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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张翎谈女作家:有一种文学探幽叫“三种爱”

http://www.newdu.com 2020-10-27 上观新闻 黄玮 参加讨论

    关键词:张翎 三种爱
    
    摘要:一部长篇散文集《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实现一种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
    作家张翎循着欧美文学史上三位杰出女作家的作品脉络与生活旧迹,一路追寻。拨开她们故居里岁月的尘埃,让自己关于她们文学生涯“漫天乱飞的印象”,找到一块落脚的实地,张翎以一部长篇散文集《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实现了一种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
    “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学传统,却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来的道路上。”回望这条分岔出来的文学小道,张翎试图以更宽阔、更深邃的“爱”之视角,来探究这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版图上的意义。
    
    行走中的寻访:张翎在勃朗宁墓园守墓修女的书房中
    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
    上书房:您的新作《三种爱》是对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乔治·桑三位19世纪女性作家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之作。为什么选择“爱”来定义她们的文学与人生?
    张翎:我原先的书名是《那些年,那些惊世骇俗的女子》,凸显的是这三位欧美文学史上的杰出女作家在那个时代里的勇气胆略和独特文采。而出版社觉得《三种爱》的书名,更容易被读者接受。经过几个回合的讨论,最后还是作者服从了市场的需求———尽管,市场从来都是那么一个捉摸不透的东西,服从和不服从可能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区别。
    不过,使用“三种爱”作为书名,有一点倒还是贴切的:这三位欧美文学史上的杰出女作家,的确也各自有着精彩绝伦的情感生活。只是,这里的“爱”,不应窄化为或局限在男女情欲之爱中。这里的“爱”,包含了她们对文学、对生活、对探求生命奥秘的爱。
    这三位女子,是有个性、很不相同的人。乔治·桑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即刻的,张扬而跋扈;勃朗宁夫人的情绪表达也很热烈,但更为持久一些;艾米莉·狄金森由于常年深居简出,拒绝任何社会活动,思维方式则是内向而幽深。所以她们在为人和为文上,表达“爱”的方式的确也是很不相同的。
    
    年轻时的乔治·桑
    上书房:对三位作家故居的实地探访经历,和对她们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交织出您对她们传奇命运的独特感受与书写。拨开那些故居里岁月的尘埃,她们的作品是否向您呈现出新鲜而微妙的变化?
    张翎: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专业是英美文学,所以在书写《三种爱》之前,已经对这三位女作家形成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在我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确实不断得到新的启示和由此而来的修正。
    最典型的例子是勃朗宁夫人。我从前读过她的一些诗作,正如我在书中写到的,在我有限的认知中,我(相信其他读者也可能如此)一直以为她擅长书写爱情诗,是一个身体孱弱、却被爱情所拯救,从此以深情诗句回报爱情的小女子。但在对她生平做调研,并到她私奔后成为她新家的佛罗伦萨故居采风之后,我才真正知道了爱情诗只是她一生诗作中的一小部分。她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为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所发出的强烈呐喊,才是她作为诗人的基本特质。也只有在实地采风之后,我才真正理解这么多年前她为意大利写下的那些呐喊诗句,并没有被历史遗忘。意大利人民对她的记忆和怀念,远比她的祖国英国给她的真实而富有温度。于是,她的形象在我的内心得到了丰富和修正,这个过程也在《三种爱》中得到体现。
    
    勃朗宁夫人年轻时的肖像
    文学有了女性的声音
    上书房:“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学传统,却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来的道路上。”这条分岔出来的文学小道,在偌大的世界文学史版图上的意义是什么?
    张翎:这三位女作家的生活、视野和作品,都显示了超越她们所处时代的前瞻性和现代性,对今天来说依旧有着贴切的意义。
    当然,在她们的年代里,她们基本上被归为“有伤风化”那一族(尤其是乔治·桑和勃朗宁夫人)。即使在社会环境较为宽松的今天,她们依旧会被视为“惊世骇俗”。她们所信奉和实行的许多事情,对现代女性依旧起着“楷模”作用。比方说,她们都追求经济独立,除了狄金森由于终身未婚又终身未发表过署名作品,因而没有固定收入,被迫依附父兄为生之外,乔治·桑和勃朗宁夫人远在伍尔夫说出那句有名的“五百英镑年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经济独立。乔治·桑的写作收入加上祖母留给她的一小份遗产,足够她维持一份相当自由的生活,从来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一个男子。勃朗宁夫人终其一生对金钱有着自由的支配权,一直维持着一家三口的所有生活费用。而且,她们虽然情感生活丰富,但在爱情上丝毫没有掺杂世俗因素,她们只追求灵魂上的相知相惜。
    在她们之前,文坛一直是“男人的俱乐部”。而从她们开始,文学有了女性的声音。于是,性别书写成了彼此的事———女人不再只是男作家笔下的“生物”,女人可以书写自己的同性,女人也可以书写自己眼中的男人,文学因此得到极大的丰富。
    
    经证实,这是狄金森唯一一张流传于世的照片,摄于16岁
    上书房:这三位在欧美文学史上历经波折艰难留下了姓与名的女作家,如今她们的故居已成为世界各地旅行者的打卡之地。吸引“游客”与吸引“读者”到底是不同的,在您看来这算是对她们文学生命一种好的致敬吗?
    张翎:“游客”和“读者”参观故居的动机也许不尽相同,但“游客”能选择作家故居作为观光之地,多少也是带着对作家和文学的好奇之心的。如果在参观过程里,某一个细节、某一样东西打动了“游客”的心,产生某种心灵碰撞,那么,好奇的“游客”也是有可能转变为忠诚的“读者”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作家故居的开放总是一件好事。
    也许,很多故居的模样和陈设都已经离原本的样子很远了,但用故居主人的名字来吸引“游客”,使更多的人产生阅读这位作家作品的兴趣,也是一种歪打正着,终究还是利大于弊。就像是一条即使不那么完美的广告,如果能唤起人们对一件精美事情的好奇,我们就只能为这个结果而容忍过程中的瑕疵。
    
    张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勃朗宁故居桂荻居的阳台上
    上书房:勃朗宁夫人故居中最令您感慨万千的是那张凝固在原地的书桌吗?在书中,您写道:“这个位置没有改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是如此。”它在房间深处,其实也隐没在了时间与记忆的深处,却化作了今人眼中的一个文学象征?
    张翎:勃朗宁夫人故居应该算是保持得相对不错的一处旧迹,除了这张立在房间与时间深处的书桌,引起我感慨的地方还有好几处。
    比方,那张从伦敦她娘家千山万水海运过来的沙发———就在这张沙发上,她第一次接待了只身来访的勃朗宁先生。在维多利亚年代,一名男性只身访问一位没有年长女性陪伴的未婚女性,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件,但爱情就在那位近乎“暴君”的父亲的眼皮底下发生了。就在这张沙发上,他们见过无数次面,而那桩在英国文学史上溅起一地飞尘的私奔事件,也是在这张沙发上慢慢讨论成形的。在交通如此不便的那个年代里,勃朗宁夫人坚持把它从千里之外运到佛罗伦萨,而在她去世157年之后,我在他们的故居看见了这张沙发,内心的震动可想而知。
    我从这个物件上看到了一个人对自己信念的坚持。勃朗宁夫人坚持了自己最初对爱情的想法,也坚持了最初对文学的景仰和热爱———她是因为仰慕他杰出的诗歌才华,才跟着他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的。她终身没有后悔。而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坚持”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生僻词。
    经过浓缩的强烈“惊艳”
    上书房:狄金森生前足不出户,死后声名远扬,所以,在您看来她的生命其实只存在“文学”之中?书写她的故事,是否想要读者看到生命与文学的一种极致关系?
    张翎:作品和读者的关系建立过程,有许多奇妙的、无法解释的神秘因素。事实上,狄金森生前尝试过给出版界、文化圈寄过诗稿,婉转询问过自己的诗作是否达到了发表的水平。然而,她得到的回复并不热烈,极强的自尊心一下子把她打回了“蚕茧”之中。从此,她丢下了发表的念想,一心追随内心的灵感引领,随心所欲地写诗。
    但在调研她的生平时,我产生了一种疑惑:她是否真的完全放弃了发表的欲望?在她身后,她妹妹发现了她的诗稿,被她在生前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装订成40本集子。从常识来判断,很难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发表愿望的人,会这么仔细地收集和装帧自己随手写下的诗。我觉得,她依旧是渴望能有读者进入她的心灵世界的。
    不过,狄金森渴望读者的心念里,并没有明显的名利成分。和张爱玲当年“出名要趁早”的那种急切心境相比,她是极为不同的女子。假设狄金森在生前就已经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诗作,但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那么她流传下来的诗作,是否还有她死后猝然被发现的那种经过浓缩的强烈“惊艳”震撼?那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悬念。
    在狄金森这个特例中,她的生命的确是在死后的遗作中被重新发现的,所以我把关于她的那个篇章命名为“有一种诞生叫死亡”。
    
    位于美国麻省艾默斯特镇的狄金森家族墓园
    上书房:关于作家乔治·桑,“几乎所有的介绍文章,都没有在首要篇幅谈到她的写作”“人们更为关注的一直是她色彩斑斓的情史”。而在《三种爱》的写作里,您试图改变这种关注的倾向吗?
    张翎:这个倾向是很难更改的。乔治·桑作品的文学意义无法和狄金森相比,她诸多的小说虽然也关注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更多的还是在书写情爱史。无论放在哪个年代,她都算不上是一个带有哲思意味的伟大小说家,但是她开创了一段后人可以得到启迪的历史。
    在当时的欧洲,女子结婚后从娘家带过去的家族遗产自动归于丈夫,“离婚”还不是字典里的名词,尤其不是贵族生活字典里的名词。她很年轻时就嫁给了一位并不能带给她思想和文学共鸣的乡绅。她几乎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这桩婚姻。她可以追逐当时的社会风气,在婚姻之外寻求感情的满足,这样做她就不会失去祖母留给她的家族遗产。可是她没有。她选择了决绝地离开婚姻,丢弃赖以为生的家族遗产,带着女儿来到巴黎,创建以写作维生的独立生存模式。
    乔治·桑应该是历史上最早实现“拥有五百英镑年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职业女作家之一。她不仅开创了女性独立写作的历史,也开创了不受男性支配和控制的历史。在她一生所经历过的男性中,最为知名的应该是肖邦和写出《世纪儿忏悔录》的缪塞,但即使是这样杰出的男性,也没能在情感和生命气场上长久征服乔治·桑。她的情感生命和她的文学生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从情感的缺口里窥视她的写作,也是一个合宜的角度。
    上书房:如您在本书序言里所写,您还将继续探访并书写蔓殊菲儿、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芙、简·奥斯汀……在您的笔下,这几位“那些年,那些惊世骇俗的女子”的生命与文学的故事仍将是“爱”的吟唱吗?
    张翎:正如我在最开始时谈到的,《三种爱》里假如我选择继续探索这个话题,我依旧不会过深地陷入情感世界的窠臼。我依旧会像《三种爱》里那样,把这些杰出的女作家作为社会人、写作人来探讨,而她们的情感经历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当然,书写这个题材涉及的精力和物力支出极为昂贵,我尚不能确定能否坚持下去。
    
    《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张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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