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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荔枝》:藤野先生与司马迁

http://www.newdu.com 2021-04-06 《收获》 马伯庸 参加讨论

    关键词:小说 马伯庸
    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讲过这么一件事:藤野先生批评鲁迅的解剖学笔记,说你把血管位置挪了一下,虽然比较好看,然而真实情况不是这样。鲁迅有些不服气,在心里嘀咕:“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藤野先生和鲁迅的这段对话,恰好可以视为历史学家跟作家之间的一次交谈。历史学家要力求真实,最好能纤毫毕现地还原当年的景象,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绝不妄加揣测;而作家在阅读史料时,内心却沸腾着一种要改造真实生活的强烈冲动,使之更富戏剧性。
    太史公虽然以史学家的身份彪炳千古,其实他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小说家的灵魂。《史记》里的《淮阴侯列传》有过一段记载,讲陈豨被刘邦派去镇守代国边疆,临行前去和韩信告别,原文是这么写的: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
    这一段描写着实精彩,有对白,有动作,有心理刻画,完全是小说的写法。读者觉得活灵活现,可掩卷细思,却会觉得哪里不对:韩信明明让所有人都退开,只拽着陈豨的手在庭院里密谈,现场只有两人。太史公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的?连韩信的仰天长叹和陈豨的内心活动都一清二楚。司马迁一定有一颗强烈的文学之心,写到这一段时实在忍不住想要渲染一番。《史记》的这种文学化叙事的倾向特别明显,以至于鲁迅先生在赞叹它“史家之绝唱”的同时,还得补一句“无韵之离骚。”——这是属于文学创作领域的褒奖了。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藤野先生当面质疑司马迁说:“你把历史细节挪了一下,虽然比较好看,然而真实情况不是这样。” 司马迁多半也会和鲁迅先生一样,不甘心地回答说:“文还是我写的不错;至于实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当然,司马迁也罢,鲁迅也罢,他们一个是记录历史,一个是记录医学,这两个职责还是以真实性为第一要务。但作为以虚构为职业的小说家——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创作者——每一次提笔,都会陷入藤野先生式的两难困境: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同时也是残缺不全的。真实与戏剧性如何抉择?过于拘泥于前者,往往失之呆板;过于放飞后者,则有篡改扭曲之嫌。我们到底该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历史,文学创作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藏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这里的诗人,其实就是后世所谓“小说家”。换言之,搞历史题材的创作,并不一定严格遵循史实,可以适当夸张改动,但一定要依据真实逻辑来行事。以《鸿门宴》为例,它的描写太精彩了,很难讲是不是掺杂了虚构与夸张成分。但里面每一个人的行动模式,都符合他们在其时其地的身份与立场。比如项羽不顾范增催促放了刘邦一马。原因很简单,那一年项羽二十七岁,这位骄傲的年轻贵族已达到人生巅峰,赢得了全天下的敬服与认同。意气风发的他无法预测未来,所以并没有把这个年过五十的泥腿子老头子当成致命威胁。很多人嘲笑项羽的优柔寡断,其实是犯了事后诸葛亮的错误,没有意识到项羽在那个时间节点的状态——而太史公做到了,所以成就了千古名篇。
    当历史逻辑得到充分尊重时,便可以取信于读者,在细节上无论怎么腾挪渲染,真实与戏剧性都不会彼此抵牾。这不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但却是可能发生的。历史的可能性,即是在细碎的历史背后,寻找到那一个逻辑链条的存在。《长安的荔枝》的做法,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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