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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意在探讨“意义三分”何以成为表意学的核心概念，并得出以下结论：“意义三分”是作为“意义科学”的表意学的基础理论，是表意学“翻译-解释”活动的展开依据，是使表意学发展为“意味哲学”的前提，是表意学得以恢复“母性感知”同“父性理智”之关联的关键所在，是对表意学思维方式的凝缩，是表意教育的核心教义。得益于“意义三分”的提出，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理论确立了语境的重要性，彰显了“对话”与“他性”哲学，将符号论与价值论结合起来，强调人类在符号使用中的责任行为能力，赋予表意学明显的伦理色彩。对“意义三分”在表意学中重要作用的探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表意学理论特色之所在，从而深化对表意学的认识。 关 键 词：维尔比夫人/表意学/意义三分/感知/意图/意味/“翻译-解释”活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建符号学基本原理视域下的符号否定性与本体论研究”[项目编号：17BZW003]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普通符号学与生态符号学研究”[项目编号：16JJD740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凤，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符号学研究；屠友祥，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符号学研究。 追寻意义是人类的内在需求，而“意义”一词所含的意义又是极为复杂与玄妙的。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Victoria Lady Welby)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语言哲学家、思想家、表意学家，致力于研究“意义之意义”。她以意义问题为理论原点，创建了表意学(Significs)这门基础科学，凭一己之力引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界对意义问题的关注，并在事实上深刻影响了自20世纪以来符号和意义理论的发展。符号学是意义科学，维尔比夫人以其对意义问题的奠基式探索，被奉为“符号学之母”。 由于已有术语并不足以概括其对符号和意义问题的探索，维尔比夫人便自造“Significs”一词来为之命名。因此，表意学理论具有不同于其它符号与意义理论的特点。我们认为，表意学之独特性与维尔比夫人提出的“意义三分”(meaning triad)密不可分。“意义三分”将“意义”(Meaning)划分为“感知”(sense)“意图”(meaning)①“意味”(significance)三个层级，不仅区分了构成“意义”的三个主要方面，也明确了形成“意义”的意指活动的三个阶段。如此，它既是自理论上对“什么是意义?”作出的解答，又是引导我们准确获知意义的方法。“意义三分”作为表意学的核心概念，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关于它何以重要这一点，从未得到过充分论证。本文无意于对“意义三分”概念本身展开详细论述，欲更多地探析“意义三分”在表意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探究以“意义三分”为基础的表意学理论到底有何特色，从而深化对表意学的认识。 一、“意义三分”是表意学的基础理论 “什么是意义?”是作为“意义科学”的表意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意义三分”是对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回复。由此，“意义三分”成为表意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表意学率先提出“什么是意义?” 表意学首先是作为符号和意义科学存在的。维尔比夫人在为《大英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撰写的词条中提出，“表意学这个术语可被界定为意义科学或意味研究”(Welby，“Significs”167)。维尔比夫人对于意义问题的探索，最初的贡献表现在提出了“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 在现代符号理论史上，维尔比夫人最先明确意识到“什么是意义?”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世纪意义理论的历史，无疑是从维多利亚·维尔比开始的。我想，维尔比第一个意识到了‘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自身就值得仔细研究”(Dale 38-39)。受其对意义问题研究的直接影响，1920年，由席勒、罗素、约阿希姆等参与，针对“‘意义’之意义”进行公开辩论的研讨会在牛津举行。对20世纪意义理论发展产生影响的著作，奥格登②与瑞恰兹合写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于1923年出版。“意义之意义”作为符号与意义理论的研究主题得以确立，这是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研究的主要功绩。 意义问题与语言符号直接关联，维尔比夫人对意义问题最初的关切，就体现于她对语言符号(概念、术语)中存在的意义混乱问题的研究上。③维尔比夫人开启其学术生涯之初，便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即使在标榜严格、精确的学术界，不管是哲学、心理学还是物理科学、生物学等，依然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充满了意义的混乱与思想的困惑，而“这混乱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们对特定词语含义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这使她首次意识到，语言概念决定着我们所有的思想并使之成为可能，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构成而且限定了我们的智能之类的现实存在”(Macdonald 917)。维尔比夫人充分认识到语言对思想的影响，更清楚地觉察到在语言使用中意义的混乱会给生活、思想带来不便甚至危害。索绪尔也曾对语言符号和思想的关系问题作出思索，明确提及符号对思想的驾驭和创造作用，同时思想反过来创造符号，他写道：“不是思想创造符号，而是符号在根本上驾驭思想(因而实质上就是创造思想，反过来促使思想创造符号)”(Saussure 69)。这是符号和思想、符号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双向运作过程。任何清晰、明确的符号和思想的产生，并不是事先已经存在了清晰、明确的符号和思想，我们现成地拿来运用，而是符号和思想、符号世界与意义世界经由交互运作、相互界定的过程，经由双向翻译-解释的过程，才得以实现清晰、明确的符号和思想。 人类与意义问题关联密切，然而“意义”之意义这个问题本身却未曾得到过实质性的研究；“所有研究与知识的存在形态所依赖的条件，被含糊地称为研究与知识的‘意义’，与心智相伴随的意义事实上具有最重要的特性，对我们来说它却依旧是个未被真正研究过的课题”(What is Meaning? 1)。1903年，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著作《什么是意义?》(What is Meaning?)出版，至此，貌似简单，但长久以来为人所忽略且难以解答的问题，即“什么是意义?”，被明确地提出。维尔比夫人寄《什么是意义?》给M.布雷阿尔，在所附信函中写道：“如果您赏脸读了这本书，您将发现我已大胆地提出对这样一概念[引按：指意义]的研究——在英语中，有时我们含糊地称之为Meaning，有时称之为Sense，有时称之为Signification，有时(当我们有更深的理解时)称之为Significance或许会带来好的成果，特别是在教育方面”(Petrilli，Signifying 306)。同年，皮尔斯为《什么是意义?》撰写书评，称它是与罗素的《数学原理》(1903年)同样重要的逻辑学著作，而它“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清楚说明了作为其标题的那个问题，一个通常只是得到了浅表回答的逻辑学之基本问题”(Peirce 159)。这显然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既肯定了“什么是意义?”这一问题自身的重要性，也肯定了维尔比夫人对这一问题做出的解答。 (二)“意义三分”是对“什么是意义?”的精要回复 维尔比夫人经由对日常生活以及学术领域内意义混乱现象的观察与分析，发现语言、思想中混乱的症结在于长久以来人们对“意义”认知的含糊，正如她在写给罗素的信中所指出的：“在我看来，(在所有的讨论中)都应把意义与感知、意图和意味区别开来，不作这样清晰的界定是不可取的，因为使用意义这词影响了许多争论，乃至是大部分的争论”(Petrilli，Signifying 321)。人们自认为了解“意义”一词，然而通过分析却揭示出我们总是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使用它，身陷由它带来的认知混乱而不自知。维尔比夫人通过自己的表意学研究，想凸显这样一个事实，“即表达中的任何形式的‘感知’未曾与表达的‘意图’以及‘意味’区别开来；而弄清这一遗漏是至关重要的”(What 4)。若是人们不能有意识地在“感知”“意图”“意味”这三个层级间进行有效辨别、领会，就无法把握意指活动展开的三个阶段，这最终将束缚并弱化人类的表达与理解能力(What 5)，符号之意义的混乱局面便在所难免，而有意识地对“意义”的三个层级进行分辨，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符号之意义混乱的困境。因此，表意学作为“意义科学”，需要明确地将“意义”的组成部分，即“意义三分”确立下来，以回答“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 维尔比夫人在1902年为《哲学和心理学词典》(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撰写的词条中，简要概括了“意义三分”各个层级的特征，并间接地表述出“意义三分”在表意学中的基础地位：“表意学隐含(a)感知或意指，(b)意图或意向以及(c)意味或想象的价值这三者之间的细微区别。我们会发现与(a)相关的主要是语词性之物(更确切地说是感觉之物)，与(b)相关的主要是意欲性之物，与(c)相关的主要是道德性之物。……表意学处理在最广泛意义上符号与这三者各自之间的关系”(Welby，Dictionary 529)。由此可见，“意义三分”是表意学作为“意义科学”开展研究的前提条件，只有将“意义”依据“感知”“意图”“意味”进行层级区分之后，表意学才能着手处理符号与这三个层级各自之间的关系。 英语单词sense(意义，感觉等)、meaning(意义、含义、意图等)和significance(意义、意味等)都含有“意义”的义项，但彼此间又存在区别，这是维尔比夫人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注意到的语义现象。她敏锐且机巧地把握住这一点，根据它们之间的关联与不同，用它们为“意义”的三个层级命名，各自表示“意义”的不同方面，从而自然贴切地构成完整的“意义”。由于“意义三分”作出的划分太过自然，不免让人疑惑，仅仅对“意义”这一个概念进行分析，即便它是极端复杂的概念，如何能够解决符号的意义问题呢?维尔比夫人看似只分析了“意义”这一概念本身，但事实上，她藉由对“意义”这个典型的含义交杂的概念进行分析，不仅探索了“意义”是由哪些方面构成的，还明确了要准确获知一符号之“意义”时，意指活动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即“感知”“意图”和“意味”。从意指过程的角度考虑“意义三分”，各个层级意义的生成在于各个层级意指活动的开展，这样一来，“意义三分”也将意指活动划分为三个阶段。换言之，作为构成“意义”三个层级的“感知”“意图”“意味”，可被理解为意指活动三个阶段的开展所分别对应的结果，对意义的“感知”“意图”和“意味”这三个层级进行辨识，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翻译-解释”意义。“意义三分”既对“什么是意义?”这一问题作出了理论分析，也提供给我们更为准确地去诊断意义、获知意义的方法。 因此，“意义三分”是维尔比夫人对“什么是意义?”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回复——正是“意义三分”的提出，使得表意学从提出“什么是意义?”走向了“如何‘翻译-解释’意义”，即由发现问题，走向了解决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认识到“翻译-解释”意义活动的存在时，关注点已经从符号或符号发送者投向了解释者。 二、“意义三分”与表意学的“翻译-解释”活动 对意义的“翻译-解释”，是站在解释者立场上对意义问题的思考活动。从这一角度观察，所有的意义问题都离不开解释者的参与，所有的符号活动都离不开“翻译”，因此，“翻译-解释”活动存在于作为“意义科学”的表意学的方方面面，而“意义三分”正是“翻译-解释”符号之意义的依据。 (一)意义问题就是“翻译-解释”问题 在维尔比夫人眼里，表意学是“解释哲学”“翻译哲学”(cf.What 161)。表意学对“解释”的强调是显而易见的。维尔比夫人在其1896年论文《感知、意义和解释》(“Sense，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中，将“解释”视为在“意义三分”的第三层级或者说第三个阶段出现的要件，随后，因意识到“解释”作为一种过程存在于意指活动的任一阶段，便以“意味”替换掉“解释”。因此，维尔比夫人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解释”活动存在于符号意指活动的全过程。 维尔比夫人对“翻译”有着独特的理解，可谓“旧词新用”，“(1)按照字面意义来讲，是将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2)依据另一学科来表达某门学科；一个特定的论点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领域；使用一组事实去描述另一组事实，比如，一篇物理的或生理学的论文可能被实验性地‘译’为美学的或伦理学的论文，生物学的表述被‘译’为经济学的事实陈述”(Welby，Dictionary 712)。意大利学者苏珊·佩特丽莉对此进行了阐发，认为表意学之“翻译”对符号活动而言是结构性的，它不仅仅是“语际的”翻译，还是“语内的”和“符际的”翻译，它作为一种获取知识和经验的方法，既是发现、检测和运用类比(表面相似)或同源(生成-结构相似)的方法，也是辨识不同经验和话语领域之中类比和同源关系的方法(佩特丽莉 156)，“心灵活动包含着自动的翻译过程。‘翻译性思考’最大程度地集聚了表意和符号化过程，在其中，某物代表另一物，其意义事实上生成于由一个符号转译为另一符号，转译为不同种类的符号和不同的符号系统”(Petrilli，Signifying 528)。符号活动不可能离开“翻译”而进行。得益于“翻译”，表意学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方法论，其目的是要桥接和强化各种科学、理论趋势和人类实践经验，无论它们是科学的，还是关涉日常生活的”(彼得里利77)，如此，使意义达到最大化呈现。 “解释”与“翻译”这两个概念紧密相连。维尔比夫人认为，“事实上，解释性功能是被忽略或者至少被处理得相当随意的所有直接性感受之中唯一的一个”(佩特丽莉 132)。之所以如此，与“我们无法取消自动进行的翻译的思考过程”(What 34)相关：翻译是理解和解释的前提，然而翻译的思考过程是自动的、无意识的，因而难以察觉。表意学的“翻译”是一种思想翻译，其概念所涉极广，为避免触发太多疑惑，在这一节将它限定在围绕获知符号的意义而展开的“翻译性思考”。理解和解释存在于全部意义活动的过程之中，“翻译”既是一种理解和解释的前提，也是方法。我们把围绕获知符号的意义这一点展开的“解释”“翻译”合称为“翻译-解释”活动。 意义问题与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因此，致力于研究意义问题的表意学所涉领域庞杂，如同佩特丽莉所理解的，“表意学作为一门科学而出现，它涵括全部的人类知识领域和经验领域(自然科学，数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文学，宗教，政治，意识形态，还有日常生活等等)，这不是因为它主张符号学无所不知，而仅仅是因为它关注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弥漫在生活之中并且成为所有行为和反思的条件——这就是意义的表达”(Petrilli，Victoria 161)。“翻译”是表意学意义理论的根本问题，意义问题同“翻译-解释”活动密切相关。事实上，从解释者的立场出发，意义问题就是“翻译-解释”问题，只要涉及对符号进行“翻译-解释”活动，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包含在意义问题的范畴之内——意义在“翻译-解释”活动展开的过程中生成和实现。 (二)“意义三分”是表意学“翻译-解释”的依据 我们已经发现，从解释者立场来看，意义问题就是“翻译-解释”问题，“意义三分”作为对意义的层级分析，作为对意指活动三个阶段的明确，自然可转化为“翻译-解释”活动开展时的依据。解决意义混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困惑，是表意学的学科目标之一，而以“意义三分”为依据的具有操作性的“翻译-解释”方法的提出，必然有利于此目标的实现。事实上，正是由于以“意义三分”为依据，才使得表意学的“翻译-解释”活动充满活力，同时又呈现了对伦理价值的追求。 详细说来，在我们进行“翻译-解释”活动时，因为符号的意义并非是固着不变的，一词对一义的机械翻译无法进行，这也就意味着符号的意义是动态变化的，想确定这一符号的具体意义是怎样的，便需要以“意义三分”作为我们在实践中正确分辨、理解意义的依据。在面对一个符号时，我们能够有意识地依照意指活动的三个阶段，根据语境或环境，去一一确定“感知”“意图”和“意味”层级，从而获悉完整“意义”。这种确知意义的方法显然有别于认为符号具有固定的意义系统，从而相信存在显明意义以及可以通过下定义的方法来释义的传统观点。 “翻译-解释”活动根据对“感知”“意图”“意味”三个层级的辨识而展开。依据“意义三分”开展的“翻译-解释”活动显明地突出了语境的重要作用。当然，我们需要基于“意义三分”理论，从广义上来理解“语境”：它不仅仅指上下文，还指言说者的意图，甚至时代背景等。依照“意义三分”所明确界定的意指活动的“感知”“意图”“意味”三个阶段来“翻译-解释”符号，首先便要对最基本的语境(上下文，或一切可直接感知的因素)进行感知，完成信息的接收与整合；随后，进入“翻译-解释”符号的第二个阶段，即由言说者或符号使用者的主观意图所确立的新的“语境”，以此进一步裁定符号的意义；最后，已有符号的意义要与时代背景以及预想价值所确立的语境展开对话，在进一步确知意义的基础上获悉“意味”。“翻译-解释”活动每往前进行一步，“语境”便随之产生变化，符号需要不断地同新生“语境”进行对话，意义在“对话”之中生成，由此对符号的意义的理解才会不断地得到深化。 经过对表意学“翻译-解释”活动开展过程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意义科学”的表意学在“释义”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认可符号的意义是固定的，认为符号的意义需要在同语境的“对话”中形成(这种“对话”观念，维尔比夫人是以“可塑性”这一术语来表达的)，这不仅确立了语境的重要性，也显露出表意学所内含的“他性”哲学思想。 此外，维尔比夫人在致席勒的信中提到，“通过一种向上的翻译我想表达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普通的翻译都是横向的，大体上说来，也就是在同类级别由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位置——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但是我想要一种竖向的翻译——一种从‘低级的’到‘高级的’转化，而这正是达尔文给予我们的。我们是一只蝌蚪甚至一条蠕虫的最高级的翻译”(Petrilli，Signifying 625)。上述引文中对由“低级”到“高级”的“竖向的翻译”的看法显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我们认为，在表意学体系中，这种翻译最值得关注的“擢升”体现在对伦理价值的强调上，表意学对“意义三分”中“意味”层级的重视就体现了这一点。据“意义三分”而展开的“翻译-解释”活动使维尔比夫人的意义理论具有独特之处：这并不仅仅在于“意义三分”给定了明确的释义途径，带有很强的操作性，还在于“感知”“意图”“意味”这三个层级之间存在意义逐层深化的现象，使表意学的“翻译-解释”活动富有进化论色彩，而“意味”作为至高点，赋予表意学以伦理特色。 三、“意义三分”是表意学发展“意味哲学”的前提 “意味”作为“意义三分”的最高层级，它与价值(尤其是伦理价值)理论紧密相关。维尔比夫人视表意学为“意味研究”，并进一步阐发为“意味哲学”，以求增加意义(确切地说，是“意味”)的高度，这使得表意学成为具有伦理色彩的科学，而“意义三分”的提出则是表意学发展为“意味哲学”的前提。 (一)表意学是“意味哲学” 表意学对“意味”层级格外重视，在维尔比夫人的著作中，常常出现以下表述：“表意学暂时可简要地界定为对所有形式和关系中的意味之性质的研究”(Significs and Language vii)，它“将带给我们有关意味的哲学，也就是把我们对于意义的整体认识提升至一个更高且更为有效的水平”(What 161)，如此，表意学不仅回应了何为意义，还是一种增强意义的方法。 维尔比夫人自创术语“Significs”来命名自己的符号和意义研究，按照佩特丽莉的看法，正是因为“与‘语义学’(Semantics)、‘语义符号学’(Semasiology)、‘符号学’(Semiotics)形成对比，‘表意学’(Significs)免于技术上的联想，因此使得它适合于表示意义与价值在各个方面(实用主义、社会、伦理、美学等)的关系。它关注符号的根本价值和超越语义之外的意味，以此来思考日常用语‘这意味着什么?’”(Petrilli，“Significs” 264)。在表意学中，“‘意味’是最能表达表意学总走向的基本术语”(彼得里利63)，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最为清晰地展现出表意学理论中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联，帮助人们获知“意味”，即探求到终极价值，这可看作是表意学努力的方向。维尔比夫人强调符号的意义活动对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影响，所以格外重视符号的价值维度——“意味”。对于符号价值的重视，体现出表意学不同于其它符号理论之处。因此，就表意学有意进行“意味研究”的学科意图来看，“意味”是最重要的意义层级。 虽然我们将“意味”层级同价值论关联在一起，但这并不代表符号的价值只体现在“意味”层级，事实上，维尔比夫人明确指出：“‘符号’或是一事实或是一观念或是两者兼具。但毫无疑问，符号的价值首先是[对它的]‘感知’；然后，假如[符号]是有意形成的，[其价值]是它的‘意图’；最后，在[符号]施影响或作用于经验的重要问题时，[其价值]是它的‘意味’。这三种价值是由对符号进行构想和命名的感觉者所授予的”(Welby，“Sense” 703)。考虑到“感知”“意图”层级分别更注重于经验、意图维度，而“意味”层级与价值论的联系尤为密切，因此我们认为后者能够最为集中地体现出符号之意义的价值维度。 表意学重视“意味”层级，除了由于它与“价值”关联最密切之外，还有另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因：当“意味”作为意指活动的第三个阶段时，它是意指活动的最高点，承载着最多的意义。“意味”作为“意义三分”的第三层级，“包含着感知与意义，但在范围上超越了它们，并涵括了某些事件或经验的影响深远之结果、暗示、最终结果或效果”(Welby，“Significs” 169)，“意味总是多重的，它通过呈现其吃紧处、其吸引我们之处、我们感受到的那一瞬间，通过表达其情感力量、想象价值、道德性状，展示其普遍的或至少社会的范围，不仅强化了意义，也强化了感知”(What 5-6)。如此，“意味”作为意指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它负有“升华”重任，是意指活动朝向的理想目的地，需要人们通过推理，以预见性眼光进行把握。符号的意义在“对话”式的“翻译-解释”活动中一路“进化”，后来者必然承继了前者的主要部分。自“感知”“意图”直到“意味”，前两个层级的主要内容已被内化入“意味”层级，随着“翻译-解释”活动的持续进行，随着更多的人类意识、认识能力、经验等的渗入，所得到的意义是逐层深化的。正如佩特丽莉所指出的，“持续的翻译-解释过程提高了在符号和符号系统之间察觉到完全想不到之联系的能力，发现先前未知知识和真理的能力，最终提高了表示价值和意味的能力”(Signifying 528)。因此，对“意味”层级的把握，自然是作为“意义科学或意味研究”的表意学之最关键的任务。 (二)“意义三分”是“意味哲学”的前提 上文对表意学何以成为“意味哲学”，或者说就“意味”何以重要这一点作出了分析，而这分析是依据“意义三分”理论展开的：“意味”是“意义三分”中的一个层级，要理解表意学何以强调“意味”，首先要回到“意义三分”理论本身，仔细揣摩意义在“感知”“意图”“意味”这三个层级间的逐层深化。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若想强调与价值维度关联密切的“意味”层级，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将研究对象，即“意味”确立下来，而“意义三分”把“意味”作为其中一个等级划分出来，明确了“意味哲学”的关键词“意味”为何，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意义三分”的提出是表意学成为“意味研究”的前提条件，而对“意味”的强调，赋予了表意学以伦理色彩。 当“意义三分”的“感知”“意图”“意味”分别代表意义的三个层级时，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基督教义中的“三位一体”相似：位格相等，各司其职。就作为意指活动三个阶段的“意义三分”来说，“感知”“意图”“意味”之间的衔接关系，则可以用一桩禅宗公案，即惟信禅师的“三番山水”论来阐释：“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普济1135)。山水实则只有一处，但随着认识活动的展开，认知的深化，在不同的阶段会获得不同的认知结果，也就有了“三番山水”，这与我们对符号之意义的“翻译-解释”活动相类。假设要探究一符号之“意义”，只有随着意指活动的逐层进行，才能逐一获知不同层级的意义。“意义三分”是意指活动的三个阶段，三者相互关联，不断推进，正如佩特丽莉所言，“感知”“意图”“意味”“这些层级表明了解释、意指和表达诸能力在量和质方面的逐步增长，因而也表明生命(不管是在智力领域还是日常生活范围的生命)在实际意义更为复杂的维度直探本质与把握关联性诸能力的逐步增长”(Petrilli，Signifying 264)。 “地球层级”“太阳层级”“宇宙层级”是维尔比夫人提出的三个意识和经验层级，而且，她认为意识和经验的这三个层级分别与“感知”“意图”“意味”相对应：“地球层级”的知识是可以直接获得的(通过观察与实验，或是经由归纳或演绎过程)，“太阳层级”的知识可间接获得，而“宇宙层级”知识的获得则是双重间接的(cf.What 94)。从地球层级到太阳层级再到宇宙层级知识获得难度的增加，与逐层获得“感知”“意图”“意味”层级的意义的难度变化相类，只有随着认识能力的逐层深化，与“翻译-解释”能力的提升，才能将它们一一获知。从这一角度讲，“意味”是意义的最高层级，是意指活动的最后阶段，从最大程度上呈现了符号的表达价值。由于“表意学注重与人类行为相关的符号和价值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实际的和伦理的影响”(彼得里利81)，我们可将关注点移向“价值”与“伦理”。 维尔比夫人当然清楚地知道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她强调语言的伦理价值，并非仅仅源于语言中存在会败坏社会风气的道德缺失现象(比如：文过饰非、言语不雅或是诽谤欺瞒等等)，更主要地是她认识到人类作为能够通过符号对自身进行认知、反思的主体，应当做到可以预见自己的言语、行为会产生的影响以及造成的后果，并对此具有责任意识，从而有意识地“趋利避害”。这一点，与“意义三分”的“意味”层级的核心要义相一致。我们已确知，“意味”与价值理论关联最紧密，然而“价值”往往不是直观可见的，它要通过“翻译-解释”活动才能将隐于事物或者说隐于符号之中的预见性的、推测的、潜在的“意义”凸显出来，才能提升人类的责任行为能力。“意义三分”作为“翻译-解释”活动开展的依据，推动了“价值”的彰显。 对“意味”，也就是对“价值”(特别是伦理价值)的重视，使得表意学在诸多符号理论和学说中颇具特色，为符号伦理学或伦理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维尔比夫人指出，“无论是要篡改经过漫长艰难的习得而已经获得的表达宝库，还是要在最低程度上浪费其区分力，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彼得里利81)。“意义三分”为杜绝浪费语言“区分力”提供了依据，并成为使表意学发展为“意味哲学”的前提。 四、“意义三分”与表意学思维方式、表意教育 维尔比夫人提出了“母性感知”(mother-sense)这个与“(父性)理智”(智力)④貌似对立的概念(事实上后者自前者发展而来)，并强调了“母性感知”的重要性。表意学有意修复“母性感知”同理性之间出现的裂缝，而“意义三分”作为表意学思维模式的最简表达，作为开展表意教育的依据，实现了这一点。 (一)“意义三分”是表意学关联“母性感知”和理性的奥秘 “不能把表意学仅仅界定为意义科学或意味研究。在它能够作为这两类研究之前，已被认可和培养为对思维之原始方式的恢复、使之有序发展并竭力付诸实践(在进行所有其他的教育之前)，这思维之原始方式曾是所有形式的心智活动(甚至包括逻辑自身)的必不可少的初期形式和条件”(Simons 1)。上述引文揭示了表意学学科创建的另一意图，即恢复“母性感知”与理性之间的关联。维尔比夫人明确表示，“在母性感知的不断‘给予’和智力(在所有意义上)的持续‘建构’之间，恰好可发现表意学的地位和运作效果，乃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关联，(更确切地说，作为解释交流的方法或媒介)”(“Mother-Sense” 704)，在维尔比夫人眼里，表意学的任务是为智力和知识的“下一代”的安全“诞生”制造有利条件，表意学作为“助产士”(“The Genetic” 706-707)，帮助母亲(“母性感知”)分娩出孩子(智力、知识或者说理智)。简言之，表意学意在填补存在于人类生而具有的“母性感知”同随后培养发展起来的理性之间渐趋扩大的缝隙，以恢复两者的关联。维尔比夫人认为“母性感知，为我们处理并提供即时觉察、意识和解释的材料”(“Mother-Sense” 704)，它指的是我们对现实的直接感知。理性(或称之为抽象思维、智力、知识等)最初的发展则是以“母性感知”为基础的。然而，当人类理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后，人类的思维方式便愈发抽象，不再依赖于对现实的感知，也就不再注重“母性感知”。若将“现实”换作“语境”来讲，便解释了语言之中出现符号的意义混乱的缘故：人们不再注重对语境的感知，仅仅凭借自身的知识储备来僵化地“释义”，最终却未解其意，甚至生成谬误。 将作为意义第一层级的“感知”与“母性感知”结合一处来理解是必要的，它们内含了同样的要义，或者说在意义活动中，“感知”承继了“母性感知”的工作。事实上，除了强调“意味”层级，对“感知”的重视也是表意学的特色(“感知”在意义的各个层级中都发挥其作用，比如需感知不断变化的语境)。维尔比夫人曾把自己的意义理论命名为Sensifics，因其与感官世界关联太过紧密，或许会将其意义理论简化为“感知学”，为避免引发误会，才更换为Significs。 那么，为何表意学能够将已呈现割裂态势的“母性感知”同人类理性活动衔接起来呢?维尔比夫人在1908年写给阿尔弗雷德·西季威克(Alfred Sidgwick)的信中提到：“再重复一次，感知是直接的(近似于觉察)，意味是间接的。对神秘或怪异，我们可能会具有‘直觉的’感知，但是，当通过有效的推断获知意味时，它立刻就会被取代”(Schmitz xcix)。引文中“感知”与“意味”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感性与理性，或者说如同“母性感知”与“父性理智(智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依据“意义三分”来理解这一问题。 “意义三分”作为认知活动展开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衔接是由人的认识能力去构建和推进的。表意学得以连接“母性感知”同“父性理智(智力)”，或者说是勾连感性和理性，其玄机便在于“意义三分”。“三番山水”之间的转变是随着人类经验、认识能力、意识渗入的增多而逐层推进并实现，经由“意义三分”确知意义的过程，其实就是意义“升华”的过程。“感知”“意图”“意味”作为认知活动的三个阶段，始于“感知”，经由“意图”，终于“意味”。如此一来，“感知”对应着对“现实/语境”的觉察与接收，“意味”则与推理、想象等智力活动相关，并通过智力活动实现伦理、审美诸方面的价值。符号使用者以及解释者“意图”如何，将直接影响“意味”的实现，当然，无意图也是一种潜在的意图。“意义”是连接“母性感知”与理性的要素，而表意学的“意义三分”是对这一联系最为清晰的呈现，它经由人的“意图”意义，将“感知”(“母性感知”)和“意味”(“智力活动”)串联在一起。“意义三分”使得表意学实现了维尔比夫人所设想的最隐蔽的学科目标。 事实上，从“母性感知”到“父性理智”表现为一种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翻译”，由初始感觉发展到理性高度，这种认知途径以作为认知方法的“意义三分”为依据。表意学倡导面对符号之物时提出“这是什么意思?”“你用这指什么?”以及“这含有什么意义?”⑤这三个问题(佩特丽莉157)，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为意义的逐层推进提供了依据，最终揭示事物真正的意义。三个问题的难度渐次增长，显现出智力成分的不断增加，也就为认知活动从感性上升为理性提供了路径。因为这三个问题分别与“感知”“意图”“意味”相对应，因此，“意义三分”是表意学认知方法和思维模式的“简缩版本”。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表意学恢复了“母性感知”和“父性理智”之间的关联。可以说由于“意义三分”的存在，表意学实现了填补“母性感知”同“父性理智(智力)”之间裂痕的目的，恢复了两者间的关联。 (二)“意义三分”是表意思维的凝缩，是表意教育的依据 表意学倡导的(认知)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批判质询的思维模式，它引导人们对符号的意义保持高度敏感，提出诸如“这是什么意思?”“你用这指什么?”以及“这意味着什么?”之类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既是认识事物的方式，也是在面对符号时该有的审慎态度。批判质询思维模式是表意教育力图培养的，而这三个问题恰恰与“意义三分”的“感知”“意图”“意味”层级分别对应。说到底，表意学的思维模式其实就是“翻译-解释”活动展开的模式，表意学教育最终要提高的就是“翻译-解释”能力。“意义三分”，从小的方面讲，它为分析具体语词的意义提供依据；从大的方面讲，它是人类进行批判质询式认知活动的“公式”。维尔比夫人格外重视表意教育的开展，“表意学是在认识到术语和概念的确切意味之重要性以及它们对思想和生活之影响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科学与教育方法”(转引自Petrilli，Signifying 253)。因此，维尔比夫人认为“表意学问题首先是个教育问题”(转引自Petrilli Signfying 506)，“对表意学来说，最迫切的关系和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在于教育的取向”(Welby，Significs 170)。应对意义混乱的问题“取决于教育能否制定必不可少的‘崭新的开始’。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被训练去探知(1)感知，(2)意图和(3)意味——也就是指那些他们所注意到的道德倾向、意图和核心旨趣的人才能有望从当前这似是而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What 2)。所以说，进行表意教育，是实现表意学之理论构想的途径，而表意教育首要做的是教导人们学会分辨意义的三个层级：“感知”“意图”与“意味”。当人们成功地接受了表意教育，跨学科、跨知识与经验领域的“翻译-解释”便不再难以把握，表意学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而这必将有利于开展更高层级的教育。 大体上讲，表意教育所培养的是“翻译-解释”能力，更确切地说，是对符号的意义进行“诊断”与“翻译”的能力。“诊断”是维尔比夫人在“解释”“翻译”之外格外强调的，“诊断”与“翻译”的结合，被维尔比夫人视为区别语义模糊性⑥和语义混乱的方法。“我们必须养成这样的意识，即我们理所当然是诊断者，我们要在最大程度上培养自己发现真正差异(无论多么不明显的差异)和解读符号的能力，它们揭示感知和意图。正如翻译是表意学的典型形式，诊断可被称为表意学的典型过程。在形式逻辑原理难以直接或简单地提供帮助的状况下，两者的结合必然有助于探查潜在的混乱或似是而非的断言”(What 51-52)。虽然维尔比夫人指出翻译是表意学的典型形式，诊断是表意学的典型过程，好像各自具有明确的领域以及具体的分工，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诊断”本身就是一种“翻译-解释”活动。因此，“诊断”也必然要依据“意义三分”而展开。 维尔比夫人认为，意义的混乱在于人们对“感知”“意图”“意味”这三个层级没有区分意识，因此，以“意义三分”为依据，有意识地对意义的三个层级进行区分，进行“翻译-解释”，可以减少以至避免意义混乱，从而解决由此造成的思想困惑。“诊断”可以成为一种“批判质询”的练习方式，依据“意义三分”，对混乱的意义现象进行诊断，找出原因，才能有效治疗语言“疾病”。“诊断”能力的提升可以提高我们的“翻译-解释”能力，提高理解能力，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准确地使用符号。 “人人都是表意学家”，这是表意教育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表意教育要发展人们的批判质询思维，培养“语言良知”。“语言良知”指的是通过表意教育培养起来的在语言使用上的高度自觉，是批判性质询思维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成果。它对语言中所谓的惯例或传统要素抱有着批判意识，并对语境的细微之处保持敏感，在明确语言符号的意义时，会自觉地结合语境，去分辨意义的“感知”“意图”和“意味”层级，以获知真正的意义。而这种在语言使用上负责任的谨慎态度，必然有助于减少意义混乱。“培养语言良知必然对思想有益，由此在定义方面将逐渐地并自然地导致自发的共识”(Welby，Dictionary 529)。所以说，“意义三分”是作为教育方法之表意学的核心教义，是开展表意教育的重要依据，这种教学活动围绕识别“感知”“意图”“意味”这三个层级而展开。就表意学旨在关联“母性感知”和理性这一学科意图来说，是“意义三分”给出了实现此目标的路径，明确了由感性到理性的认知活动的深化过程。作为对深化认知之途径的呈现，“意义三分”是表意学所倡导思维方式的“公式”，表意教育意在培养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认知活动成为逐层提出“这是什么意思?”“你用这指什么?”以及“这有什么意味?”之类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实践。 总之，“意义三分”是表意学的核心概念：它是作为“意义科学”的表意学的基础理论，是表意学“翻译-解释”活动的展开依据，是使表意学发展为“意味哲学”的前提，是表意学得以恢复“母性感知”同理性之联系的关键所在，是对表意学思维方式的凝缩，是表意教育的核心教义。得益于“意义三分”的提出，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理论确立了语境的重要性，彰显了“对话”思想与“他性”哲学，将符号论与价值论结合起来，强调人类在符号使用中的责任行为能力，赋予表意学明显的伦理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