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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染丹黄十数载校成曲礼三千篇

http://www.newdu.com 2021-02-07 中华书局 漆永祥《 中华读书 参加讨论
清代秦蕙田所主纂的《五礼通考》268卷,分吉、嘉、宾、军、凶礼五大类,上自先秦,下讫当时,以《三礼》为核心,广泛徵引历代经史四部之说为佐证,纵横梳理,类例详明,纠谬补阙,时出己见,成为当时礼学研究方面集大成式的重要著述。但近三百年来,迄无点校整理之本,诚为憾事!然在去年年底,我们终于捧到了由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王锷两位教授主持校勘、中华书局出版的皇皇二十巨册整理本《五礼通考》,不仅弥补了我们的缺憾,也给令人焦虑煎熬的庚子大灾之年之岁尾,增添了一份难得的喜气与吉瑞。

要董理《五礼通考》这样卷帙庞大的礼学文献,危乎难哉!综括而论,实有四难:礼文繁杂,晦涩难通,其难一;礼学文献关涉过广,无所不包,其难二;精研《三礼》,疏通考核的专家,如凤毛麟角,其难三;而即便有一二通礼之家,也不愿意耗日费时,花十数年时间来整理一部著述,其难四也。这就是《五礼通考》虽然为学术界所亟需,但却迟迟没有整理本椠行的主要原因。

研治礼学,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即如《五礼通考》中“嘉礼”类中,如尊亲、饮食、冠、昏、飨燕、射、乡饮酒诸礼,凡豆俎簠簋、匏竹钟鼓、奠祭盥洗、揖让升降、拜跪坐兴、缓徐趋疾等仪节,既少图例可参,又无录像可凭,可谓纷如乱丝,迷如密雾。而礼文之中,往往是一字一套动作,一字一个位置,一字一种仪节,一字一件礼器,点校此类礼文,须有大量的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才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这是礼学文献独有的特殊句型。整理者在处理这些文句时,稍有不慎,即或粘连不分,或破句错点,导致仪节紊乱,懵懂难解,其慎惧兢兢、瞻前顾后之狼狈可知。

礼学文献还有一大特征,就是瀚海无涘,无所不包。钱玄先生曾感慨地说“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五礼通考》的内容,实际几乎囊括了天地鬼神、人生百态与世间万物之一切,而且远自往古,下止当代,上自王朝,下逮民俗,兼容并蓄,无所不备。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总目》还说《通考》“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因此,《五礼通考》做为一部礼学史与资料集兼具的著述,其“五礼”之所含,显然更为广博庞杂,无所不蓄,俨然百科全书,这对整理者水平的要求,可以说近乎酷苛矣。

我们如果推测秦蕙田之原意,也不一定非要“炫博”,当时戴震参加了《五礼通考》的编纂,戴氏遂将其师江永《推步法解》与自家所著《勾股割圜记》一并纂入其中,秦氏设“观象授时”一类,很可能是受戴震影响所致,这一方面说明秦蕙田善于吸收当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无疑给后人整理《五礼通考》平添了难度。因为《推步法解》与《勾股割圜记》是专门研究天文算学的专著,如戴书上篇介绍三角八线与平三角形解法,中篇为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为球面斜三角形解法。戴震与钱大昕当时都力主“西学中源”,而且“中优于西”,即所谓“以勾股御三角”。为了给中国传统数学争天下,戴氏还自创了一套术语,有意与西学立异,如他的题目“知一觚两距,两距在觚之左右,求对觚之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在球面上已知一角与两边,求对边之值;或已知两角夹一边,求对角之值”。此类文句,犹如天书,令人昏昏,何况戴氏书中,本身就有不少的错讹与缺漏,要标点整理这样的书籍,其难度又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是方向东、王锷二位教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江苏向来是人文渊薮之地,即以清代而论,南京、扬州、常州等地的钟山、紫阳、娄东诸书院,在卢文弨、钱大昕等大师的引领下,培植了大量的经学人才。绵延至近现代,南京师范大学前辈学者如段熙仲、钱玄等先生,皆为礼学名家。方向东教授师承徐复先生与钱玄先生,倾心向古,礼学为长,所著如《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大戴礼记〉译注》等,为学界所重。王锷教授早岁在西北师范大学从业师李教授庆善先生游,又随赵逵夫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钻弥礼学,曾与陕西师范大学诸贤合作纂《十三经辞典》,成《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调至南师大工作后,更是承继先风,发挥所长,近年先后成《〈礼记〉成书考》《〈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曲礼注疏长编》等,可谓是风生水起而著述满家矣。

南师大既有礼学研究传统,王锷兄与方向东教授同味同好,遂相约点勘《五礼通考》。方、王二氏,皆不追时髦,不喜声华。方兄所嗜,唯在校勘礼经,若左手握杯,右手执笔,薄酒和墨,丹黄涂乙,则不啻为羲皇上人。王锷兄在随园开“学礼堂”,与门下生执礼演仪,涵咏其中。《五礼通考》历经十余年才椠行面世,正是方、王二兄矻矻孜孜、持续发力的结果,也是他们与高弟子研讨汇校的集体结晶。而年轻一代如瞿林江、井超、侯婕、杨杰等,也在校勘实践中学有所成,逐渐成为能挑起大梁的学术中坚力量,称南师大为今日礼学研究之重镇,其谁云不然哉!

关于《五礼通考》的具体整理工作,让我既惊奇又赞赏的是方向东、王锷二兄竟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究其因由,是在比较诸本优劣后,他们认为《四库》本虽有讳改,但对其他诸本之误,或改正,或补缺,整体质量,远胜于他本,遂果断地用《四库》本为底本,这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与胆量的。

当然,《四库》本多讳改,这是铁的事实,《五礼通考》亦然。对《四库》本因避帝王讳或违碍字而改者,整理者皆据他本,一一改回;而《四库》本其他讹脱衍倒之误,则或据他本改正,或据他书纠谬。对《五礼通考》中大量徵引的其他经史诸书,则逐一核查,以校异同,并出校记,以为依据。凡涉经史四部书名者,皆加书名线;而针对国别、民族、朝代、姓氏、人名、字号、地名等,则标以专名线,这无疑又给整理者平添了无数的工作量,而对读者阅读与理解,却是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整理古籍,以不变乱底本为原则,《五礼通考》的点校,对底本的行款版式,也是慎之又慎,不轻加变更。如对于秦蕙田原文的顶格、出格、低格等行款版式,因其或寓有深意,或暗示褒贬,故亦做了标识处理,眉目清晰,以便区分,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原书。但底本及他本,原版皆无细目标题,以古人习惯在文后加“右某某某”以统括前文,整理者在文前增加了细目标题,以适应今人阅读习惯。凡标题在目录中与正文中出现不相统一的情况时,整理本皆依正文为定。古籍中目录与正文标题不统一,所在多有,而据我的感观所得,也是正文题目,相对更为准确,所以我也非常赞同《五礼通考》的这一做法。正是由于底本判别准确,凡例制定精当,点校者虽非一人,然皆能贯彻执行,故全书前后一贯,质量上乘,是一部可以信赖的整理本。

如果说《五礼通考》整理本有缺憾,那么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底本中所涉辽、金、元时期帝王后妃等名、部族名、属国名、人名、地名、职官名、名物名等,仍依存不改,似属处置失当。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宋、辽、金、元诸史及其他书籍中,凡涉上述诸专用名者,或为改易汉文旧译不雅之字,或据旧译汉字改其谐音,这些改字给阅读《四库》本的读者带来巨大的困惑与干扰,即如《五礼通考》卷247“凶礼二·荒礼”中,《四库》本中如“阿济格”“伊噜勒”“齐哩克昆”“阿南达”“默图”等名,秦蕙田味经窝刻本与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食货志》,均作“阿只吉”“月兒鲁”“怯怜口”“阿难达”“灭秃”等,如果不拿诸书对读,则读者很难判断“齐哩克昆”即“怯怜口”,“默图”即“灭秃”。我揣测整理者是因为此类太多,改不胜改,出校则繁冗芜累,故索性“不一一出校”。那么,如果做特殊处理,用诸如“《四库》本改易辽金元诸专用名称对照表”做为《附录》,置于书后,以便读者参考稽核,既不改字,又便读者,是不是一举两得而两全其美的做法呢。

为方便读者利用,《五礼通考》将钱大昕所撰秦蕙田《墓志铭》作为《附录二》,并置正文之后,极是得当。但如果能将有关秦氏传记中,比较重要的如《满汉名臣传》《清史列传》《清史稿》诸书相关传记一并附上,则会对读者起到更好的参考作用。

《五礼通考》中所涉礼学文献,虽横贯四部,纵穿百代,但所引用之书,多有近今人整理本可参。尽管如此,全书中仍有点校中的破句漏略,如卷246《凶礼一·荒礼》“故有一半散息、一半减粜之,诏以调停之”句,当为“故有一半散息、一半减粜之诏以调停之”(或在诏字下断句)。又如“仍禁奸豪,不许隐情,捏名多买罔利,事发重治”句,当为“仍禁奸豪,不许隐情捏名,多买罔利,事发重治”等。另如专名线如“祝融”、书名线如“二十二史”等,或标或不标,并不统一。凡此之类,诚冀《五礼通考》再版之时,能纠误正讹,拾阙补遗,俾全书更趋完善,则是所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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