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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代是《楚辞》评点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尤以万历时期为著。明代万历以前属于《楚辞》评点的初步酝酿阶段，虽然此时已出现楼昉于其选本中引入评点的尝试性实践，以及相关《楚辞》版本中眉批形式的出现，但都还不够成熟。万历间是《楚辞》评点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楚辞》评点本刊刻、传播，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质量较高评点本出现的重要发展转变。进入天启后，以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的问世为标志，《楚辞》评点达致顶峰。除此发展的脉络外，各时期的《楚辞》评点本亦呈现出多元化、百花争艳的存在样态与格局。 关 键 词：明代/《楚辞》/评点/递延脉络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楚辞》评点整理与研究”(13CZW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剑波，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评点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与文化现象。面对现存富赡而驳杂的评点文本，相对于小说、戏曲评点，近年来诗文评点虽也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但研究成果仍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楚辞》评点仍需作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自南宋楼昉《崇古文诀》发端，至明末陆时雍《楚辞疏》、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来钦之《楚辞述注》诸本问世，《楚辞》评点的刊行与传播已跨越数百年。对此，相关书目著作早已多有载录，示人以津逮，嘉惠学林良多。①而随着“四库”系列及“《楚辞》文献集成”“《楚辞》文献丛刊”等丛书出版问世，②部分评点本得以影印刊行，亦为材料的获取提供了很大便利。以此为基础，非常有必要对明代《楚辞》评点内在的递延脉络作系统的清理与考察。 一、明代万历以前之《楚辞》评点 在明代之前，南宋时期楼昉的评点选本《崇古文诀》即选录了屈原的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开启了《楚辞》评点的先声。楼昉字旸叔，号迂斋，鄞县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历官守兴化军，卒追赠直龙图阁。③楼昉曾受业于吕祖谦，《崇古文诀》也是在吕祖谦《古文关键》的影响下编成，因楼氏择选完备，发明精当，故该书为学人推崇。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而下至于本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当，学者便之”④。《四库全书总目》亦云：“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裨于学者。盖昉受业于吕祖谦，故因其师说，推阐加密。”⑤予以较高评价。 该书凡三十五卷⑥，自秦汉以下至宋代，共选录古文二百余篇。其中属于《楚辞》者，见卷一“先秦文”，依次有《卜居》《渔父》及《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诸篇。⑦该书评点形式单一，相关评语仅见于各篇篇题之下，十一篇凡十一条，内容则多论及各篇主旨、行文风格、写作手法等，具有“解题”性质。如果从评语内容的角度来看，这大致类似于后世评点本中的卷(篇)末总评。经过考察，这些评语实际上全是本朱熹《楚辞集注》而来，其中或是由《楚辞集注》转录而成，或是以《楚辞集注》为据又进行重新阐说，看似有别，实则相同，总体而言，楼昉并无多大发明。如《东皇太一》篇云：“太一天之贵神，祠在楚东，故曰‘东皇’。此篇盖言己至诚尽礼以事神，愿神之欣悦安宁，以寄人臣竭力尽忠、爱君不已之意。”⑧《云中君》篇云：“云中君谓云神也，《前汉·郊祀志》言‘汉武帝置寿宫神君’，亦此类。言神降而与神接，故既去而人思之不忘，因以寄臣子慕君之意。”《湘君》篇云：“湘君谓尧长女娥皇，为舜正妃。舜巡狩崩于苍梧，二妃遂死于江、湘之间。此篇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阴寓忠爱慕君之意也。”《大司命》篇云：“《周礼·大宗伯》‘祀司命’疏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第四宫，亦曰‘司命’，故有两司命。原非徽福于司命也，所谓顺受其正者。”《少司命》又云：“末章盖言神能驱除邪恶，拥护良善，宜为下民之所取正，则与前篇意合。”以上皆可于朱熹《楚辞集注》中找到基本相同的说法。⑨ 重新改写而内容实同者，如《卜居》篇楼昉云：“屈原阳为不知善恶之所在，假托蓍龟以决之，非果未能审于所向而求之神也。居谓立身所安之地，非宫室之居也。”此条由朱熹《卜居》篇小序而来：“屈原哀悯当世之人，习安邪佞，违背正直，故阳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将假蓍龟以决之，遂为此词。发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说者乃谓原实未能无疑于此，而始将问诸卜人，则亦误矣。”⑩又如《渔父》篇：“渔父盖古巢由之流、荷蒉丈人之属，或曰：‘亦原托之也’。”朱熹则曰：“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11)“巢由之流”“荷蒉丈人之属”，皆为古代“隐遁之士”，楼昉所论又实同于《楚辞集注》。再如，《山鬼》篇：“此篇反复曲折言己始以志行之洁、才能之高，见珍爱于怀王；己亦爱慕怀王，纳忠效善，而终困于谗，不能使之开寤；君虽未忍遽忘，卒为所蔽，而己之拳拳终不忘君也。”朱熹语则作：“今按，此篇文义最为明白，……则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洁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见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怀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遗所思者，言持善道而效之君也；处幽篁而不见天，路险艰又昼晦者，言见弃远而遭障蔽也；欲留灵修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于谗也；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忘君臣之义也。”(12)二者详略虽有别，内容却仍是一一相对应的。 如果说以上楼昉皆未言评语出处的话，在《河伯》篇他则对转引作了明确说明：“晦翁云：‘巫与河伯既相别矣，而波犹来迎，鱼犹来送，眷眷之无已也，屈原岂至是而始叹君恩之薄乎？”此条于《楚辞集注》见“波滔滔兮来迎，鱼隣隣兮媵予”句下。(13)楼昉对于《河伯》篇题下的这条评语如此处理，是欲以此来括涵其余，还是由于朱熹此语本已无可附加，只有照录于此，内中因由，已无从考实；但是这种将《楚辞》经典注本中话语引入评点本变为评语的做法，却对明代早期的《楚辞》评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明代较早出现的《楚辞》评点本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明万历十四年，1586)中，就有大量的《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中的内容，并且这种现象于明代《楚辞》评点诸本中均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这与楼昉《崇古文诀》的影响是有着一定关系的。 自《崇古文诀》至明代万历以前的这段时间，《楚辞》评点本的刊行是较为沉寂的，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本问世。(14)但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查阅这一时期相关《楚辞》版本的过程中，发现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刊《楚辞旁注》中，已经有了眉批的形式。《楚辞旁注》八卷，冯惟讷校刊，(15)该本正文篇目次序全同朱熹《楚辞集注》，但不录朱序与注文，眉间多有文字，内容皆及音释。其注音主要包括同音相训和反切两种方式，如《九歌·东皇太一》“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句眉端，该本云：“琳音林，琅音郎。”《九歌·云中君》“灵皇皇兮既降”句眉端，该本云：“降叶胡攻反。”《九歌·湘君》“横流涕兮潺湲”句眉端，该本云：“潺仕连反。”等等。关于这些注音，崔富章先生认为是冯惟讷所为(16)，但经笔者比对后发现，这些注音实为冯惟讷从朱熹《楚辞集注》转抄至此。(17)就该本来看，这种引入评点形式来作为注音方式的做法，应当是受到了当时已然渐兴的文学评点的影响；同时，这种注音方式于之后出现的早期《楚辞》评点本中，仍多有所见，这又能说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应当是属于《楚辞》评点的初步酝酿阶段。虽然在此时已经出现了楼昉于其选本中引入评点的尝试性实践，以及相关《楚辞》版本中眉批形式的出现，但这还都不够成熟，还不足以催生出严格意义上的《楚辞》评点本的问世。 二、明代万历间之《楚辞》评点 就笔者目及的资料来看，万历十四年(1586)冯绍祖校刊的《楚辞章句》是明代较早出现的《楚辞》评点本。冯氏就是在这一重新校定、刊刻王逸《楚辞章句》的过程中，采用了评点这种批评形式。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在“印古”“铨故”“遴篇”“核评”“译响”五方面作了深入的思考，这在其“观妙斋重校楚辞章句议例”中有详细说明。“议例”五则之中，“第四核评”是专门就评点来讲的。兹引录于下： 《楚辞》评，先辈鲜成集。即抽绪论，亦咸散漫。兹悉发家乘，若张氏《楚范》、陈氏《楚辞》、洪氏《随笔》、杨氏《丹铅》、王氏《卮言》等集，一一搜载。而先王父小海公间有手泽，随列之。要以佐《章句》及洪、朱二氏所不逮。如世所讥，优场博戏，观者亦与寓焉。固用修滥觞，抑似续凫不取也。 针对“《楚辞》评，先辈鲜成集”的事实，冯绍祖“悉发家乘”，广搜博征，可谓用力甚勤。除此之外，尽管冯绍祖“一意存古”，“断以王氏本为正”，但洪兴祖、朱熹二家注中，各有“裨益”之处，冯绍祖亦予以择取，并“标其概于端”。这里的“端”指的是眉端的意思，而“标其概于端”，则是说冯氏在择取洪、朱二家注的过程中，对有些材料作了删节、改动，之所以如此，则是受限于眉端空间狭小的缘故(18)。但值得注意的是，冯绍祖在列举完诸家评之后，又称“要以佐《章句》及洪、朱二氏所不逮”，这实际上又暗示出冯绍祖“注评合一”的意识。非但如此，以诸家评佐三家注“所不逮”，显然诸家评在该本中的位置是次于三家注的。另外，佐《章句》所不逮者，还有音韵。《楚辞》之音多楚，而“《章句》弗详考”，故而仅以《章句》为据的话，欲“一通其响”者犹难，故绍祖又“取洪、朱二氏者谓为紬绎焉”，以“宣其音响”。由此来看，作为较早的《楚辞》评点本刊刻者的冯绍祖，其对于评点的认识可以说还是不够自觉和成熟的，而这反映在该书中，呈现出的便是这种“以注为主”“注评合一”的格局。 如对该书所载作全面审视的话，则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该书在文中所采用的评点形式主要有卷首总评、眉批、旁批及卷末评四种。其中所引洪、朱二注，在以上四种形式中均可见到。比如旁批在该本仅见于《离骚》篇，全是朱熹以赋比兴论《骚》的内容，所选洪、朱二注中的音释，皆见于该本眉批，其他则分散于卷首总评、眉批与卷末评中。而后者的内容则多集中在对于《楚辞》字词、语句、行文脉络以及文章旨意等方面的阐说和揭示上。就数量而言，该本所引洪、朱二注，可以占到该本所引全部内容的二分之一。同时，《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之外，该本又杂选自西汉刘安至明代王世贞、刘凤等四十二家论评之词。在这些评家的论述内容中，有些也带有较浓厚的训释色彩。 冯本呈现出来的这种“注评合一”的倾向，实际上是文学评点发展初期所具有的普遍现象。如在戏曲评点领域，明万历八年(1580)问世的徐士范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是现存较早的戏曲评点本，该本的评点形态即是以释义为主，兼插题评，朱万曙先生将这种评点形态称作是“释义兼评”型。(19)而小说评点领域亦然，就现有资料而言，小说评点的最早作品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此本已经初步具备了评论的性质，但是仍以释义为主，如该本正文中标有的批注形式主要有“释义”“补遗”“考证”“音释”“论曰”“补注”“断论”等数种。(20)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方面来考虑：在文学评点发展初期，由于文人尤其是在当时文坛颇有影响的名人还没有真正投入到评点这种活动中来，从而造成时贤名家评点材料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刊刻者基于读者阅读和市场销路方面的考虑，尽管已经引入了评点形式，却苦于无所依傍，而主要只能做一些训释字音、疏通文义方面的工作。就冯本而言，其引入洪、朱二注，就是基于“俾读者得以详考”的考虑，当然冯本中也大量引入了前代诸家的评《骚》之语，这是因为《楚辞》自问世之后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学术积累，有着较多的评论材料可资借鉴，冯氏对于前代评论的择取也即在情理之中，而这也正好从侧面反映了冯绍祖在校刊该本之时，可供选取的“当代”文人评点《楚辞》的材料较少。(21)因此，对于文学评点而言，最关键的就是文人评点实践的参与，而事实也证明，文人特别是名家无功利性、自娱性赏鉴活动的开展，直接刺激的就是其相关评点的印行与传播，书坊主与评点者相互配合，才使得文学评点日益兴盛。 在冯本问世之前，已经有文人开始了关于《楚辞》的评点，目前可以确考的至少有两位，即冯觐和陈深。在上引冯本“议例”之“核评”中，冯氏所云“先王父小海公”指的就是冯觐，而“陈氏《楚辞》”之“陈氏”则是指陈深。冯觐作为一位评点家，除《楚辞》之外，还曾批点过《商子》。上海图书馆藏有明刻本《商子》五卷，题“秦商君公孙鞅著”“明钱塘冯觐晋叔点评”。该书卷首有冯觐《点评商子序》，署“嘉靖己未重九日小海道人冯觐书于联桂堂”(22)，据此可知，冯觐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就已经将《商子》“点评”完毕了。这也从侧面为冯觐批点过《楚辞》提供了可以信服的佐证。陈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1525)举人，官至雷州府推官。(23)经考证，陈氏《楚辞》评点见于其所作《秭归外志》。(24) 冯觐、陈深均曾批点过《楚辞》，其评语后来也均被冯绍祖收录。就冯氏所引二人语来看，有些是以疏解屈赋来立言，有些在持论上与传统儒家的诗教文艺观念也颇为相合。除此之外，冯、陈二人已能较多地关注于屈赋的艺术特色，这与王世贞等人的相关评语一起，就共同构成了冯本《楚辞》评的部分，如从文学评点的角度出发，这也正是冯本作为《楚辞》评点本所最应该受到重视、也是最具价值的一部分。因此，作为明代较早出现的一种评点本，冯本虽然与同时期的其他评点本一样，表现出较浓厚的注释色彩，但其“评”也是颇有特色、应该予以肯定的。 在《楚辞》评点史上，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是值得我们去划上浓重一笔的。它的问世不仅开启了严格意义上的《楚辞》评点的历程，而且其一开始就实现了文人评点(冯觐、陈深)与校刻者(冯绍祖)的完美结合，这对于后世的《楚辞》评点本无疑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而这一趋向至明天启年间蒋之翘校刊《七十二家评楚辞》时，则将之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至。 冯本问世之后，由于校刻精细，收罗宏富，随之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乃至于次年(万历十五年，1587)就出现了书坊改刻本，并变易名号为“楚辞句解评林”，又有后世所谓金陵益轩唐氏“新刻厘正离骚楚辞评林”、金陵王少塘“新刻评注离骚楚辞百家评林”，以及三乐斋、本立堂“楚辞笺注”等，亦皆是坊间重印之例。另外，万历四十四年(1616)问世的题焦竑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其中《屈子》一卷所录评点，大多也是由冯本转录而成。(25) 冯本之后，继之而起的又一《楚辞》评点本，是刊刻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凌毓柟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就其中所收评家与评点来看，该本实是以冯本为基础再加增益而成。冯本所引四十四家中，有三十家见于凌本，其中尤其是洪兴祖、朱熹二人，经统计凌本所引达80条。这种对冯本大量因袭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使冯本中“注评合一”的现象，同样也体现在凌毓柟本《楚辞》中。另外，凌本所增益者有郭正域等十家，其中除王逸外，都是明代较有影响的文人。而就所引评语内容来看，郭正域等人所论，虽然其中亦有疏解文意之词，但更多的则是对屈原情志以及《楚辞》艺术特色、文学成就方面所作的论述。如《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句眉王，引郭正域曰：“人知先生之忠，顾其纵恣奇绝，抟弄千古，要自一气流出，虽奇伟而实真情，千古一人。”(26)“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句眉上，引李梦阳曰：“以后欲言‘睠局顾而不能行’，先以‘修远周流’起之。其文有起伏有开合，此所以为词赋之祖也。”王逸《离骚章句叙》眉上，引吴国伦曰：“屈原诸篇，皆以写其愤懑无聊之情，幽愁不平之状。至今读者伤感，如入墟墓而闻秋虫之吟，莫不咨嗟，泣下沾襟，彼其忠实诚心，信于天下也。”王逸《九歌序》眉上，引郭正域曰：“《九歌》简峻微婉，《三百篇》以下绝调，后人蹈袭可厌。” 如前所述，文学评点得以成熟、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大量文人评点实践的参与，这具体到《楚辞》评点，其表现应当是由主要整理前代遗留下来的《楚辞》评论素材，变为“当代”文人尤其是名家评点材料的大量涌现。因为如果单纯是对前人评语进行汇集的话，尽管所采取的是评点的形式，也很难与文学评点扯上关系。文学评点主要指的是文人在阅读过程中的兴会之言，所谓随阅随批、随抹随批，这种批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阅读活动的进一步延伸，是在阅读理解、感悟基础上所进行的精神抒写。这种批评活动具有的“当时性”“当代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凌本在朝着《楚辞》文学评点的大道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凌本之后，万历四十六年(1618)陈仁锡选评《古文奇赏》问世，其中《屈子》一卷，收录的全是陈仁锡评语，这为名家参与《楚辞》评点则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此外，万历间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楚辞》评点本，即刊刻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闵齐伋校刊三色套印本《楚辞》(27)。与凌本一样，该本为白文，文中评点则主要采用了眉批、旁批和篇末评三种形式。对于该书所载评语，王重民先生以为：“其分朱黛之意，盖朱色为冯梦祯《读骚》，黛色则齐伋所辑诸家评语也”(28)。冯梦祯《读楚辞》于此本只见三处，分别为《读离骚》《读九辩》《读招隐》中的部分内容，其位置均出现在篇末。如果“朱色”为冯梦祯语的话，那么眉批、旁批及篇末评中的另外一些“朱色”评语就无法解释，并且除冯梦祯语之外的这些“朱色”评语，在该本中数量极多。闵齐伋此本所录评点，除篇末几处注明出处外，其余皆不再标明，这让人看去简直无所适从，而这也正是造成无从断定该本评语作者的原因所在。笔者以他本相校，经过仔细考察后发现，该本所载评点的情况较为复杂：就“朱色”而言，眉批、旁批皆为孙鑛所为，而篇末评则是孙鑛、冯梦祯评语及朱熹小序三者的结合。就“黛色”而言，眉批和篇末评为闵齐伋所选诸家评语，其中主要以陈深评语为主，另外还包括冯觐、王世贞等人语。除此之外，眉批和旁批中的“黛色”语，似当为闵齐伋所作校正、音释之词。 从《楚辞》评点史的角度来看，该本最大的价值是收录了孙鑛的评点，同时该本于陈深评点亦有了进一步的增益，后世《楚辞》评点诸本对于二人尤其是孙鑛评点的收录，大致皆由此本而来。孙鑛，字文融，号月峰，浙江余姚人，万历甲戌(1574)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是明代极为重要的评点家，对明代及之后的文学评点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闵齐伋未作说明，孙鑛批点《楚辞》的时间及其他情况则不得而知，但据此本的刊刻时间来看，孙鑛在万历四十八年之前，就已经将《楚辞》批点完毕了。(29) 孙鑛《楚辞》评点，多是就《楚辞》文学成就和艺术特色来讨论的，故其文学性也就更加突出，它与陈深、王世贞、冯梦祯、冯觐等人的评语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闵本评点的主体部分。此外，闵本还存在一些承袭前世《楚辞》注本的痕迹，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孙鑛评语中包括一些校雠之语，这来自于朱熹《楚辞集注》。其二，闵齐伋在文末题“乌程闵齐伋遇五父校”，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文句的校正、训解与音释，而这也主要是以《楚辞集注》《楚辞章句》及《楚辞补注》为据来进行的。闵本中的这些注解之词与孙鑛等人评语一起，共同构成了该本所载评点的完整形态。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自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问世，中间经过凌毓柟本《楚辞》的过渡，至此已经过了三十四年的时间，而随着该本的出现，《楚辞》评点也最终由之前“以注为主”“注评合一”的状态，完成了到“以评为主”“注评合一”格局的转变。从这个角度上讲，闵本实际上是明代《楚辞》评点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通过它，评点的文学性质才真正得到了凸显。 万历时期是《楚辞》评点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楚辞》评点刊刻、传播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质量较高评点本出现的重要发展转变。其中刊刻者对于评点形式与内容的尝试性择取与确定，以及陈深、冯觐、孙鑛等文人评点活动的参与，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楚辞》评点繁盛局面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可资借鉴的依据。 三、明代天启间至明末之《楚辞》评点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问世，标志明代《楚辞》评点的局面正式开启之后，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和发展，至天启年间，《楚辞》评点的发展已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这之后至明末的二十余年里，则更是明代《楚辞》评点的兴盛期。在这一时期，新的评点本陆续出现，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有陆时雍《楚辞疏》、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张凤翼《楚辞合纂》、沈云翔《楚辞集注评林》(又称《八十四家评楚辞》)、来钦之《楚辞述注》以及潘三槐《屈子》等。这些评点本有的由于校刻精审、搜罗宏富，自问世之后，曾一刊再刊，如果再加上万历时期所出诸本在这一时期重印翻刻的情况，单就《楚辞》评点本的刊行而言，即可谓云蒸霞蔚、异彩纷呈了。 天启年间出现的第一个《楚辞》评点本是陆时雍的《楚辞疏》。陆时雍，字仲昭，号澹我，浙江桐乡人，有《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行于世，《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可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30)。陆时雍论诗以神韵为宗，以情境为主，其《诗镜总论》可谓代表了由格调说向神韵说的过渡。(31)此外，其著作中影响较大的就是《楚辞疏》了。由于该书诸序跋中皆不详具体年月，故关于该书的刊刻年代，相关著录多模糊称之为“明末”缉柳斋刻本，(32)而孙殿起则以为“约天启间刊”。(33)今以他本校核，见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中已收入陆时雍的部分评语，而蒋书刊于天启六年(1626)，由此则知《楚辞疏》当刊于蒋书之前，而孙殿起所言亦可信。 《楚辞疏》并非一部专门的《楚辞》评点著作，这从其书名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陆氏针对前世注本的不足或谬误之处，重新对《楚辞》进行训释、疏解，这是该书的主体部分。同时，他又采用了评点的形式。关于评点，陆氏在该书卷首“楚辞条例”中有所论述，文云： 文籍评论，譬之开点面目，兼古人崇义，后世修文，自唐以来，六经皆作文字观矣。《离骚》上绍风雅，下开词赋，故多章函拱璧，字挟双南，寓目会心，敢为缄口，抑一言之当，九泉知己；片语之误，千载口实，斯亦何可轻也。(34) “文籍评论”，犹如“开点面目”，其作用白不可小视。就具体的立言持论来说，又须审慎而行，正所谓“一言之当，九泉知己；片语之误，千载口实”，何可等闲视之。陆时雍于此对评点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卷首所附“楚辞姓氏”中，他列出了孙鍍、张炜如、李挺、李思志、张焕如五位评家。陆氏此书只采用了眉批一种形式，以上五人评语均见于书中眉端，而陆氏本人评语，则主要见于该书卷首所附“读楚辞语”及文中相关的疏解之辞中。此外，该书还有“附录楚辞杂论”一卷，其中录魏文帝、沈约、刘勰、洪兴祖、朱熹、叶盛、王世贞、陈深、周拱辰九家论评《楚辞》之语。由此则可看出该本与冯绍祖本之间的关系，其中除朱熹语有较多增益，同时又增入周拱辰数条评语外，其余皆全同冯本。这应该不是偶然的，说明陆时雍在刊刻该书时，应是参考了冯本并做了择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该本与万历间《楚辞》评点本之间的承继关系。 就外在形态来看，陆本与冯本亦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如二者均文中有注，同时又采用了评点形式，又如二者都是集评刻本等，但如果我们继续深入考察下去的话，就会发现二者就评点的角度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陆氏虽也大量择取了王逸、洪兴祖、朱熹三家注，但在其头脑中，注即注，评即评，二者已有了判然之别。对此，我们可以从该书所列“楚辞姓氏”中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楚辞姓氏”中，如前面所提到的孙鑛等人皆在“评”目下，而王逸、洪兴祖、朱熹三人，陆氏则专门列出“注”之一目。该本所载评语，亦皆为“当代”文人评点《楚辞》之语，这与冯本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楚辞》评点发展至陆时雍《楚辞疏》，已经基本成熟了。这一点亦可从该本所载诸家评语来得到证明，陆氏所选，基本上都是从《楚辞》的文学特色来立论的。关于这一点，其中所载孙鑛评语，自不待言，而张炜如等人，亦然如此。限于篇幅，兹不烦引。 《楚辞疏》之后，作为该本的一个变体，又有金兆清《楚辞榷》问世。该本题“檇李陆时雍叙疏”“吴兴金兆清参评”，文中评点实多由《楚辞疏》来，所谓金兆清“参评”者，并无多大发明，且其中还有伪托之例，想必《楚辞疏》为一时佳刻，金氏欲借此传名也。 《楚辞疏》之后，极为重要者，即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就所载评点的质量与数量而言，明代《楚辞》评点诸本中鲜有能出其右者，故沈云翔称“《楚辞》行世者，向惟七十二家评本为善”(35)。蒋之翘，字楚穉，号石林，浙江秀水人，家贫，好藏书，曾收罗名人遗集数十种，选有《甲申前后集》，为明末著名藏书家，钱谦益因编《国朝诗集》，曾至其家借阅图书(36)。《小腆纪年》称其“尝校刊《楚词》、《晋书》、《韩柳文集》，又辑《檇李诗乘》四十卷。晚年无子，书佚无存者”。(37)其中“《楚词》”，指的就是此书。该书卷首有蒋之翘所作《楚辞序》，为便于行文，兹录之如下： 予酷嗜《骚》，未尝一日肯释手。每值明月下，必扫地焚香，坐石上，痛饮酒，熟读之。如有凄风苦雨，飒飒从四壁间至，闻者莫不怆然悲心生焉。窃论孔公删后诗亡，能变诗而足以存诗者，惟是……若夫原情阐旨，则太史公犹未相知也。下而班固、颜之推之徒，乌足置喙焉……奈之何，世复乏佳刻，殊晦厥意。王逸、洪兴祖二家训诂仅详，会意处不无遗讥。惟紫阳朱子注，甚得所解，原其始意，似亦欲与六经诸书并垂不朽。惜其明晦相半，故余敢参古今名家评，暨家传李长吉、桑民怿未刻本，裁以臆说，谋诸剞劂氏，佥曰可！(38) 就此序来看，其中关涉评点者，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蒋之翘“酷嗜”屈赋，“未尝一日肯释手”，并“熟读之”，从而对其有着深切的体会与认识，这施诸《楚辞》文本，就成为蒋之翘评点《楚辞》的具体内容。黄汝亨对此则叙述得更为详细：“醉后，时设几，灌酒浆，奉《离骚经》于上，跪而泣曰：‘嗟乎！千古来，惟先生与某同调也。’遂闭户，然水沉，栖剑啸台上，昕夕批《离骚》本。”(39)蒋氏曾作有《祭屈原文》一篇，在文中他将其生逢遭际与屈原的经历对比，由此甚至得出“先生固不幸，蒋生犹大不幸于先生也”的结论，(40)对于蒋之翘的这种遭遇，黄汝亨亦有提及：“今且谓蒋楚穉，世以《骚》名家，负畅达用世之才而不遇，是诚《骚》中人也”，“负谗自放，彷徨林泽间，逼是三闾行径”(41)。而也正是因为这种“负畅达用世之才而不遇”的境况，才使得蒋之翘乐与屈赋为伍，因为阅读、批点屈赋的过程本身，其实也正是蒋氏精神上的自我理解与抒写。 其二，总结近二千年的《楚辞》学术史，在蒋之翘看来，鲜有能准确把握屈赋之情、之旨者。屈原之后，宋、景之徒已不能及，相如、扬雄，则仅汲汲于文采，而班固、颜之推之徒，动辄以为屈原“露才扬己”，更是乌足置喙，即便是作为《骚》之功臣的王、洪、朱三家注，也只是详于训诂，而于会心处，则多有缺失。针对这种“世乏佳刻”“殊晦厥意”的情况，蒋氏遂欲刊刻此本。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蒋氏在《楚辞序》中，始终强调的一点就是屈赋的“情”与“旨”，如在“诗可以怨，信然”后，接宋、景、相如、扬雄等人之不逮，在“原情阐旨”后，接司马迁、班固、颜之推等人之偏失，而对于王逸、洪兴祖、朱熹二家注的评价，其着眼点也在于其是否以阐说《楚辞》之“会心处”为旨归。正是鉴于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蒋氏才广搜博引历代“名家评”以成此书，由此可见，“评”则是蒋之翘刊刻此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而从《楚辞》评点发展的角度来说，该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绩和贡献： 其一，在继承前代《楚辞》评点本的过程中，对相关内容作了必要修改，使其更符合“评”的要求，以新的面目重新得以确立。笔者将该本与前代评点诸本做过详细比对，发现该本对于前出诸本有着较多的继承，同时也有线索显示，蒋氏校刊此书时，应当参阅前出的所有重要的《楚辞》评点本。但这种继承与万历间凌毓柟照搬冯本中材料的做法，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蒋氏对于材料的择选，已经遵循了“评”的标准，而对于不符合要求又具有入选价值的材料，他则修改后再行收录。这一择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前代《楚辞》评点发展成果所做的全方位清理与重新确立。通过这一过程，蒋氏吸收了前代的精华，摒弃了在其看来不适合作为评点的因素，而这也正是该本能够代表明代《楚辞》评点最高成就的原因所在。 在前出诸本基础上，该本于《楚辞》评点又有了较多的增益，许多名家评点也是赖此才得以保存和流传，在笔者所见明代《楚辞》评点诸本中，它是收罗宏富、质量最高的一种。蒋氏此书共收七十二家评，其中有三十四家为新增益者，且其中多有名家，除蒋氏所举李贺、桑悦未刊本外，其他如刘辰翁、钟惺、李贽、陈继儒、陈仁锡等，皆是中国文学评点史上的著名人物。蒋之翘广搜博征，汇聚诸名家《楚辞》评为一秩，为《楚辞》评点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就此而言，蒋氏堪称《骚》之功臣矣。 蒋本问世之后，曾一再重印翻刻，(42)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就是沈云翔的《楚辞集注评林》。《楚辞集注评林》又称《八十四家评楚辞》，对于该本所录评点，沈云翔称：“《楚辞》行世者，向惟七十二家评本称善，然尚有未尽，如宋苏子由、国朝汪南溟、王遵岩、余同麓等十余家，在所遗漏，兹复辑入，汇成八十四家。搜罗校订，自谓骚坛无憾也。”(43)今核该书，蒋氏所辑七十二家，该本完全抄录，而比蒋本所增出十二家，除沈云翔上举外，还有姜南、董份、郭正域、葛立方、吴国伦、张之象、吕延济、金蟠八人。经过考核，这些评家多是沈氏由冯本和凌本中抽出，而这正是蒋之翘之所弃者。蒋氏不录，是因为沈云翔所补入者，多为诠解之辞。尽管如此，透过该本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信息却颇为值得我们注意。沈云翔称“《楚辞》行世者，向惟七十二家评本称善”，而蒋氏本所以能“称善”者，想必是在于其搜罗评语之宏富而精当之故，如此则评点或准确言之载有评点的精善《楚辞》刻本已深入人心，并已为当时人们所广泛接受。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蒋本之后才会又有沈云翔此本出，究其关键，沈云翔称蒋氏本“尚有未尽”，并以八十四家评为标幌，其目的也就在于欲与蒋本分庭抗礼。这背后或许还有营利的考虑，故《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盖坊贾射利之本也”(44)。如此推断成立，则此“坊贾射利之本”所出的原因，亦是在于当时社会已对《楚辞》评点广为接受，并表现出对于《楚辞》评点经典刻本的慕求与渴望。 沈本问世之后一年，又有来钦之《楚辞述注》刊刻行世。《楚辞述注》初刊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就总体而言，该本所载评点的价值并不高，这从其所录评点的构成情况也能够看得出来。该本所载评点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由他本转录而来；再是将朱熹《楚辞集注》中的相关内容置于眉端，但不予注明；三是来氏宗人及友朋所作的相关批语。三者之中，朱熹《集注》自不待言，而由他本转抄者，其择取眼光亦颇可商榷，如该本摘引前出《楚辞》评点本中疏解训释之辞的做法，就其所出的时代来看，就暴露出刊刻者择取标准的落后与保守。而来氏诸人的评语，多数也都是就文中相关语句所作的理解和阐发，少有发明。该本初刊本问世之后，又再次重刻，而初刊本与重刻本，其中所载来氏宗人，则有寡多之别，重刻本在初刊本基础上，又增加来石仓、来元成、来式如、来尔极、来元启、来子畏六人。(45)之所以如此，或是由于该本刊刻之后，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而在重刻之时，来氏子弟均以能参与该书评点、扬亲显名为荣，纷纷附丽于此。就此而言，该本可谓《楚辞》评点史上的一个颇为极端的例子，而这一特例得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明末繁盛的《楚辞》评点环境，以及在此影响下人们在心理上对于这种批评形式的喜爱与接受。 除以上介绍的几种《楚辞》评点本之外，这一时期还有潘三槐《屈子》(46)和张凤翼《楚辞合纂》(47)问世。潘本所载评点，多是对前出相关评点本的简单糅合，(48)潘三槐自己评语则较少，且其中还有伪托之例，因而价值不大。张本所收评点，与蒋之翘本、陆时雍本及来钦之本则多有相同。此外，该本所载亦有不见于他本者，其中尤其是在《七谏》《九叹》《九怀》《九思》等汉代拟骚作品中载录的评点，值得我们注意。对于这些篇目，明代《楚辞》评点诸本大多缺乏关注，以至于在有些评点本中，上述各篇中竟存在无一评的现象。该本则改变了这种状况，且其中不乏刘辰翁、王世贞、钟惺、张凤翼、胡应麟等名家评，而这也正是此本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经过万历三十余年积累的《楚辞》评点，在进入天启后继续稳步发展，并最终以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的问世为标志，而达到了明代《楚辞》评点发展的顶峰。之后至明末所出的评点诸本，无论就所选评家还是品评质量，都已无法再与蒋本相媲美，但是它们也都以自身的存在来诠释着《楚辞》评点的价值和意义，而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楚辞》评点本之间的相互继承、争胜和影响，才最终造就了明代《楚辞》评点兴盛局面的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