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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9日09:05

http://www.newdu.com 2021-02-19 《长城》 王春林 参加讨论

    关键词:胡学文 《白梦记》
    胡学文这些年来的小说创作,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孜孜不倦且风生水起。这不,史诗性长篇小说《有生》在中国文坛掀起的巨大波澜尚在发酵之中,又一部颇具创意的中篇小说《白梦记》(载《长城》杂志2021年第1期),就已经精彩登场了。我们都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胡学文身上一个鲜明的文学标识,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家。说实在话,虽然说在中国,被理解认定为现实主义作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不会吃亏,但具体到胡学文这里,一种实际的情况,却似乎是对这一定位的不怎么满意。当然,我这里只是试图描述自己理解中的胡学文道兄,并不涉及一种普遍意义上对现实主义的优劣判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对总是被贴在身上的现实主义作家标签的不满(许多作家确实往往会把这个“现实主义”的标签,看作是艺术平平的代名词),胡学文才会在近些年的创作实践中努力试图有所突破。如果说我的这种判断尚不离谱的话,那么,这部《白梦记》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胡学文这一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事实上,《白梦记》的故事情节一点都不复杂。吴然是普通村民吴子宽和杨红的独生子。因为在他之前曾经有一个姐姐不幸夭折,所以从小便受到了来自于父母的百般溺爱。很可能与打小这种过度的溺爱有关,成人后的吴然,竟然变成了一个甚至经常欺骗父母的恶棍:“人活在世,难免被骗。与别人不同的是,骗吴子宽的是自己的儿子,而且骗得不轻。吴然欠了债,债主要割他的耳朵;吴然被车撞了,正在医院里抢救;吴然打伤了人,对方索要医药费……吴然是导演,而他的狐朋狗友就是他的帮凶。”如此一种“狼来了”的伎俩演多了,也就失效了。也因此,等到一个名叫刚子的平头,自称是吴然的朋友,开着一辆银灰色轿车专门前来报信,告诉吴子宽吴然因过失杀人被捕这一消息的时候,吴子宽就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了。没想到,这一次吴然的过失杀人,却竟然是真的。虽然早已对吴然失望到家,但正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身为父母的吴子宽和杨红,终归却还是不能不出于血缘的缘故而关心吴然到底会被判多少年徒刑。拼命地东凑西借,要想通过私下的运作让法庭少判几年徒刑,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也就在这时候出乎吴子宽夫妇预料地发生了。因为有了那个自称是吴然朋友的刚子一番幕后的积极运作,原本很可能被判不少年头的吴然,到头来竟然“破天荒”地只是被判了六年徒刑。这样一来,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这位突然现身的刚子,到底和吴然是一种什么样的朋友关系?更进一步说,刚子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主动地帮助吴然减少刑期?尤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帮着吴然少判了刑期之后还不算,这位刚子不仅送给了吴子宽夫妇二十万元现金,而且还一再强调,这笔钱本来的主人就是吴然。既如此,另外一些问题也就继续浮出水面。一个是,难道说这笔巨款果然是属于吴然的么?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这笔巨款的主人的确是吴然,那么,这样一个总是在招摇撞骗着的社会混混,又有何德何能可以赚到如此一笔巨款呢?所有这些问题,在困扰广大读者的同时,也更是在困扰着吴子宽和杨红夫妇。从根本上说,也正是这些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构成了某种内在的驱动力,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演进发展。
    在常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以上这些问题,都会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而得到逐渐的解决,而这也就意味着问题答案的最终浮出水面。但到了胡学文的《白梦记》中,却不仅不痛痛快快地给出以上问题的答案,而且越是到后来,越是变本加厉地稀里糊涂。尤其是到小说结尾处,被杨红的二舅百般逼迫的吴子宽,半夜竟然被自己的噩梦惊醒:“几个公安闯入家中,翻箱倒柜,搜出那张巨额存折。杨红这个不知死活的货,竟扑上去抢夺,还咬了公安的手臂,公安将枪口对准她。吴子宽惊醒过来,大汗淋漓,心跳如擂,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他撒了泡尿,躺下,却再也睡不着。脑里翻滚着那个梦,伴着混杂的声音,然后,他听到了警笛,不是幻觉,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他慌张爬起,从大门翻出,跌入黑漆漆的夜。”究其根本,吴子宽之所以会在半夜被噩梦惊醒,其实也还是一系列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缘故。既然从常理出发怎么都无法解释,那其中肯定就隐藏着更大的祸患。请一定注意,吴子宽的如此一种推理判断,乃是建立在他对儿子吴然某种自以为是的理解前提下的。但其实,读过小说的我们都知道,身为父亲的他,对业已成为社会混混的吴然根本就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唯其因为吴子宽一味地认定其中很可能隐藏有更大的祸患,所以也才有了小说结束时他半夜跑回家中的那一幕。这个时候,他做出的决定就是要把那笔巨款交出去。在他的理解中,导致自己一直惴惴不安、焦虑不已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一看似从天而降的意外之财。既如此,把它交出去,也就心安了。虽然他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妻子杨红的坚决反对,但却似乎执意要这么干了:“他原本就是一只麻雀,却被插上老鹰的翅膀,被无形的巨手扔到高空,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吴子宽想落到地上,他只想成为踏实的麻雀,那么就必须从无形的手掌中挣脱。那笔巨款是炸药,也可以作为扳手,哪怕撬开半条缝隙呢。不知能否成功,必须试试,他不打算和杨红商量了,悄然进行。也许会引爆炸弹,但哑着未必就没有危险。”也因此,在断开一个段落后,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晚上,吴子宽拨通了刚子的电话。”拨通了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胡学文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具体交代,整部中篇小说到此,以一种开放性的方式戛然而止。
    实际上,并不只是这个没有作更进一步交代的开放性结尾,依我所见,胡学文打心眼里就没准备把以上我们所分析的那一系列问题给出具体的交代和描写。他所需要的,只是如同阿基米德的支点那样一个事由。借助于吴然的过失杀人这一事件,把吴子宽由此而生成的那种虽然无以名状但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精神焦虑表达出来,方才应该被看作是胡学文写作这部小说的根本动机所在。如果说卡夫卡借助于格里高尔的变身为大甲虫,企图深刻地表达一种现代人精神的被异化,那么,胡学文借助于吴然的过失杀人,所要真切思索表达的,很显然就是现代人一种莫须有的存在焦虑。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整部小说从表面上看,都是在认认真真地写实,连同一个如同卡夫卡的人变甲虫那样超现实的细节都没有出现,但总体读下来,却给人一种根本就找不着北的茫然感觉。此诚所谓“以实写虚”者是也。说实在话,能够把一部中篇小说不动声色地经营到这样一种羚羊挂角的地步,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不管别人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毫不犹豫地断言,胡学文的《白梦记》,是我个人心目中的一部小说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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