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是晚明最具个性的书法家,以“好书数行”影响至今。他所倡导与实践的气魄宏大的连绵草书,在晚明书坛独树一帜，与董其昌一系书风形成奇妙的对比和平衡。王铎书法美学，似乎更加适合近百年来激变时代的审美。日本书坛一度有“后王（铎）胜前王（羲之）”之说。不仅如此，王铎在南明弘光朝曾官至宰辅，其一生行迹在晚明政治史上亦具相当的研究价值。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学界关于王铎作品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已取得很多成果，但关于王铎的生平研究，进展却较为平缓。须羽源一于1975年在《书品》杂志发表《王铎年谱（稿）》。1992年出版的村上三岛主编《王铎书法》五大册，也收入了福本雅一所撰《王铎年谱》。这两部年谱以部分王铎书法作品和藏于日本的《拟山园选集》诗集（清顺治十年刊，五十四卷残本）为核心资料，虽有开拓之功，但因所见材料限制，缺略甚夥。1993年荣宝斋出版《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附有简单的“年表”。200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北师大张升撰《王铎年谱》，拓展了文献来源，颇有创获，但误漏亦不少（如误将“张饱一”定为平湖张培，等等），尤其是对图像材料不甚关心。浙江大学薛龙春教授费十余年心力，撰成《王铎年谱长编》，使得王铎生平研究获得了极大的进步。
    

一是广来源，可见著者功力。此前王铎生平研究资料，多局限于一些常见史料和图籍。龙春兄在此基础上，大大拓展了资料的来源，可谓竭泽而渔，巨细无遗。我曾当面听白谦慎老师表扬龙春兄搜集材料是集团军作战似的手法，每隔一段时间，又见他新获材料数十条、图版数十件。我在本谱中读到，在王铎诗文集方面，著者采用了不少稀见文献，如国图所藏顺治十年刊《拟山园选集》诗集，较日本所藏残本多了整整二十一卷；新见天津图书馆所藏《王觉斯初集》黄居中抄本、河南图书馆藏明崇祯刊本《拟山园初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拟山园选集》残本，利用这几种文献中所载诗文勾稽出王铎早年的诸多行迹。著者还尽力搜求晚明时人的诗文著述，爬梳出与谱主有关的线索和记载，如利用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摘出与谱主四十岁前后数年的多次交游（页215-237），利用陈明夏《石云居诗集》《石云居文集》摘出谱主五十八岁时的多条记载（页1209-1211），等等。时人著述其实是可资挖掘的极为丰富的矿产，但以前的年谱编撰限于条件，也限于精力，似用力不多。本谱后所附参考文献中“明清诗文集”部分，多达二百余种，可见著者用力之深。
    

在图像方面，龙春兄大索天下，不仅全方位使用了国内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商店和私人藏品，还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美国观远山庄、莱溪居、台湾石头书屋、香港近墨堂、日本骎骎堂所藏等很难获致的王铎书迹图版。同时，著者关注近数十年来大陆、港台和北美、日本的各种拍卖会，通过这一渠道获得的图像也为数不少。当我在书中看到某件作品来自东京美术俱乐部昭和某年拍卖，或来自北京中汉拍卖这类不太知名的公司时，不禁感叹再三。在广来源的基础上，著者对材料并非简单堆积罗列，而是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整合与勾连。如年谱中述及谱主五十岁前后与杨之璋、之玮、之玠三兄弟交游时（页721-725），除王铎本人诗文外，其他材料的来源分别是观远山庄藏手稿、西泠2005、2008两次拍卖、《王铎书法珍品集》、广东省博藏品、《敬和堂藏帖》、洛阳博物馆藏手稿、故宫博物院藏信札（仿本），等等，这些不同渠道的资料，在著者手中条分缕析，井然有序地进行了排比整合；再如，谱主六十岁“为终南无心上人跋《罗汉卷》卷”条（页1367），著者从不同版本的王铎诗文集中，找出一篇文章和两首诗作，与本条所录题跋文字相互参证。读完这些以前被湮没或被压抑的史料，让王铎的真实人生愈来愈清晰、鲜活和立体。至少对我而言，是对王铎的观感有所改变。
    

二是慎考辨，可见著者心思。年谱撰写会面对大量的考据工作，既有史料的辨析，也有史实的考证。本谱考辨通彻明白，极为精审。如，关于“天启三珠树”问题，著者注意到，收录于河南图书馆所藏明末刊本《拟山园初集》与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拟山园选集》中的同一篇序文《王觉斯年丈初集叙》，分别署名黄道周和蒋德璟，但据其中“僭为选评”四字，可定必出黄道周之手（黄曾评选王铎诗，蒋则未曾）；在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中，此篇更易一字，文末“黄子”改为“蒋子”，后署名蒋德璟，另有一篇《题王觉斯初集》述及“三珠树”者，则署名黄道周。龙春兄认为，黄氏绝无为初集两次作序之理，且王铎殁后，其弟王镛、王鑨所编选集（即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有多篇序文被抽换易名（如以吕维祺换邢绍德，以何吾驺换张四知，以马之骏、姚希孟换薛冈等）。
    

另据张镜心《王文安公神道碑铭》中关于王铎、倪元璐、蒋德璟三人“入翰林为庶常”时“鼎峙词林，声实相伯仲”的记载，可知那篇《题王觉斯初集》述及“三珠树”者，作者极有可能是黄道周的同乡蒋德璟。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拟山园选集》编纂者很可能故意将黄、蒋二人名实错置（页151-152）。此处考证，绵密确凿，纠正了书法史上一直以王铎、黄道周、倪元璐为“天启三珠树”的旧说，令人信服。王铎书作中有大量上款人只知名号，不晓姓氏，甚至只有其名姓中的一个字，对这些受书人的考证也是本谱创获较多之处。除了著者在《前言》中提到的考出某件手卷上款“遂兄”为王思任之外（页4-5），再举一则：王铎曾为“苧萝大词宗”临圣教序轴，但“苧萝”为谁？龙春兄从张鼎延诗集中检出《赠谢大司农苧萝》，又从薛所蕴诗集中检出《送谢苧萝司农还章丘》，查得谢启光为章丘人，入清后为户部尚书，故“苧萝”必为谢启光无疑（页113）。当然，书中也有不少“待考”“俟考”“姑置于此”等等，疑者传疑，理当如此。这些考证和存疑，或可称为“E”考据时代中乾嘉朴学之风的传承和发扬。
    

三是具褒贬，可见著者史识。在天崩地裂的时代，出处大节，选择不易。王铎是不幸的，如果其早卒十余年如董其昌辈，则不会面对降与不降的尴尬抉择。无论如何，福王遁走，王铎、钱谦益等南明高官“献城迎降”，终究是人生大污点。王铎一直以“贰臣”之名留在历史上，颇有些脸谱化。在本年谱长编中，收录了大量王铎诗文，在在可见其思想的隐微变化。如谱主四十七岁充经筵讲官时，反语太多，言时事有“白骨满野，人肉相食”等语，遭上怒责（页517-518）。清军薄山右之时，又上《兵议》，上《御试策》，极言御寇之术，愿领强兵，请缨击贼（页557-560）。更多的，则是王铎为明末清初的诸多死节者写诗歌（如为吕维祺等），写传记（如为焦源溥等），写墓志铭（如为张风翼等），写祭文（如为吴阿衡、祁彪佳、杨之璋等）。王铎虽有归隐之心，“鱼鸟当何适，江山且当归”（页880）；也曾上疏求去，“诚恳求赐允放于江湖”（页899），但终于还是降志辱身。令我惊讶的是王铎在闻知崇祯自经后的多次痛哭（页879、889等），在南京城陷之前的被人群殴（页969），见到被执的弘光帝时“直立不拜，戟手数其罪恶，攘臂呼叱而去”并言“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页977）等记载。或许，王铎忠于大明，但并非奉南明为正朔。晚明遗民钱澄之曾有“藏文于文”之说，我们在年谱所录王铎晚岁诗文中，或许也能看到这位贰臣的隐秘心灵角落。龙春兄据实录史，虽无明言论说，但我似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所隐然呈现的价值评判。不作简单道德判断，已然是一种立场。龙春兄的这部王铎年谱长编，不仅仅是艺术史的撰述，也是研究晚明政治史、文人心灵史的重要参考。
    

借助于现代即时通讯工具的便捷，我在阅读过程中曾向龙春兄数次请益，都得到他详尽诚恳的赐复。如，年谱第一册中，在谱主三十六岁时有“为新安知县陈世祥（善百）书自作诗轴”，此件后钤“王铎之印”、“宫宾学士”二印（页141）。但“宫宾”是太子属官，理应是王铎当了东宫侍读（1637年，四十六岁）后所用印，不应出现在其早年作品上，因此，这件作品我认为存疑。龙春兄回复，钤有“宫宾学士”这件，他当时也注意到印章时代问题，因作品绝真（在日本看到的战前拍卖图录），前一印“王铎之印”为其时所用，只能怀疑“宫宾学士”为后加。龙春兄补充，在王铎入清后的作品上，还钤有“文渊太傅”，或“大宗伯印”（页991），这是其弘光朝与明朝的官名，虽难以理解，但作品确实为真，只能假设为后钤。再如，我读到崇祯元年“为祉吉刘年兄大词宗”临王羲之书，谱中云“查先生所有同年进士之刘姓者，祉吉只可能为刘士祯之字”（页145）。我则认为除了进士同年，尚应查证王铎的天启辛酉科河南乡试举人同年中，是否有刘姓字“祉吉”者。龙春兄回复，所有刘姓同年进士的字号，他全部查过；举人同年因为只限于河南府，人数不多。而“祯”与“祉吉”之间含义关联，且还查到名祯者字中取祉的许多例子，因此，才判断祉吉只可能为刘士祯之字。他的答复令我心悦诚服。窥一斑以见全豹，可知即便是谱中短短数语，也是著者花费了极大功夫反复考辨才得出的结论。
    

纵览全书，我尚有二三点建议和意见可供参考。一是龙春兄已刊发有三十余篇与王铎有关的论文，并于去年出版了阶段性的成果《王铎四题》一书，对王铎生平及其艺术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似于谱中应在相应“按语”部分予以提示，以便谱文与论著可以相互参观。如谱中有多处涉及王铎生前身后的刻帖，在《王铎四题》中则有《王铎刻帖考论》专文；再如前述关于“三珠树”那篇序文作者的考证，谱中因篇幅所限较为简略，著者另有《顺治十年刊<拟山园选集>的篡改与王铎形象的重塑》长文详细考辨，并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王铎在去世之前最后一次诗文集的编辑过程中，通过蓄意篡改信札的受书人姓名、诗文集的序言作者姓名、诗集选阅者的姓名等方式，“制造”他与明末清初众多名流的密切交往与深厚情感。借助黄道周、倪元璐、文震孟、何吾驺、刘宗周、钱谦益、吴伟业这些大儒、忠臣、烈士与作家虚妄的背书，王铎企图重塑他的历史形象，而他的两个弟弟王镛、王鑨则实施了具体的刊刻活动。如能在年谱中给出这些论著的出版信息和主要观点，当能让读者按图索骥，更获教益。第二，本书为年谱“长编”，类似年谱相关资料汇编，其“书法”不同于年谱本身，的确可以尽量详尽，多作引申，以备览者查考。但是我仍觉得某些部分的文字似过于枝蔓，如每年“附录”中涉及到的一些常见人物生平不必具引（如页70-71的孙承宗、董其昌）；王铎与友人集黄道周斋中，既引王铎赠诗，又引吴伟业、张维机赠诗（页535）；王铎题宋权藏范宽《雪山萧寺图》后，复引宋权在宋人《松亭抚琴图》及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后的题跋文字（页1199），等等，似皆蔓衍，可略为芟剪。第三，个别地方还存在编辑技术问题，如第一册最末三页有部分文字重出；个别文字误植（如页67“三株树”当为“三珠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