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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袒露在金陵 王彬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彬先生的散文集《袒露在金陵》。这是一部颇具特色、斐然可诵的散文集，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呈现出作者一以贯之的追求， 坊间反映良好。应读者要求，本书的责任编辑（B）对作者(W)进行了采访。 以下是采访内容： B（1）： 是什么引导您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您从事散文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W： 我多年从事叙事学研究。 叙事学就是研究叙事作品，比如小说、影视作品、戏剧等叙事方法。叙事方法是一种模式，不同文体的叙事作品有不同模式，揭示这些模式，便是叙事学。叙事学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工具。写作同样也是如此，也是人类谁认知世界的工具，文体不同认知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话剧，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展开矛盾，进而消解矛盾，而散文则是通过作者自述坦陈个人的经历、情感以及对社会的认知。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过：“世上的一切存在都是为了写进书中”，我始终认为，相对其他文体，人性最为本真的表达就是在散文之中，我从事散文写作的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B（2）： 从您的作品当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悲悯，对传统文化的消亡，对人在时代当中的渺小和无力感，比如“金人融化为闪光的泪点”，比如对古代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在《袒露在金陵》这部书中，几乎出现在武则天以外的每一位女性身上。我想知道，您在关注古代文人墨客文学成就的同时，是否更加关注女性的创作？从古至今，您最欣赏的女诗人、女文人都有哪些？您对她们有什么点评吗？在作品中，您对顾太清、对谢道韫的出于高度同情的叙述令人动容，您对美丽的女性充满了深情。然而，尽管您对朱安充满了同情，但您说她为“丑陋”的。在生活中，您对女性是满怀深情的吗？对不够美丽的女性，您是否仍然充满关照？ W： 十九世纪英国的拉斯金把高贵的女性比喻为“王后花园里的百合”， 作为丈夫的妻子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即使她头顶上只有高悬的星辰，她在那儿，家也就在那儿。家是她的延伸， 庇护着无家可归的人。美丽的女性就是这样的百合！ 美丽的女性是这样，丑陋的女性作为妻子也是这样。作为女人朱安是丑陋的，但是作为妻子，朱安又是合格的，这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西方人喜欢说“美丽是上帝送给女人的最好礼物”，但是中国又有两句古语，一是“红艳祸水”，一是“红颜薄命”。相对男人，女人处于弱势，在社会中的遭遇更加复杂而令人叹惋。 在传统文学的画廊中，女性所占比重不多。李清照、顾太清只是鲜明而突出的两位，自然要得到后人的敬重。民国以后女性作家逐渐增多，我最欣赏的是林徽因，不仅因为她是文学家、建筑师，还在于她的民族气节。抗战时她和梁思成住在李庄，一天儿子问她，妈妈，如果日本人来了，我们怎么办？她说：走后门。后门就是长江。她的意思是我虽然不能为国杀敌，但是可以为国捐躯。不同于同时代张爱玲，在国家与民族关键的底线上采取暧昧态度。 B（3）： 您应该走过很多地方，尤其是走访过很多的名人故居、纪念堂、宗祠或者陵墓，比如您作品中就提到比较多的八道湾11号、沈园、岳阳楼、顾太清墓、图海墓、怀甫亭等等，在这些地方抚今追昔地勾连起了许多历史人物生活中不易为人所察觉的细碎往事。您到访这些地方，就是为了追随故人脚步而刻意为之，还是在不经意间串连起来的？ W： 你说的对。我对历史人物有一种天生关注情愫，因为古人与今人虽然关河渺远相隔了两个世界，但是在文化传统与思想感情上依旧是血脉相通而难以割舍。 中国的儒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暗夜”，意思是孔夫子制定的社会伦理至今是我们的社会道德依据。同样道理，我在《袒露在金陵》中的叙述的那些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他的人生态度，至今也在影响我们，我在《桃源乡梦》结尾中这样写道，陶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中有这样两句：“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旧时没有今天这样的公路，马或牛拉的车子在乡间的土路上行驶，车辙是难免不刻印下来的。车辙越深，车子越重，说明车子的等级越高。住在穷陋荒寒的小巷，已达的友人不再来了。陆游《入蜀记》，叙说从绍兴入川，先去其时的首都临安，旧友们总要见见，但有的却见不到了，理由是‘贵不复往来’。古今一样。但陶这个人毕竟冲淡，能够把不高兴的事情转化，不说是人家不来，而是叹息自己住的地方穷寒，人家不能来。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何必让自己不愉快呢。” 我有些法是随机而生的，与我的生活经历（包括游历）相关联。简括言之，是一种血液里的东西，改也改不掉。 B（4）： 您从文化的角度揣度宋末元初的著名画家、书法家越孟頫的心情，是基于文人对文人的理解，还是基于您是书画领域的涉猎？对赵孟頫的画作，您有什么看法？今之文人从古代文人那里可以学习什么？ W： 我对赵孟頫的态度在《旧句什刹海》中阐述得十分明朗了。他的书法与绘画早有定论，不需要我再评说。但是其为人，作为南宋王朝的后裔在蒙古侵略者的面前没有民族气节，是应该指斥的。我们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民族问题，而不应该超越历史，空谈民族与国家。我在《我笑青山》中对这个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晰。在封建时代，中原的汉人与边地的某些胡人，“当然现在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而在当时，是相互对立的。岳飞作为抵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准确表述是汉民族的英雄，这就如同因为热爱自己的祖国而自沉于汨罗江的屈老夫子一样，是热爱楚国的爱国人士。对于他们，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审视，而不应该简单地从现在的角度降低他们的爱国精神，更不应该由于各民族的融合而减低其爱国质地， 他们——岳与屈，以及与他们相似而为国捐躯的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不惜用生命捍卫祖国独立、尊严的英烈与楷模。” 我们应该感谢孔子与宋明理学，先哲们关于民族气节的阐述为我们民族的独立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尊严，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支持。这就是古今相通，是今人向古人学习的核心之核心。 B（5）： 我也注意到，在您的文学生涯中，除了专注于对叙事学的研究之外，您对艺术，对北京的历史地理，北京的古建筑文化也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名人故居、墓园的保护现状，对一些历史遗迹的消逝表达了您的不解。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北京的历史地理与古建筑的？这些年，您呼吁、参与保护的名人故居、墓园有几处？您觉得保护它们的意义在哪里？对历史地理与古建筑文化的研究与文学创作与研究是不同领域，您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前者会占用您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吗？ W： 是这样，我兴趣广泛，在我的研究范畴里，有三个专业。一是叙事学，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是北京地方文化，而在北京地方文化中主要是北京历史地理，因为研究北京历史地理，故而要研究传统建筑。历史地理与传统建筑对我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是有帮助，因为文学是多元素的，生活又多么丰富，文学创作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所谓丰富包括地理、建筑以及其他文化元素。我因为熟悉地理与建筑自然可以从地理、建筑的角度入手而进行创作，为我的散文增加新元素，而且这些元素本身就是创作题材，进而形成自己的文本特色。 多年来，我参与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比如北京的砖塔胡同（在元代史籍中唯一有记载的胡同）、八道湾11号（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与周建人）、砖塔胡同84（鲁迅写作《祝福》与《幸福的家庭》的地方）、前井胡同的兆惠（清乾隆年间平定天山南北叛乱的英雄）故居，以及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公园的规划等，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工作对我的散文写作，是一种互文，积极而互补的。 建筑师林徽因与梁思成去山西孝义县吴屯村做田野调查，夜宿在村头的东岳庙里。那是一个很小的庙，但是正殿的结构很奇特，屋顶繁复，仿佛乡间新娘，插了满头花钿，有一种正要回门的神气。林徽因当时欢喜极了。看到这个殿，她的感觉是摸到了修建这座大殿匠人们的脉搏，感到了他们的审美、情趣、悲欢与艰辛。 总之，地理与建筑是有体量有温度有感情的，是中国当下文化与当下文学的根。没有文化的作家难以成为经典作家，因为没有根，你只能是一个编故事的、一个说书人。 B（6）： 您对语言有着非常精准的拿捏，呈现出来的结果也是绮丽并且细腻的。在这部书的编辑过程中，我确实感受到一种徜徉在美好的语言和文字里舒适的感觉，但我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创作中，您有过无法突破语言的困惑吗？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长期浸淫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当中，是否会使您失去一些当代气息？当然我也注意到，您在尽量寻找贴近现代的语言，比如您引用了网络上对羊驼的蔑称。您怎样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语境下保持对语言独特的理解？ W： 语言是作家的生命线。诗人常说诗到语言为止，同样，散文写作也是如此。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从事写作的人，语言当然属于“器”，通俗说是工具。文学写作，在语言上首先要追求个性，进而符合美学标准。我追求一种典雅、绵密而不乏蕴藉的语言风格。我知道这属于小众，但是小众也有其存在的理由，越是小众的，语言运用的难度越大，在语言的阴影下，茧破蝶飞，要达到“彩笔曾经干气象”的境界何其难也！这就是你所说的“困惑”，我至今尚在努力与追求之中。 英国的诺奖作家奈保尔说过：“为了使写作的过程变得简单，那就想象自己，正坐在剧院的前排。”这个经验，对散文写作也是适应的，当然不是坐在剧院，而是坐在电脑前面而已。 B（7）： 我想，创作是您长期坚持的一种习惯，而散文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别。那么您都在什么心境之下会写散文呢？散文对于您来说是信手拈来的一碟小菜，还是抱着“比祈祷更加虔诚的目光”来创作它们的呢？ W： “比祈祷更加虔诚的目光”是许广平对鲁迅的态度。关于鲁迅近来常说年轻时读不懂，中年以后再读泪流满面，宣泄出一种心声。从事散文写作的过程也是这样，年轻时写作的东西未免肤浅，有了一定人生阅历后的写作，所谓中年听雨与少年听雨时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散文写作就是剖白自己，将自己心外与心内的历程陈述出来，当然要真实地虔诚，否则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呢？我写散文追求一种放松的心境，在不紧不迫的语境下写作。心里安静了，笔端的文字也就安静了，安静的文字往往具有深邃的贯穿力量。 B（8）： 您觉得，在当代，在网络文学、碎片化的阅读充斥市场的情况下，文学是否还能代表一种独立的态度？是否还拥有话语权？文学创作对您来说，只是一种表达，还是您入世或者遁世的方法？ W： 网络时代是大众语言的狂欢，这是十分难得的幸事。文学相对大众属于小众，但是小众的价值不会因为是小众而被消蚀，因为它是对生命难得的表达与陈诉，无论入世还是遁世，都是难以回避的。 我始终认为，写作也是人生的一种幸福，而且祈求上苍让这种幸福更为持久、恒远。 谢谢！ 作者简介： 王彬，男，北京人。鲁迅文学院研究员、湖北大学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学术执行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研究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在叙事学方面，结合中国传统考订方法对小说进行研究，提出第二叙述者、叙述者解构、动力元、时间零度、延迟、漫溢等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侧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禁书与文字狱，是研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在北京地方文化方面，从城市美学角度，对城市形态进行分析，由此提出微观地理学构想，参与了许多旧城保护与奥林匹克体育公园规划。 学术著作有：《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无边的风月》、《从文本到叙事》、《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 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胡同九章》与《北京微观地理笔记》。 文学作品有：话剧《洼地》、《客厅》；散文《沉船集》、《旧时明月》与《三峡书简》等散文集。 主编有：《清代禁书总述》、《北京地名典》以及丛书多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