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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上的文章

http://www.newdu.com 2021-04-12 中华读书报 林跖蓝 参加讨论

    女性的脚一向带有性的意味,古来不少诗词都写女性美而聚焦于一双纤足,如曹植、李煜、杜牧等人都曾在诗中有所表现,连一向严肃的陶渊明也写过“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那样情灵摇荡的诗句。到了20世纪初,经过“五四”新风的浸染,“缠足”渐成过往,随之而来的,是对女性天足的发现与赞美,除了审美意义之外,而又别具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反拨意义。
    比如周作人就曾在女性的脚的问题上作过不少文章,总括起来,无非是赞美天足或厌恶缠脚。在周作人的作品中,对缠小脚的批评随处可见,仅举几例:1921写文章《天足》,直截了当表示:“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1922年的《“先进国之妇女”》中说:“别位对于这事不知作何感想,我确实非常的不愉快,觉得因为有这些尖脚的姊妹们在那里走,连累我不但不能够以先进国民自豪,连后进国民的头衔也有点把握不住了。”1925年,《拜脚商兑》中不仅批评了传统男性的拜脚主义,且犀利指出穿高跟皮鞋为“缠洋足”,将此种现象称为“小脚主义”。1926年,《难民的小脚》则有这样充满讽刺而愤激的话:“我并不说难民不配保有小脚,我只不知怎的感到小脚与难民之神妙的关系,仿佛可以说小脚是难民的原因似的。”总之,在周作人眼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小脚崇拜是“痛苦的赏玩”(《雨天的书·山中杂信》四),是一种变态。与之相反,他曾数次热烈赞美“天足”。他曾在诗歌《她们》中提及自己有三位恋人,乾荣子显然是其中一位,给周作人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她的一双脚。这双美丽的脚,到晚年依然历历在目,被周作人写进了《知堂回忆录》:“我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最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因为此种“天足”情结,周作人喜欢张汝南的“江南好,大脚果如仙”之句,也喜欢李白的这两句诗:“履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晚年还将此意象写入自己的《纪梦诗》:“醉梦不忘金齿屐,如霜白足想当时。”唐时女性还未缠足,周作人遥想唐朝女性赤足之美与羡慕日本少女的赤足或许是一回事。想到金克木曾以笔名燕石写过一篇《周作人的思想》,其中有言,周作人欣赏日本文化的某些方面,尤其追慕古代的日本,实则是因为:“它像唐朝——中国历史上的光辉时代。”
    除了周作人,废名也曾写过女性的脚。在小说《桥》里,他这样写琴子的脚:“琴子的辫子蓬得什么似的,一眼就看见。昨天上床的时候,他明明的看了她,那里是这样?除了这一个蓬松的辫子,他还看得见她一双赤脚,一直赤到膝头。”“小林站在她面前,眼睛落在她的赤脚,他简直想她去过河玩。”这里面有一种浮想联翩,说“想她去过河去玩”,完整的意思,是“想看她赤脚过河”吧。在《莫须有先生传》中,莫须有先生有这样的议论:“姑娘,不要害羞,不要以为我是城里人,这是一点也不要紧的,明天自己再做一双好鞋,只要是天足就好看了!”所以可以想象,《桥》里面琴子的赤脚,赤露的必然是一双天足。对女性天足的态度,以及觉得赤足无须害羞云云,废名或是受其老师周作人的影响。
    汪曾祺小说里也多处写到过女性的脚。在发表于1946年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茱萸小集之一》里,他以怅惘的笔触回忆了自己某段朦胧的感情经历,有处细节是关于一个女孩的脚:“半点钟之内,她换了袜子。一层轻绡从她的脚上褪去,和怜和爱她看看自己的脚尖,想起雨后在洁白的浅滩上印一湾苗条的痕迹,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柔。怕太娇纵了自己,她赶快穿上一双。”这也不是偶然,汪曾祺日后的《大淖记事》里写过女挑夫的赤脚:“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指甲却用凤仙花染红)。”汪曾祺在写这些质朴、强健的女挑夫时显然是欣赏的口吻,穿着草鞋的脚是劳动着的脚,但劳动并不显其粗蠢,凤仙花染红的脚指甲展现的仍是女性的美。而将女性赤足之美写到极致的还数《受戒》,小说这样写小英子的脚:“‘扌歪’荸荠,这是小英子最爱干的生活……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她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段文字很有名,小英子的脚印扰乱了小和尚的心,也深刻地映在了读者心里。鞋是脚的附属品,汪曾祺对女性的鞋子也比较留意,《兽医》一篇里写寡妇顺子妈的鞋:“她的鞋面是银灰色的,这双银灰色的鞋,使她有一种说不出的风韵。”顺子妈再婚之后,“脱了银灰色的旧鞋,换了一双绣了秋海棠的新鞋,就像换了一个人。”《水蛇腰》里写崔兰的鞋:“崔兰穿的是一件大红嵌金线乔其纱旗袍,脚下是一双麂皮软底便鞋,很显脚形——崔兰的脚很好看。”汪曾祺写女性的脚,使人感到一种自然、健康的美,与他的审美观大有关系,但也不无所指。如《珠子灯》一篇就将“放脚”与革命党、新思想联系起来:“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天足”也好,“赤足”也好,都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着的审美意象。
    事实上,不同时代的文化始终在影响、塑造人的身体以及看待身体的方式,每一种新的审美眼光背后始终有更为深层而系统的因素在起作用。周作人对女子赤足的赞美,就关乎他对文明与文化的思考。如他对日本少女天足的赞美,是以彼之自然与健全,对应着缠脚或崇拜小脚国民的萎弱与病态,对国民性的批评是昭然的。至少在最初一段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写过不少文章批判旧文化,“小脚主义”即是火力所向之一。可以想象,在日本见到了很自然地赤着脚走来走去的少女,再回过头看看本国缠了足的“一跷一拐的女人”(见《天足》),那深受刺激的心情也就可以理解。
    在两性观念上,汪曾祺或是受周作人影响最大也最明显的一位,这一点已为一些研究者述及。即以上面的引文来说,可以看到在汪曾祺笔下女性赤足的自然健康之美,颇为符合周作人的理想。而从更为整体有机的视角去看,如同周作人的儿童观、两性观等都隶属于五四“人学”范畴,汪曾祺的两性观,也属于他自己所说的“抒情的人道主义”一脉支流。对女性赤足的赞美是这一观念的正向表达,与之构成互文的,是对贞操观念的打破,如《大淖记事》、《兽医》、《薛大娘》即在此列。尤其《大淖记事》中,巧云的被强暴,在传统叙事里是“失节”,但小说恰恰对此轻描淡写。巧云并不觉得自己是被“玷污”了,而是遗憾没能将自己的初次交给十一子。在传统两性视角里,女性一旦“失节”,整个社会都会认定女性为过错方,而小说中,无论十一子还是周遭舆论环境,对待巧云的遭遇,都充满善意的同情,绝无《祥林嫂》里那种陈腐压抑的气氛;与前面构成反向补充的,是汪曾祺对女性不幸命运的悲悯。如《关老爷》《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小姨娘》《忧郁症》《小芳》都或多或少涉及女性的不幸处境,至于原因,既有男权对女性的操纵、伤害,也由于整个社会甚至女性自己,都深陷某些观念泥潭而无以自拔,而这些几乎全都呼应着周作人对女性贞操以及两性关系的看法。
    差异也是有的,由于身处时代不同,或由于性情的差异,汪曾祺写女性的赤足美,毋宁说是褪去了最初周作人笔下那种陌生化的震慑,同时化理论的倡导为生命的抒情,以缕缕文字的清风,涤荡长久以来附着在女性身上的偏见与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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