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让·波德里亚 / 2009年3月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18.00元 / 平装 / 姜海佳 / 张新木
    从1月到3月，让·波德里亚的格言随笔集《冷记忆》（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3月）已经推出了五辑。前年去世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波德里亚所具有的煽动性和批判性是中国当今知识分子和思想界最缺乏的精神气质，为此，《冷记忆》提供了几片锋利的刀片，可以划破我们思想上与文本中的奴颜与惰性。道格拉斯·凯尔纳在他编的《波德里亚：批判性读本》（陈维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绪论”中认为，波德里亚把自己描述为“知识的恐怖主义者”，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一个“挑衅者”；他不断地对那些影响过他的思想和观念进行质疑和批判，在进入新千年的历史潮流中，“波德里亚”这个词扮演着与正统决裂和进入新的理论领域的“通行证”的角色。我想，“挑衅者”这个概念放在他身上极为恰当，即便是在他去世以后，他的思想仍然无比生猛地向社会挑衅、向试图把他的思想定于一格的阅读者挑衅，从而激发起更多的思想反叛。
    与他的其他著作相比，《冷记忆》更像是冷枪、切割、梦呓，像是在丛林中一位孤独的政治游击队员随时写给同志们的暗号和遗嘱。他的文风如同他的思想一样充满诡异的跳跃和对语言躯壳的刻意突围，“什么是他想说的”并不重要，“他想如何说”变得更有诱惑——其实，波德里亚的诡异对于我们简直已是常识：谁都知道彼此想说什么，要较劲的只是如何说而已。比如他这样说：“于是批评为制度充当钟摆，或是中转的调节器，就像为减轻副作用而服用胶囊一样——或者批评正如通常的良心，起着姑息治疗的作用。”（《冷记忆5》第132页）这简直是射向“意见领袖”们的冷枪，他的“钟摆”说得多好啊！
    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主编的《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罗教讲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巨著，我只先挑了很感兴趣的几部分来读。第七章“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社会学”（这个中文标题似乎有点问题，因为“经济社会学”仅是现代学术的产物。但不知原文如何，只好存疑）启发和帮助读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古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这主要是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学习古代史的时候，经济环境、人口因素、生产指标等问题与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或易于被忽视，或因其资料欠缺而难以深入研究。这一部分的内容虽然很简略，但所涉及的问题却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如气候、生态、人口与农业的关系，农业产量的数据考证等等。第三部分“古代经济社会学的模型”和第四部分“传统经济社会学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对研究方法、建构模式和有争议问题的概述，有助于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古代史研究中的某些争论。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斯·韦伯的《经济通史》（姚曾廙译，韦森校订，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1月）中就明显贯穿着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通史，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序（institutionalorder）的发生与型塑的历史进程。伊拉·科恩博士在关于该书的导读中认为，韦伯的分析集中在理性主题宰制下的经济行为模式、政治统治模式和文化生活方式上，从而把理性资本核算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秩序观的前提。《经济社会学手册》的第一章也指出，《经济通史》中包含很多经济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内容。（第10页）与此相关，被讨论得更多的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这部巨著为我们了解韦伯的社会学基本观念和方法以及与他的经济学、政治学研究的关系提供了最全面的资源。在第一部分第二章“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基本范畴”中，韦伯力图阐释的就是“在经济内部某些最最简单的社会学关系”（第85页）。《经济社会学手册》则更具体地分析了韦伯用以建构经济社会学的两大重要范畴：“社会行动”和“秩序”，前者产生意义和社会性，后者产生制度，两者共同培育了经济关系及其制度安排。毫无疑问，韦伯对于这门“用社会学的视角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学科”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第14章“工作和职业的社会学研究”对付薪工作及非付薪工作的经济性质以及相关的社会制度、机构进行了状况分析和研究述评，很有现实研究的价值。例如，由于对工作的市场边界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在收入水平统计和就业统计中的差异可能是巨大的，对社会劳动政策的指引也会有着很大的区别。另外，从诸如提供友好的建议这类原本是很平常的同胞之爱变成产生巨额经济效益的咨询产业的变化中，看到了社会需求与市场产生的内在关系；而像因兴趣爱好而产生的工作行为在经济性质上应如何归属等等，都是经济社会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于消费社会的文化分析，在第15章“文化与消费”中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作者认为，“理解消费的秘诀在于仔细观察文化、社会关系和经济过程是如何互动的”（第376页），如果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突出对“权力”的关注，“消费的秘诀”就更加清楚了。
    在翻译上，该书中的人名除马克思、韦伯等极个别之外，一律不译，虽说避免了可能会出现的人名翻译前后不一的情况，但是像亚当·斯密、涂尔干、熊彼特等等这些著名人物都不作翻译，以及对于历史上的某些著名的王国、国王或现代国家的领导人的名字也不翻译，对于不懂外文的读者总是不太方便。但是，对本书各位撰稿人的名字倒是翻译了。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就两门学科的交叉关系和前景进行探索的著作，突出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新经济社会学”与1960年代的“旧经济社会学”的区别。作者撰写的导论、结论以及与十七位杰出学者的对话充满了睿智与学术责任感，细读这部著作之后，我深感正如冈纳·缪尔达尔所言，“最有力的研究领域是学科间的‘无人地带’。”（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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