同十个阿拉伯数字并不多,但彼此交叉,就变成无数密码——城市文学是这密码的破解者,如今我们大概只破解了两位数,这座写作的富矿还远未被开发。站在高楼或人行天桥上,以作家或鸟的视角俯瞰,人们低头赶路,靠导航而不是内心的方位感行进、转弯、躲避拥堵,人人精确导航,整体上却极度迷乱,每个人都曾在某一瞬间拥有整个城市,然后在其余时间彻底迷失。——这是城市对我展现出的魔力,我的小说服从于这种魔力。
    我当然没有做到“每天”写一篇,因为有些天我甚至从早到晚连电脑都没机会碰一下,那些天我只是在全神贯注地生活,但此时我要格外感谢那些不写作的日子,是它们滋养了写作,我绝不能让滋养与被滋养者颠倒了顺序,错乱了比例。我今年四十出头,“全神贯注生活”对今天的我来说,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对此我也有格言,我把它用在了微信签名上(我总是过于清醒、热爱总结,有时真是恨透了这一点):偶尔写作,经常思考,时刻体验。
    不幸的是,我在收获自由的当天下午就被戴上了新的枷锁:大概也是从第二篇起,我开始有了明显的起止动作,也就是说,这些随机的文字有了开头和结尾,有了起承转合,有了似有若无的“立意”,变得更像故事了。一个欲擒故纵的开头和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实在是太诱人了,我总是招架不住,这大概就像导演醉心于 “action(开始拍摄) ”和 “cut(停止拍摄) ”两个指令一样,是一种挺变态的心理。要知道,几个小时前我还发誓把它们消灭干净的,不到一天它们就顺藤摸瓜,找上门来。只能说,我和它们太熟了,太血脉相连了,它们像老家的穷亲戚,总能搭着高铁和长途公交车,敲开我的家门,或者握有我的微信号,即使长年失联,也能突然发来长信,要我帮他同事的侄女升学就业。
    我翻阅刚入手的《卡夫卡日记》(我目前这种一天一篇、随遇而写的做法,倒真有些像日记),惊叹卡夫卡的定力,即使是在日记这种很私人、很不正式的写作中,他仍然谨遵自己的写作纪律。我那爱总结提炼的毛病又犯了,我把卡夫卡日记的阅读笔记摘录如下,世人都知道,阅读或多或少有功利性,我能读出什么,取决于我有什么、我关心和焦虑什么,所以这些读后感也不过是另一种自律与自我安慰:
    1914·6·21
    日记中的“我”,每一个举动都很合情合理,不合理的是周边人,而“我”无力反抗,只能一步步走下去。深深的无力感,无意义感。
    卡夫卡专治注意力涣散!因为他随时闭合,他不是那种随叫随到,即插即用的作者,读他最好一直读下去,他不给那些三心二意的人机会。
    1914·7·23
    他在日记里都能隐藏自己,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写作伦理如此决绝:绝不触碰那些已知的,已被归纳的部分。
    1914·7·27
    他解放了文体的形式感,取消了事件的起止点,没头没尾,无止无休。
    他无所企图地罗列日常,他的生活和写作是融为一体的,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1914·7·28
    罗列一个个人。许多妙语。绝不试图完整地描述人,只取片段。绝不写别人眼中的人,或别人期待看到的人,只写自己的独特发现,因此充满主观性。他不靠写作寻求浅薄的认同感。
    这一天一战爆发。世界似乎与他无关,但世界不只存在于大事件中。他只保持对日常生活的警觉。
    1914·7·29
    即使在日记里,“我”在一天内也变换了多个身份:我首先是约瑟夫·K,富商的儿子,不愿接受父亲的摆布,甚至看公司门卫也不顺眼。接下来“我”是贫穷的学徒,因为偷钱被老板赶走,“我完全不知所措”。
    我喜欢他的不知所措。
    七月二十三日那篇,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说出全部,又隐藏自己。我希望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间断地选取真实生活中的一些触点,将其放大变形,写成一篇篇小说,每一个触点都是真实的,事关我本人的,但是合在一起,现实摇晃,我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会在这场写与读的追踪中迷失。如同跟车,老司机叫你跟紧他,你一路盯着他的车屁股,默念他的车牌尾号,左转右转,超车变道,一路到达目的地,才发现你早就跟错了。——这是我理想中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是我眼中人与城市的关系。
    读书时我的老师、社会学家张乐天教授这样描述他的研究和写作(大意):知道难,也知道自己能克服这种难,只是暂时不知道克服的办法在哪儿。现在,我在自己的写作中也体会到这种感觉,这真是人生最美妙的瞬间之一,就像“男女双方都知道对方想和自己上床,只是暂时未上”是相爱的最佳阶段一样。
    然而我一面隐藏自己,一面又提出一个几乎相反的要求:这一次,能不能稍稍带上点感情?
    我这样说,一定是因为之前的我总是不带感情。不光是行文风格上的所谓“冷峻、疏离”,更是内核上也近乎无情,或者说,总在写作中回避现实中自己用情最深的那些点。原因或许有很多,但我想这首先是因为写作上的无能,只敢写那些不痛不痒的事。做人怎么可以这样?我一旦认清这一点就再也无法容忍。清晨,当那个点子从天而降,进入我体内时,我不能急于吞下它,然后顺利生出一个还不错的蛋,我要检视它:你是不是我的痛点?在我的情感浓度排行榜上,你算老几?如果排名靠后,哪怕排名第二,也请你先走开,因为我要先写第一名。
    我在手机备忘录里搜索我的城市文学观。(如今我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机器来记录和记忆,很多重大问题我都要先问它。我在备忘录里列了详细的目录,比如“构思”“素材”“句子”,以及专门收录人名或器物名的“名字”等,然后在每一个目录下随机记下大量字句,这些只言片语其实充当了每一次写作的发起者,它比清晨的灵感来得更可靠,更立等可取。)大致有这样几个关键词:
    悖论、错位与迷失。时至今日我仍然容易在各大商圈迷路,我是“大型商场综合征”晚期患者,商圈、地铁、广场、咖啡馆、斑马线,总是无差别地接纳各种人,是天生的城市物种展览馆,在这种地方,不管遇见什么人都不意外。伦敦有个Piccadilly Circus(皮卡迪利广场),相当于伦敦的五道口或五角场,天南海北,人流繁忙,奇葩密度极高。伦敦人说,如果你在Piccadilly Circus待得够久,你会遇见所有你认识的人。——这就是城市的感觉,我的许多小说意象来自这种地方,我在这里随机遇见一些人,与他们发生一些故事,多数都浅尝辄止,很少伤筋动骨。大家摩肩接踵,有时近到鼻孔共用一小片空气,但是毫不相干。有时我们依靠意念和推理交往,互相一搭眼,就预见到最终结局,因此干脆不让它开始。因为要换房,二〇二〇年上半年我跑遍全上海,去了很多从未去过的板块,几乎重新发现一座城市,我发现单是“房地产”这一线索便可独立解释整个上海。途中零星记下一些句子,类似《房地产辞典》,或许藏着我的一些写作秘诀:
    落地窗:先让自己住进一个个水泥盒子里,再想方设法把盒子的洞开大一点,再大一点。
    均价:先盖高楼挡住天空,再出更大的价钱住到高楼的高层,好离天空更近一点。
    保姆间与人车分流:对手和冤家早已同床共枕,越是相依为命的亲密对象,越要分居。
    车库:人为什么一定要开车?因为步行不容易找到车位……
    千人一面,一面之缘。我常去一家店里洗车,已经洗了四五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经常坐在桌子后面紧张计算利润的老板其实是两个人:哥哥和弟弟。两人长得极像,但又不是双胞胎,上下差了三四岁,一个孩子上小学,一个尚未婚配。这让我震惊,为自己的熟视无睹而负罪,决心写一篇小说来谢罪,在这篇小说里,洗车店里的所有人,从老板到每一个洗车工全长着同一张脸,只是年龄性别神情各异。另一次,我在自动柜员机隔间取钱,外面有个人为了催我快些,不时发出一些焦躁不安的动物拟声词,我后来开门与他擦肩而过,但是双方都戴着口罩,谁也没看清谁,那一刻我想,此生我和这人恐怕再难相见了,或者纵使相逢应不识,但是千真万确我俩曾在同一个密闭时空隔墙相对,怀着各自的心事……我同样为这个人写下一篇小说,这样的时刻总是让我心动。人们常说小镇青年适合当作家,因为小镇既足够复杂,又不至于过分庞大,小镇青年一生都和同一小撮人周旋,抬头不见低头见,因此便于长久观察和深入描画。然而我生活在两千四百万人的上海,迎面而来的每一个人,此生都可能再不相见,我必须为这样的状态负责,写下与之适应的文学。
    人被空间而不是时间定义。格非老师曾在演讲中提到一个迷人的话题:重返时间的河流。我的体验是,我们可能很难重返,因为在我生活的城市,时间已经不是一条河流了,顶多是一条人工景观河道,河道两侧,房价差好几万。有什么样的空间,就生出什么样的人。很多年我致力于将空间作为我的小说的背后大 BOSS,至于时间——我确实没时间考虑时间。时间即使有意义,也早被前人写尽,相比之下,文学对空间的开凿才刚开始。我的小说是城市空间里长出的庄稼,这片空间的人早已背不出二十四节气,只知道二十四小时营业,996,淡季旺季,同比环比……人们生造了一批全新的词汇来涂改时间,以使它配得上这片空间。我为这片空间深深地着迷,包括偶尔的废墟——两区交界处一小片失管的树林,即将拆迁的危楼,无人认领的建筑垃圾,等待土拍的荒地——还有什么比废墟更能象征我们荒芜的内心?我常在这些地方就地展开一次旅行,顺便萌发出一篇小说。如果说城市是我的日常,废墟就是我的远方。
    同理,物成为人的定价者。这已经与“物质主义”或“拜金”无关,而是人处在空间中,人被空间定义,而空间中满满都是物,因此人都在外化、物化,即使最曲折幽微的内心,也总有一款恰当的产品代言。物质面前我们变得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了,因为物抢先描述了我,描述得比我还生动传神。我们当真实现了物我两忘、物我合一,只不过这一次物占主动。未来或许也不存在“曲折幽微”的内心了,因为物总是相对更固定和静态,更标准化,这样粗枝大叶的物,决定了我们只配拥有粗枝大叶的心。过去我们被时间定义时,时间是无价的,或者至少是均价的,对谁都没有差价,但现在,每一个物都明码标价,贵的贵,贱的贱,已不可能放进同一个购物车。——我们的文学要去研究这样的物,进入这样的物,而不是继续清高地扮演物的不屑一顾者实则物的门外汉。
    二〇二〇年我经历了一场缓慢的崩溃与更加缓慢的重建。二〇二一年春夏之交,有一件大事要发生:我要搬家。我二〇〇〇年来上海,如今二十年整,除去读研三年,剩下十七年一直住浦东,浦东是我不折不扣的第二故乡,不管地理还是文学意义上,虽然我可能在小说中只字未提浦东,但浦东是我事实上的文学根据地。但是这一切看来要结束了,再过几个月我将离开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个占全国 GDP 八十分之一的地方,搬到郊区松江,住进城乡接合部一间颇为古典的建筑。我内心充满了文学式的恐慌,我想到马原离开了他的西藏,董夏青青离开了她的边疆,我虽然只离开我的浦东三十来公里,但我不敢小看这段距离,我怕我住到那片田野之后会丢掉城市的感觉,我迄今仍未厌烦这种感觉。从出生起,我历经农村、县级市、省会、北上广,一直在行政意义上往上走,往城市中心走,这是我首次越过折返点,开始往下、往外围走了。二〇二〇年国庆前后,搬迁大计前脚刚确定,积压已久的一批灵感后脚就来了,催我写下一系列小说,不知道算不算对浦东、对城市提前开始的一次深深的怀念。未来吉凶未卜,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除了写作,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担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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