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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汉元、成帝时期，历史进入了经学的“极盛时代”，然而天不佑汉家，地壳活动频繁，天相变化剧烈，传统儒家经学对于自然剧烈变化的原因解释乏力，无法帮助已经陷于天人关系困境中的汉代政治走出迷局；汉代儒生博士吸纳并整合了诸家理论，天文星占、风角卦气、卜筮医方等以阴阳为主导思想的学说肆意泛滥，经学阐释严重偏离了传统儒学的范畴而渐趋谶纬化。《易》为群经首观念的泛化，使阴阳成为汉儒思想、政治以及经学的最根本的命题；元气的多重界说，将谶纬诗学理论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阴阳与元气两者的具象化即为谴告，也就是象告。象言和言象成为汉代经学以及诗学理论的经典话语，也是汉代以降文学的重要建构方式，催生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新的气象。 关 键 词：阴阳/元气/象告/谶纬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谶纬与汉代诗学研究”(11BZW032)。 作者简介：王洪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阴阳作为“王事之本，群生之命”，①在汉代士人的观念里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价值以及哲学意义，尤其是在大儒董仲舒天为人副理论的引导下，汉代君主及士人把经学的使命定位于探讨天人之际。《说文解字》引《秘书》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②由于《易》强调阴阳变化，探究天地之道，恰如翼奉总结的那样，“《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③故而被列为群经之首，也就是说，《易》是诸经的理论本源，于是元气与阴阳成为汉代诗学理论不可或缺的意义根底。 一、阴阳：汉代经、纬阐释的理论核心 《易》一再强调：“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立天之道，曰阴曰阳。”(《说卦》)《易》道就是天道，阴阳的变化是其核心表现形式。汉代儒生士人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在事物本源的探究以及经学阐释上，无不着眼于阴阳变化，这是汉代经、纬理论的显著特点。 以阴阳论道，是道家探索天地起源的哲学路径，经过先秦诸子的理论借鉴以及阐发，逐渐被大多数士人所接受。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道家思想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哲学理念在汉初诸子学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经过《淮南子》以及《春秋繁露》的理论阐发，阴阳学说在西汉儒学中占有了重要的学术地位。在政治生活方面，汉代人强调：“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④“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⑤这样的政治见解直接影响了儒学理论的阐发，阴阳成为汉代人重要的哲学概念，也是解释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源头理论。毋庸置疑，汉代的经学阐释以及诗学观念也是以阴阳作为理论核心的。 如汉代人对春的认识，《说文》释“春”谓：“推也，从艹从日。艹，春时生也。”⑥释春为推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追迹文献，洞悉经学阐释的文化继承性，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如此解释的理由。《管子》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房玄龄注曰：“夏秋推阳以生阴，冬春推阴以生阳。”⑦简单说就是阴阳的运转。冬至，阴气达到极致后而逐渐消减，阳气逐渐升起而不断增强；夏至，阳气到达极致后逐渐衰减，阴气潜生而壮大。这是一个周流终始循环往复的运转过程，就像有天地在推动一样。万物在春而生，春为起点，也就是推的起点，所以《春秋元命苞》以为，“春者神明推移，精华结纽”，⑧其基本的内涵即在于此。然而，《礼记·乡饮酒义》的解释与之明显不同：“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⑨蠢，是说万物蠢蠢而动，故《释名·释天》说：“春，蠢也。蠢然而生。”⑩“蠢”，又作“偆”。《春秋繁露·王道通》曰：“春之为言，犹偆偆也。”(11)《白虎通》也给予了解释：“春之为言偆。偆，动也。位在东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气动跃也。其帝太皞。太皞者，大起万物扰也。其神勾芒。勾芒者，物之始生，芒之为言萌也。”(12)“蠢”“偆”强调的是动，是春天万物活动生长的过程。虽然春之为“推”或“蠢”，两者解释的内容不同，同是其着眼点是一致的，即以阴阳为出发点，强调阴阳运转的过程。正是在阴阳思想的指导下，四季中的夏、秋、冬的解释一以贯之，如《春秋元命苞》曰：“春之为言蠢也，蠢蠢虫端动也。春之为言生也，当春之气，万物屯生也。故其立字屯下日为春也。”“夏之为言大也，万物当夏而壮也。其象深，其质坚也，故其立字，(一自)下久为夏也。”“秋之为言愁也，万物至此而愁，恐残败也。故其立字，禾被火者为秋也。”“冬之为言终也，言万物终成也。水至是而坚冰，故其立字，冰在舟中者为冬也。”(13)其所关注的现实，是植物生发、长大、结实、收藏的整个过程，而每个季节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人们生产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而这样的生存法则建立在阴阳消长的季节更替基础之上，这样最普通的生存认知促进了社会政治法则的形成，所以阴阳被汉代人视为天地之大端，谶纬的经学阐释无不渗透着阴阳的观念。《诗含神雾》着重强调：“《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14)《春秋说题辞》也有这样的观点：“《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15)谶纬《诗》学探讨的是《诗经》中所体现的阴阳学说的时代精神价值与理论指导意义，显然已经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政治高度。同样是在阴阳理论的指导下，《齐诗》学者翼奉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主张：“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16)显然，翼奉认为六经是圣人见道之后的理论总结，囊括王政成败的一切经验。其中，《易》《诗经》《春秋》潜藏着阴阳学规律认知，从中能够洞悉天地之心，预知王道之安危。另一个《齐诗》学大家，也是汉家丞相的匡衡将这样的认知扩展到六经，他认为：“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着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17)儒家经典的政治地位被汉代儒生一步步推举到政治巅峰，这时汉代历史已经进入元、成帝统治时期，也就是皮锡瑞所称颂的经学的极盛时代。此时，汉代的天人之学也进入了理论总结的阶段，如翼奉、匡衡以及谶纬中的理论主张，都是在阴阳理论指导下的规律性总结。于是形成了顾颉刚所认为的理论范式：“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18)所以，汉代的经学阐释以及衍生的理论，无不贯穿着阴阳学的基本内涵，从而成为指导汉代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 二、元气(19)：汉代谶纬诗学的理论元点 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20)又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21)那么，为天地之始端，能够“正天”的“元”为何物呢?“《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存乎天地之前。”(22)“元”就是原，也就是一，存在于天地之前。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春秋时代老子的哲学。《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或易或是太极的观点，然而先天地而生的就是道，是气。董仲舒的经学观念受汉初黄老道家思想影响非常明显，存在着儒道理论整合的痕迹。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屡陈《春秋》微言大义，曰：“《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23)正所谓王者执政，必求助于天，天道在阴阳，这样《春秋》的元，在道的基础上变成了阴阳，而阴阳也是气，是先天之气。总之，董仲舒的理论告诉人们，《春秋》是蕴含着天道的，即阴阳运行的基本规律，为后世帝王治理国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汉宣帝时，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云：“记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要，《春秋》称‘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师古解释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24)王褒之前不闻汉代有《春秋》五始之说，颜师古注解文献来源于何休的《公羊传》解诂，而何休直接引用了纬书《春秋元命苞》的原文。或者说，颜师古的注解直接取材于谶纬文献。《春秋元命苞》谓：“黄帝受图立五始。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元年者何?元宜为一。谓之元何?曰：君之始元也。元者，端也，气泉，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窥之不见，听之不闻。……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25)《春秋》五始之说，无非是对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理论总结，其受董仲舒的影响可见一斑。同时，谶纬的五始之说，深受阴阳五行的理论影响。班固以为董仲舒的阴阳学说为儒者所宗，四库馆臣称“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26)是非常精确的概括，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谶纬不唯以气说《春秋》，以为六经皆为气也。为了便于分析，兹录如下： 《易》者气之节，含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系》设类迹。(《春秋说题辞》)(27) 《礼》者，所以设容明天地之体也。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阴阳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常用，不可须臾惰也。(《春秋说题辞》)(28) 风气者，《礼》《乐》之始、万物之首也。物靡不以风成熟也，风顺则岁美，风暴则岁恶。(《乐动声仪》)(29) 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礼稽命征》)(30) 至于《诗》，《诗含神雾》认为，诗者，“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31)《诗泛历枢》又曰：“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32)《诗纬》一再强调的四始五际又是指何而言呢?《诗泛历枢》告诉我们：“《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又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33)四始系五行中的水、木、火、金之始，也就是冬、春、夏、秋之始；五际就是阴阳交合过程中此消彼长而具有标志性的节点。谶纬将这些所谓的规律与《诗经》中的诗篇强行人为结合，使具有典型地方色彩以及烂漫情怀的诗歌从谏书的身份中蜕化出来，而成为反映元气运行规律的载体，反映着“天地之心”、圣王之道，所以要“刻之玉版”，如此这般才能体现《诗》的政治价值和哲学价值。 所以，不唯《易》与《春秋》，《礼》《乐》《诗》都反映着天地之气的运行规律，这是汉代谶纬诗学理论的着力点，也是理论生长点。《礼记·乐记》认为，人是五行之端始，也就是说人乃五行之气构成的，故《白虎通·礼乐》谓：“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34)这就使五行之气与人在精神上有了沟通的可能，人心“感物而动”，在“情动而辞发”的情况下，气自然贯注于文字之中，形成了带有个体气质的文学风格，这就是刘勰所谓的“风骨”。曹丕《典论·论文》论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35)刘勰直接吸纳了曹丕文学理论的观点，《风骨》云：“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时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36)于是从气的角度观察汉代的文学风格。如《乐府》谓：“魏之三祖，气爽才丽。”(37)《明诗》曰，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38)《书记》则对于汉代文章进行了经典的总结：“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39)在曹丕的提倡下，刘勰不遗余力地推动，文气论遂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话语，中国文论从而出现了气象氤氲的景象，凸显了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理论的精神旨趣。 三、象告：政治话语模式与文学表达技巧 在阴阳以及元气理论的整体观照下，阴阳交错、元气激荡所表现的形式必然落在象上，象成为汉代诗学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构象是中国文化以及文学的主要特点。如果说具有神话传说性质的《河图》《洛书》是最初的以象为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易》是先秦时代以象为言的典型之作。《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之所来在于观物，高天厚地、近身远物都是古人取象的对象，所以探索《易》象的深刻内涵，必须了解象的结构方式。《易》取象首先仰望天空，即“观象于天”，而观察天象之变化，用以指导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甚至是从中得出政权休咎存亡消息，所以体察天心成为汉代儒生重要的政治使命。而“说天者莫辩乎《易》”(《法言·寡见》)，正是在政治的极度需求下，《易》成为群经之首，成为六经之源。其次，就是自然的物象。由于自然的千变万化，出现了非正常的景象，在汉代人的观念里，这些景象是有着深刻含义的，是上天富含深意的言说，即汉人所谓的象告。 在汉代天人之学的深刻影响下，洞悉上天遣告的实质性内涵，纠改政令的误失，或是匡正君主德行的沦落，是汉代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在汉成帝时，灾异频繁发生，为求得“天地之心”，穷象析言，最典型的莫过于汉室宗亲刘向，他殷切地希望“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40)而在汉代，推《春秋》灾异，诸儒中首推董仲舒。《汉书》本传称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未尝不得所欲”，(41)最典型的是推知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火灾。这是通过现实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推断而知，实际上就是以各种物象累加的结果加以判断。判断的前提是象，所构之象。据《汉书》所载，这样的象最典型的有两个。其一，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王国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睢弘“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42)其二，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王莽建新之后，自为之说：“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43)石、柳、泰山、梓木都是自然界之物，这些自然之物出现了非自身惯常应有的景象，即出现了异象。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自然现象的异变，但是在神道设教的汉代，这种异变必然会引起关注，甚至是政治恐慌，因为异变代表了天意或者天命。董仲舒以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又曰：“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44)刘向则认为“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45)所以其所见之异象必然含有上天的警告。王莽所说的“受命之符”，刘向以为是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所以说，符就是象，其与灼龟的兆、《易》的象是一脉相承的，从理论上讲，符应该是自然之象，而不是人为造作的伪象。依象而言，是汉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对于日月无光、山崩河绝、五星失行、冬无大雪、盛夏干旱等自然现象，汉代人都是要找出阴阳违和的理由的，或是天子，或是大臣，甚至是后宫都要承担责任的，恰如杜钦所说：“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46)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使下，汉成帝荒淫而导致后宫无子，欲废掉许皇后，历史竟发生了十分可笑的一幕。成帝将责任全部推诿于许皇后，诏书曰：“夫日者众阳之宗，天光之贵，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阴而侵阳，亏其正体，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贱逾贵之变与?”(47)简单说，皇后阴体太过强盛，欺凌压制了阳君，所以没有儿子。这样的理由显然是荒谬的。意犹未尽的汉成帝竟然以“众象”言事，将许多不相干的天象强加于许皇后身上，曰： 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气出于营室。营室者，天子之后官也。正月于《尚书》为皇极。皇极者，王气之极也。白者西方之气，其于春当废。今正于皇极之月，兴废气于后宫，视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以着继嗣之微，贱人将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贯紫宫，尾委曲如龙，临于钩陈，此又章显前尤，着在内也。其后则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数郡水出，流杀人民。后则讹言传相惊震，女童入殿，咸莫觉知。夫河者水阴，四渎之长，今乃大决，没漂陵邑，斯昭阴盛盈溢，违经绝纪之应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树，野鹊变色。五月庚子，鸟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言王者处民上，如鸟之处巢也，不顾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说笑，其后必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惧也。三月癸未，大风自西摇祖宗寝庙，扬裂帷席，折拔树木，顿僵车辇，毁坏槛屋，灾及宗庙，足为寒心!四月己亥，日蚀东井，转旅且索，与既无异。己犹戊也，亥复水也，明阴盛，咎在内。于戊己，亏君体，着绝世于皇极，显祸败及京都。于东井，变怪众备，末重益大，来数益甚。成形之祸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寝屡深，咎败灼灼若此，岂可以忽哉!(48) 汉成帝谙熟儒家经典，儒学造诣非常深邃，诸多怪异天象的叠加使用，然后附以经义的时代阐释，使许皇后无法自辩，将无辜的女性置于政治的极端危险境地。许皇后最终被废，自杀而亡。董仲舒以来的汉代儒生认为，“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变异之来，各应象而至”，(49)天象变异是天心的一种反应，参悟天心变得尤为迫切，成为一个时代重中之重的政治命题。所以，不仅是儒家士人，甚至方术之士，都在调动所有的智慧寻找解释天机的密码，和《易》有关的术数之学不可避免地进入儒家的知识系统，成为经学阐释的一部分。孟喜获《易》家阴阳灾变书，焦延寿独得隐士之术，房以灾异为说，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在汉成帝时代，以象为言说对象，发展得极为成熟，而这一时期正是《易》成为六经源理论发生的时代，正因为《易》为群经之首，洞悉天地万物所成象背后的天意，即所谓的天地之心成为时代的命题。班固以为：“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50)我们知道，“《易》以象告”，“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上》)，所象之所告不外乎吉凶之事；于《春秋》而言，就是朝聘会盟成功与否的征兆。所以说，天人之道见于《易》与《春秋》。杜邺对此理解得非常透彻，他说：“《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颜师古注曰：“谓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51)天象，确切地说是灾异之象，实乃上天“告喻人”的一种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在《易》为五经源的汉代，成为主要的话语方式。所以，象言和言象成为汉代经学理论的重要命题，演化为汉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话语，也是汉代以降文学的重要建构方式。 阴阳以及元气是早期中国哲学的主要命题，其起源较早，理论完善的时间也较为漫长。到了汉代，出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人们认识客观事物规律的能力不仅没有突破，不是借鉴传统，而是回归古典，形成了阴阳学说独占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的历史时期。阴阳、元气、象言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标志，也是知识体系的核心，从而生成新的诗学理论景观以及文学映像，由此出现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新的气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