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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尔斯泰是路遥崇敬和效法的作家。他悉心阅读这位俄罗斯大师的所有重要小说作品，从中吸纳了丰富的经验。他通过阅读托尔斯泰的“文学书简”来了解其文学思想，提高自己的文学认知和文学修养。托尔斯泰强调“态度”的意义，视之为影响文学写作的决定性因素。路遥认同这一观点，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小说创作。通过梳理托尔斯泰和路遥的文学观点、分析其写作经验，可以发现：他们在塑造自我形象的理念、热爱人和生活的精神、以同情和肯定的态度塑造人物三个方面，存在垂直向度的影响关系和平行向度的相似性。这彰显出一些基本认知和判断，即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没有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就不可能有积极意义的写作，也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对于试图摆脱困境、创造高峰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讲，托尔斯泰和路遥的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深刻领会和充分吸纳。 关键词：路遥 托尔斯泰 态度 生活 自我塑造 人物塑造 作者：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路遥热爱俄罗斯文学。他的文学意识的成熟，他的文学精神的成长，他在小说写作上的进步，得俄罗斯文学之助者，正复不少。肖洛霍夫、纳吉宾、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托尔斯泰、恰科夫斯基、柯切托夫、拉斯普京和艾特玛托夫等作家，在悲剧意识、理想主义热情、现实主义精神、吸纳民间文学经验和抒情性叙事方法等方面影响了路遥的写作。普希金也是他喜欢提到的作家。他也知道作为编辑家的涅克拉索夫有多么伟大。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意识就不会如此自觉，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就不会如此成熟，他的文学气质和文学格调就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路遥在《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寄语中说：“你们优秀的文学传统曾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此，我始终对你们的国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又在《答〈延河〉编辑部问》中，说自己“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这种“特殊的感情”和“特殊的爱好”，不仅体现在他的创作上——路遥心悦诚服地将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当作自己的导师，从俄罗斯大师那里寻求价值建构和意义建构的精神资源，也从他们的文学经验里学习写作的技巧和方法，而且在路遥的日常生活的某些行为上，亦隐约可见：他躺在沙漠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这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这种充满深刻情感和特殊况味的文字，不禁会让人联想到《战争与和平》，联想到托尔斯泰对安德烈公爵心理活动的描写。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安德烈公爵负了重伤，仰天倒下来，望着高渺的天空，感受到了无边的宁静和安详，也感受到了人生的庄严和幸福。 列夫·托尔斯泰是路遥热爱的作家，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更是他最喜欢谈论的作家，路遥在文章和讲座中曾至少17次提到他的文学观点和写作经验。在深入矿区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艰苦而寂寞的日子里，他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厚达1010页、多达73.5万字的《托尔斯泰文学书简》带在身边。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终止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得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得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五十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寻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入睡。”如果说，他前期所接受的托尔斯泰影响是间接的，是经由肖洛霍夫和柳青这个经验链获得，那么，他后期所接受的托尔斯泰影响则是直接的，经由他自己阅读托尔斯泰的各类作品获得的。 路遥的文学态度、文学观念和写作技巧，很大程度上是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形成和获得的。他塑造人物的方法、处理作者与作品关系的策略，甚至处理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的具体技巧，都来自托尔斯泰。他在作品的最后部分显示艺术力量的意识和技巧，就源于托尔斯泰的启示：“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他疾徐有度的结构方式和叙事方式，也是从托尔斯泰那儿学来的：“按老托尔斯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是有节制的。”他在强调文学的普遍意义和世界意义时，所举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托尔斯泰的影响，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信心未必会如此坚定，他的现实主义写作也未必会达到自己时代的最高水平。 考察路遥与托尔斯泰的文学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些重要的规律性问题：一个作家如何通过植根于伟大的文学的土壤，如何通过对伟大作家的经验的吸纳，来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和写作能力，来调整自己对生活、人物、读者和作者自己的态度，从而最终使自己的创作臻于伟大的境界，使自己成为真正优秀的作家。 一、作者的态度与自我的塑造 文学是一种表现态度、情致和思想的艺术样式。不存在没有态度的写作，只存在用不同方式表达不同态度的写作。作品里的修辞选择和事象体系，都体现着作者的个性、态度和趣味。只不过，在有的作品里这种显示是直接和显性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而在有的作品里则是间接和隐性的，甚至是若有若无的。前者常常通过抒情和议论等修辞方式表达出来，后者则往往通过隐喻和象征等修辞方式表达出来。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作品最终都会显示出作者的存在，显示出他的态度的重要性，正像美国学者利昂·塞米利安所说的那样：“作者的态度奠定了作品的基调，为小说提供了微妙的内在统一的因素。不管作家的态度是如何超然物外，不管是他自己作为叙述者，还是通过一个人物来说话，或者从一个人物的角度去叙述，归根结底，是作者对小说中的事件作出解释和评价。”从根本上讲，小说就是作者用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经验的特殊的手段和载体。作者的态度、思想和声音是作品中最具主宰性和影响力的因素。如果作者完全没有表现自己的冲动和需要，那就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会被写出来。 路遥坚信那些更古老但也更可靠的文学观念，更相信那些异代伟大作家的经验。在他看来，无论什么样的作品，都是作家写出来的，都与作家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态度存在着无法切断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叙事性作品里，作者的经验和态度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没有作者的内在而深刻的经验之源，任何文学写作都将成为无本之木；如果作者没有真诚的态度，那么，他的作品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叙事效果，就不可能吸引和感染读者。路遥在《出自内心的真诚》中说：“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路遥认识到态度对于小说写作的意义，所以经常强调真诚态度的重要性。 路遥对作者态度的认识，显然是来自托尔斯泰文学思想的启发。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拒绝接受那种作者没有态度、立场“中立”、不动感情的文学观念，认为作者必须向读者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价值观。他引用托尔斯泰关于作者态度的深刻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作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正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做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契尔特科夫笔录，一八九四年） 在托尔斯泰的文学意识里，文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必然以整体性的方式显示着作家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影响着作家的写作，甚至决定着作品的感染力和价值。作家如果想感动读者，想说服读者，那么，他就要明确而坚定地表现自己的态度。任何含混、虚假和游移不定的态度，都会从根本上窒碍作家的写作，从而影响作者与读者的精神交流。 托尔斯泰的文学精神，包含着强烈的宗教热情，充满了高尚的道德精神，内蕴着与读者积极交流并影响读者心灵生活的自觉意识。情感、态度和交流是他的艺术理论和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作者不仅要有情感和态度，而且，还要将它们提高到很高的水平，也就是要赋予它们以真诚的性质和感人的力量。真诚决定了写作和交流的有效性，决定了作品对读者的吸引力。没有真诚的态度，就不会有积极意义上的写作。为此，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就要将自己投入进去，要将自己的真实感情表达出来，否则，他的写作就会失去可靠性和说服力。就像他1878年5月在写给费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只要人们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候，那都是清楚和可靠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由那些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人产生的。”1890年6月30日，在写给诗人日尔克维奇的信中，托尔斯泰劝他放弃文学创作，因为他的态度出了问题；真诚的态度甚至比“天才”更重要：“我认为，作家需要的只是对所写的东西态度认真严肃，情真意切。”在托尔斯泰的意识中，态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既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态度，也包含着心灵、性格和人格等重要的精神内容。1892年9月3日，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哲学作品中，都显示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无论他们多么想做到客观，我们，包括我，所看到的只是作者的心灵、智慧和性格。”在1896年10月20日的日记里，托尔斯泰说：“艺术作品中主要的是作者的心灵。”事实上，早在1853年，即托尔斯泰27岁那年，他就在日记里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读作品，尤其是纯文学作品，使人感兴趣的主要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性格。”显然，此处的心灵、性格等核心概念，都可以用“态度”来隐括和指代。托尔斯泰关于态度的观点，看似寻常无奇，并不显得新颖和卓异，但却包含着有效的经验内容和朴素的文学真理。 作家的态度，首先体现在对自我的态度上。托尔斯泰从来就是对自己态度极为严格的人。在伦理道德上，他对自己毫不宽假；在艺术形式上，他从不允许自己随便和马虎。作为作家，他勇于自责和忏悔，甚至有很强的耻感意识。在1854年9月的日记中，他记录了对自己的不满和要求：“在《童年》中我发现许多写得差的地方。在目前条件下我的生活目标是改造性格……”他在1859年5月的日记中说自己的《家庭幸福》是篇“丢人的龌龊的东西”。1878年10月27日，他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说：“说真的，只要哪怕浏览一下和提到我的创作，就会在我身上引起一种非常不愉快的复杂的情感，其中主要是羞愧和恐惧，怕别人嘲笑我。”在创作上，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一旦要从事文学工作，那对它是不能开玩笑的，要为它献出一生，所以我希望，今后要写出更好的东西，而不要把坏的东西拿去发表。”如果没有强烈的写作冲动，没有值得写的内容，那么，他宁愿什么也不写：“生命是短暂的，而到中年还花费时间去写我曾经写过的那些东西，那就问心有愧。……要有这样的内容：它使你苦恼，叫你非披露出来不可，它给你勇气、自豪和力量——那就好了，可是，人到三十一岁还去写那些读起来可爱而又惬意的小说，那真的提不起笔来。”像托尔斯泰一样，路遥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他不允许自己躺在已有的文学成绩上享受生活，更不允许自己在写作上连篇累牍地粗制滥造。与我们时代的那些进行同质性重复写作的作家比起来，托尔斯泰和路遥的写作态度既严肃又高尚，体现出极高的人格境界和文化修养。 路遥也许并没有全面而完整地研究过托尔斯泰的文学思想，也未必非常深刻地理解托尔斯泰的充满宗教色彩的伦理思想，但是，他通过契尔特科夫笔录的托尔斯泰的几句话，就把握到托尔斯泰文学思想的精髓——态度影响着一切；写作首先从自我开始，要将作家自己和自己的经验融入进去；作家对自我的要求要严格，对写作的态度要严肃，对生活的态度要真诚而庄严；他要对所有的人物都抱以理解和爱的态度，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同情他们的境遇。 路遥的小说几乎全都属于明确显示自己的存在和态度的写作。他对小说中人物的理解、同情甚至爱护态度，读者都可以感受到。只不过，他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态度。在《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作品里，他的态度是隐含在情节背后的；在《平凡的世界》里，他既通过隐含的方式来显示，也通过直接的充满激情的议论来宣达，甚至选择了以“笔者”这样的显性的言说身份，来表达自己对生活和人物的认知和态度。 在路遥的几乎所有成熟的小说中，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对生活的理解，全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融入小说的事象体系。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说：“我自己写的几个作品，都是我自己精神上的长期的体验的结果，作品中的故事甚至在我动笔写前都还不完整，它是可以虚构的。但是你的感情、体验绝不可能虚构。它必须是你亲身体验、感觉过的，写起来才能真切，才能使你虚构的故事变成真实的故事。如果没有心理、感情上的真切体验，如果你和你所描写的对象很‘隔’，那么真实的故事也写成了假的。……实际上作家所表现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自己体验过的生活。”接下来，他就举了托尔斯泰的例子：“从《一个地主的早晨》的主人公，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到列文，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有了托尔斯泰的伟大经验的支持，路遥就有了将自己放入作品中的自信和勇气。这种“有我的叙事”，不仅赋予他的小说以亲切感和真实感，强化了作品的抒情性和感染力，而且，还给整个作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情感基础，一条明晰的思想线索，一种解读作品的可靠的方向感。 读路遥的作品，你总是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总是会感觉到一股暖流在字里行间涌动。他的几乎每一行字都带着自己心灵的温热。眼泪是情感的最浓烈的凝结。它象征着最凝重的哀痛和最激动的喜乐。托尔斯泰爱流泪，路遥也爱流泪。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写作中，路遥常常激动得泪水盈盈。他说自己“含着泪水写完了”《在困难的日子里》。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多次写到自己流泪的情景：“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像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对一个作家来讲，这样的软弱和伤心，就像坚强和欢乐一样，都属于正常感情的自然流露。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自己内心情绪的精微感受，一个作家才能理解所有人的痛苦和不幸，才能感受到所有人的悲哀和忧伤，才能在有情文字里表现出丰富的人性内容和情感内容。 在对自我的态度上，路遥像托尔斯泰一样，是一个自我批判意识非常自觉的作家。他在《文学·人生·精神——在西安矿业学院的演讲》中说：“作家、艺术家应当具备的能力就是自省的能力、自我批判的能力、自我审视的能力，这对艺术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自己要严厉一些。……有的人对别人很残酷，对自己有时候太温柔，这样，我认为要有大的进取就比较困难。”他用严肃的眼光审视自己，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希望自己无论是作为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都要摆脱可怕的平庸状态，追求一种高尚而理想的生活。他认识到了作家在作品中的对象化存在的问题，即在作品中被表现和被塑造的问题，所以，他不允许自己像平庸的作家那样令人失望。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在谈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矛盾心情和复杂体验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这一段极为深刻的文学哲语，显示着路遥敏捷的悟性和过人的概括能力。他揭示了小说写作的一个真理和规律，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文学真理和小说写作规律：小说是作家的不具名的精神传记，是作家的态度和人格的镜像，是作家塑造自我形象的一种特殊的文体样式。因此，阅读一部小说作品，我们不仅看见丰富生动的细节，看见引人入胜的情节，看见个性各异的人物，也看见那个隐含在小说的事象体系背后的作家。作家不仅是一种修辞性的存在，也是一种人格和道德的存在。他作为一个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人而存在于自己创造出来的小说世界。显然，路遥关于作家塑造自我的深刻认知，既是对自己的写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受托尔斯泰文学思想启示的结果。 有了这样的认知和自觉，路遥就努力摆脱精神上平庸的低级状态，让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作家。一切最终都落实到对待写作的态度上。路遥对待自己的作家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能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劳动者，克服了很多作家身上惯见的傲慢而浅薄、自私而轻浮的坏毛病。在《作家的劳动》中，他这样说道：“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绝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贵。它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地贡献。”他尖锐地批评那些“平庸的作家”，不屑于像他们那样，“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他认识到作家创造性劳动的艰巨性，为此，他努力培养自己坚韧的毅力和坚强的性格。就像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一样，路遥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塑造。路遥作品中的作家自我形象，是一个深沉而热情、沉重而快乐、严肃而亲切的人。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伟大的文学产生于崇高的道义感出现的时代。”其实，应该将核心词“时代”置换为“作家”，即“伟大的文学的产生依赖于具有崇高道义感的作家的出现”，因为，文学根本上讲是一种“反求诸己”的精神创作活动。托尔斯泰和路遥都是具有这种“崇高道义感”的伟大作家。古谢夫说，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都渗透了作者高尚的道德观”。像托尔斯泰一样，路遥的作品也同样显示着热情而庄严的态度，也同样“渗透了作者高尚的道德观”。 路遥以圣徒般的牺牲精神从事写作。在道德精神上，他的态度是高尚的，把利他主义的牺牲和奉献当作自己的生活原则，致力于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在生活上，他的态度是严肃的，从不允许自己选择人生的“下行线”，过那种唯利是图、浑浑噩噩的庸俗生活；在情感上，他的态度热诚而善良，爱生活，爱人们，同情自己笔下所有人物的痛苦和不幸；在写作上，他的态度是认真的，竭尽心力，一丝不苟，以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来推敲每一个细节，打磨每一个句子；在趣味格调上，他涓洁而雅正，没有写过哪怕一行粗鄙和秽亵的文字，体现出很好的文化教养和很高的精神境界。 路遥为文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也为读者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以热诚而严肃的态度，以风标崇伟的写作，完成了对自己的作家形象的塑造，最终成为一个广受读者尊敬和热爱的伟大而高尚的作家。 二、对生活的态度：责任意识与理想主义 人的生活是文学叙写的根本主题与核心内容。因而，谈论文学就是谈论人和生活，亦即谈论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路遥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样，这正是文学应该探求的。”就此而言，谁深刻地理解了人和生活，谁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很多时候，我们的作家之所以写不出能够强烈吸引读者的有生命力的作品，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缺乏艺术才能，而在于他们缺乏对人和生活的正确态度和深刻理解。要知道，解决生活哲学和生活态度上的问题，远比解决艺术上的问题要艰难。 一个热爱生活的作家，才能真正理解生活；一个真正热爱人的作家，才能真正理解人。路遥曾在《作家的劳动》中说：“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进入艺术创造的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的铁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更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路遥对作者态度的认识是辩证的：一方面，态度本身就是作品内容的构成部分，也是感染读者的力量之源，另一方面，它必须被艺术化，应该与思想和理智构成一种平衡关系，否则，就有可能丧失分寸感和深刻性。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路遥再次谈到作家对生活的态度问题：“对生活冷漠、漠不关心对作家来说是致命伤，一个作家他可以外表是多么的冷静、冷峻，但他内心要有巨大的激情，就像一块火石，遇到什么，就能碰出火花来，不要把自己的心锁得很深，它应该是开放的、敏感的，别人不以为然的事情，你都应该多想一想。”说到底，写作是靠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推动的，所以，作家要打开心扉，拥抱人们，拥抱生活。某些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写不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不能吸引和感动读者，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对人和生活的态度出了问题。 怀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来改变生活，这是那些优秀作家共同的特点。优秀的作家内心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要用理想的生活图景来召唤读者，激励他们追求一种更高尚的生活。他们不会满足于仅仅写出自然和本能意义上的人，而是要写出人性的光辉，写出生活理想的样子。他们的生活哲学是严肃的和现实主义的，也是乐观的和理想主义的。正是这样的生活哲学，赋予了他们作品明朗、刚健和崇高的特征，充满了鼓舞人心的道德力量和照亮人心的精神光芒。路遥就是这样的充满责任意识和理想主义激情的优秀作家。他在《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在生活中肯定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明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他的生活在我看来已经就没有了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它的理想，那就是这个社会明天应该是一个什么社会。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比较充实的生活。这样他就会为他的某种理想，为他设计的某种生活目标竭尽全力。对一个青年来说，应该有一个觉悟期——人生的觉悟期。这个觉悟期越早越好。这就是说应该意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准备怎样去生活。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度的理解以后，他就会确立自己的一个比较远大的生活目标，也就会调动自己的所有力量，为达到此目标而奋斗。 这段话宣示了路遥的人生原则，也包含着他的文学纲领。进入“人生的觉悟期”之后，他就以成熟的态度面对生活，并为自己的文学事业确定了一个具有理想高度的目标。他此后所创作的几乎全部作品，都在表现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高尚的人生理想。由于人生经历的坎坷和生活经验的丰富，由于内心始终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由于受到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经验的深刻影响，路遥很早就进入了自己的“人生觉悟期”。在很多作家还在迷乱中摸索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的写作确定了正确态度，找到了可靠方向。现实作为源泉和根本，是他写作的推力，理想作为方向和目标，是他写作的引力。路遥根据自己的理解界定了“理想”： 我认为所谓理想首先包含一种崇高的性质。不仅包含着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要做出某种牺牲和奉献，理想不能纯粹局限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不要把理想和琐碎欲望混为一谈，因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他所从事的一切劳动、工作和努力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欲望，而是要为他身处的大环境，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这样，他才可能会感到更幸福一些。 在路遥看来，理想主义显然包含着利他主义的高尚动机，而人们的幸福，就决定于对待社会和他者的态度和行为。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就来自这种高尚的利他主义，而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的标志，就是看他有没有达到能为社会“牺牲和奉献”的境界。路遥就是一个崇高的奉献者和牺牲者。他以自己的人生和写作，践行了自己的主张，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像所有优秀的作家一样，路遥将文学看作改变生活的巨大力量，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件好玩的事情；将它当作与大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而不是把它仅仅看作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他说：“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过分的自我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使自己活得很好，也应该想办法去帮助别人。”在路遥看来，作家的创作应该是积极性质的，本质上是一种超越自我的自觉行为；作家的写作虽然要从自我出发，但是，他最终必须摆脱自我，走向他人和生活，为此，就必须在自己内心培养自觉的利他主义精神。 文学上的利他主义意味着正确的方向感，意味着作家要将人性和生活向着美好的境界提升。所以，看到当代现实生活中出现财富增加而道德水平下降的现象，看到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现象，路遥便深感焦虑。在《这束淡淡的折光——关于〈在苦难的日子里〉》中，他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则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责任意识和理想主义愿景：“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这种美好的生活愿景，既是路遥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也是他通过文学追求的理想目标。 路遥将他的严肃的生活态度、成熟的生活原则和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灌注到自己的小说写作中。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卢若琴，还是《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无论是《人生》的巧珍和德顺老汉，还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和田晓霞，都属于那种具有高尚的生活态度的人。在《平凡的世界》中的主要人物身上，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光芒特别绚丽夺目。孙少平对生活的态度和理解，显示了一个优秀的文学人物应该具有的道德精神。他克服流行价值观的影响，身上没有丝毫的拜金主义的庸俗气味；他知道，财富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所以，他劝发了财的哥哥孙少安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来，“无偿地奉献给社会”： 是啊，我们过去太穷了，我们需要钱，越多越好。可是我们又不能让钱把人拿住，否则我们仍然可能活得痛苦。我们既要活得富裕，又应该活得有意义。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是我们活得要有意义…… 孙少平的生活哲学，朴素而又深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体现着一个青年奋斗者最宝贵的人生态度和价值理念。难能可贵的是，孙少平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切切实实地按照自己的道德主张和人生理想来生活。他正像田晓霞所理解和评价的那样，“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同时，还得坚持“不放弃最重要的精神追求”，“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正因为在如此沉重的人生重负之下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爱和责任，依然充满对未来的热情和向往，依然不曾丧失人的尊严，他才成为中国当代小说作品中最令读者喜爱的人物形象之一。 接下来，我们看看路遥对人和生活的态度，看看他的生活哲学，与托尔斯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哲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和相似性，从而进一步认识托尔斯泰对路遥的影响。 路遥在《关于〈人生〉的对话》中说：“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处处都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人们的思索。优秀的作品，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这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显然，托尔斯泰对生活的态度，他在作品中思考和叙写生活的经验，引起了路遥的共鸣，也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和极大的影响。这种文学上的内在影响，虽然无法用数学方法进行一一对应的量化分析，但是，可以从整体上进行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相似性比较。很多时候，文学上的影响，类似于阳光和空气对一切生命的影响，其影响的力量和结果，最终体现在受影响者的精神生活中，体现在他的创作和作品中。 托尔斯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哲学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利他主义，一个是博爱主义。“人类之爱”是托尔斯泰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生活中需要这样一些“新东西”，即“尊敬一切人，爱一切人，关心他人，尽可能克制自己以及个人的利己的快乐”；他对善的胜利充满信心，“人类之恶定将被人类消灭，人类的使命和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此。人们将要为此工作，也正在为此工作，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为此工作呢？”他在《我不能沉默》中说，仅仅爱自己的家人是不够的。真正的爱，应该是“人类之爱”：“你们爱谁？谁爱你们？是你们的妻子吗？你们的孩子吗？但这并不是爱。妻子和孩子的爱不是人类之爱。动物也会这样爱，而且爱得更强烈。人类之爱是人人相爱，是爱一切人，象爱神的儿子因而也爱弟兄一样。”他认为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也是一股被人们忽略的力量。他在给谢苗诺夫的信中说：“爱是一股极大的力量，只是我们往往没有看到它的作用的力量而已。”只有在人们的内心唤醒这个力量，人类的生活才会得到改变。这样的伦理思想，虽然具有明显的绝对和抽象的性质，但也包含着足以激发人们的善念的热情和力量。到了晚年，托尔斯泰仍然坚信自己所发现的真理，即“要爱所有的人，全部生活的安排，都要从能够爱所有的人出发”。路遥虽然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用理论的语言系统地表达过自己的伦理思想，表达过自己对爱的情感和精神的理解，但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在这句话里，包含着路遥的伦理思想和爱的哲学。对路遥来讲，同情就意味着爱。强调对所有人的普遍的同情，就意味着强调对所有人的普遍的爱。这显然是一种伟大的态度和情怀。就对人的爱的态度来看，路遥与托尔斯泰有着显而易见的一致性。他们的这种一致性，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深刻地理解了爱并赞美爱的文学。 生活是托尔斯泰所有作品的总的主题。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关于生活的思考和叙事。他要建构一种理想的生活，一种以善和爱为基础的生活。他要找到那个传说中的“小绿棒”，上面写着可以让所有人获得幸福的秘密。他终其一生，都在探寻这个可以让全人类获得幸福生活的秘密。所以，对托尔斯泰来讲，文学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现象，也不是纯粹的唯美主义现象。它意味着严肃的责任和沉重的使命。1857年，托尔斯泰在写给鲍特金的信中说，屠格涅夫想说服他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文学家应当只做文学家”。他的回答是：“这不是我的本性。”他拒绝那种脱离甚至逃离生活的文学。所以，他对当时的俄国文学并不满意：“我国的文学，就是说诗歌作品，如果不是不合理，那也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一点我仿佛同您争论过），所以要在其中建设全部生活”。在托尔斯泰看来，伟大的文学就是善的文学，就像他在1889年5月20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善是真正的艺术的标志。”这种善的文学观和艺术理念，具有天然的理想主义色彩，就像托尔斯泰自己所界定的那样：“艺术是一种塑造应有的事物、塑造一切人都应该追求的、给人以最大幸福的东西的本领。”这种善的理想主义的生活原则和生活态度，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信奉不渝。他的文学写作的使命，就在于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培养人们对生活的善的态度和爱的能力，从而完成“建设全部生活”的使命。 托尔斯泰的小说，一方面以完美而客观的方式塑造人物，一方面又以热情而深刻的方式思考生活和讨论生活。他的小说里，总有一个生活的思考者。他们与作者的情感和思想高度契合，几乎可以被视为特殊形态的作者形象。完成于1863年1月的中篇小说《哥萨克》，是托尔斯泰探索人生的具有奠基性质的初始文本。此后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不过是这部小说的生活探讨内容的丰富和深化，而其中的安德烈、彼埃尔、列文和聂赫留多夫，不过是《哥萨克》中的奥列宁的变体和发展。奥列宁浪迹高加索，痛苦地探索着生活的目的，思考着幸福的真谛： 他开始追忆昔日的生活，他讨厌自己了。他觉得他是个要求过多的自私自利的人，事实上他并不需要什么。……他心里豁然开朗了。“幸福，哦，对了，”他自言自语，“幸福就在于为别人而生活。这是明明白白的。人天生要求幸福，所以这是合理的。想通过自私自利的办法去满足这种要求，也就是说为自己追求财富、荣誉、享受或者爱情，客观条件倒可能不允许你去满足这些欲望。由此可见，不合理的是这些欲望，而不是要求幸福这件事本身。有哪些欲望可以不问外界条件而能得到满足的呢？有哪些？只有爱，只有自我牺牲！”他觉得这是新的真理，如今发现了，感到十分快乐兴奋。他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找寻着，他可以为谁牺牲自己，可以为谁做些好事，可以把谁作为爱的对象。 从奥列宁的话语里，我们分明听到了孙少平的一部分心声。从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我们读到了路遥作品所表达的一部分生活理念。路遥所赞美的利他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对拜金主义和自私自利行为的批判，与托尔斯泰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多么相似。虽然路遥主要通过描写人物在日常细碎生活中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充满现实感和理想主义热情的生活哲学，而托尔斯泰则主要是通过描写人物在心灵内部的思索和忏悔，来表现自己的充满宗教意味的生活哲学，但是，从生活的基本态度来看，他们的小说属于同一类型：都可归入利他主义的精神谱系，也都可以归入“生活探索叙事”的小说谱系。 1865年，托尔斯泰在写给波波雷金的信中说，艺术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们热爱生活：“如果有人对我说，我写出东西，现在的孩子过二十年之后还会读，并且在阅读的时候会哭泣、发笑和热爱生活，那么，我会为这部书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他有自觉的人民意识和大众意识。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了艺术对于生活的任务：“艺术的任务应当是把真理之光带到生活中，照亮生活的黑暗，指出生活的真正意义。”在托尔斯泰看来，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也是艺术的任务：“艺术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使人们相互亲近。”1906年6月，他在与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谈话中，也提到了艺术在培养人们感情方面的责任：“真正的艺术应该唤醒人的美好的感情……”1908年9月2日，他写信给安德烈耶夫，批评“当今的作家”总是“想用奇特的、标新立异的作品来使读者大吃一惊”，但也赞扬了安德烈耶夫的作品的“目的是善良的”：“希望有助于人们谋得幸福。”托尔斯泰的这些文学主张，全都与人的感情和生活的意义密切相关，既表达着一个作家的美好愿望，也是他对文学真理的深刻认识，是任何一个具有起码的责任意识的作家都会认同和接受的。 路遥不仅在关于文学创作的文字里，表达过与托尔斯泰的这些文学思想和伦理思想几乎相同的主张，而且，在他的进入自觉期以后的几乎所有作品里，也都在实践着这样的思想和主张。他的写作是发着光和热的。他的几乎每一行文字都表达着对人们和生活的美好情感，都在激发人们热爱生活，都在鼓励人们勇敢而正直地生活，都在提醒人们善待别人，都在帮助人们既为自己也为别人谋求幸福。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路遥是托尔斯泰文学精神的继承者。 三、对人物的态度：同情、肯定性与复杂性 人物是小说内部世界真正的主人。一部小说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固然决定于作者对自己和人生的态度，决定于作者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是否诚实和深刻，但是，这还不够。一部小说作品是否成功，最终决定于作者对人物的态度，决定于他是否能塑造出有个性、有生命的人物形象。 那么，托尔斯泰在对待人物的态度上，有些什么样的宝贵经验呢？这些经验又如何影响了路遥对人物的态度和塑造人物的方法？ 托尔斯泰塑造人物的态度和方法，体现在两个主要原则上：一个是肯定性的原则，一个是复杂性的原则。 所谓肯定性原则，就是同情和理解人物的态度和方法，即尊重人物的人格，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通过设身处地的移情体验，来写出人物真实的心理和性格，竭力写出人物内心善良而美好的一面，而不是以冷漠的态度和无情的讽刺，来丑化人物，把他们写成一群怪物。 塑造人物的肯定性原则，实质上是一种用爱和同情的态度对待人物的原则，是发现人物身上的美质和闪光点，进而创造可爱人物和优秀人物的积极的原则。对托尔斯泰来讲，文学的生命和力量最终来自善和爱。没有善的态度和爱的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和文学。他甚至希望文学能像音乐那样显得温暖：“要是在文学作品中能遵循音乐表现的手法就好了。没有讽刺、没有恶感，只有好心肠与忧伤。”他对狄更斯评价很高，特别赞同“贯穿在狄更斯作品中的那种精神上的积极因素”。同时，他尖锐地批评那种态度超然、追求纯粹客观性的文学，认为“纯客观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也是很可恶的”。至于对人物的凶狠态度，更是一种病态的情感和消极的倾向。1856年7月2日，他在写给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说：“只有在正常状态中才能做出好事，才能把事物看清楚。所以我很喜欢您最近的诗作，它们充满忧郁，也就是爱，而不是凶恶，即仇恨。明智的人身上是永远不会有凶恶的，您身上则比其他人身上更少些。……而我们这里非常喜欢凶恶。”年轻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不应该过度渲染普通人身上的缺点和劣根性。在写于25岁那年的日记里，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普通人生活中充满劳动和困苦，因此比我们这样的人高尚得多，我们再到他们身上去寻找恶劣的东西来加以描写就不大好了。他们身上有恶劣的东西，但是谈到他们的时候，最好（象谈到死者那样）只说好话。”1891年1月13日，托尔斯泰写信给查索吉姆斯基，批评他的小说虽然写得很美，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即过分地强调了人物的“坏处”。他反对那种对小人物的无节制的讽刺，因为，这样的讽刺缺乏对人物的同情和尊重。在他看来，屠格涅夫的小说，就缺乏对人物的积极态度和正常情感。1860年2月23日，托尔斯泰在写给费特的信中，批评屠格涅夫的《前夜》和《贵族之家》用了太多的“反面手法”：“对人物缺乏人道主义同情，而对那些丑陋的人物，作者只是谩骂，没有怜悯。”1886年2月，他在给季先科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他的短篇小说《罪人》，认为其中的片面化描写，会让读者“只能够看出罪恶并非罪恶，或者感到绝望”，并指出他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受了“否定生活的老爷文学和拜伦派文学的影响”。1908年2月11日，在写给多克希茨基的信中，托尔斯泰近乎谴责地批评了阿尔志跋绥夫和他的小说《萨宁》：由于阿尔志跋绥夫“危害到许多人”，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对他的仇恨”；阿尔志跋绥夫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的情感、态度和思想出了问题：“他不描写任何一种真实的人的感情，而只描写最卑下的动物的动机。他也没有任何自己的新思想，只有屠格涅夫称之为‘相反的老生常谈’的东西。” 显然，在托尔斯泰看来，塑造人物的肯定性原则，具有关乎写作成败的意义。它体现着一种文化教养，意味着对人的爱和尊重。只有按照肯定原则来塑造人物，才能在读者内心引起积极的反应，才能最终实现所有那些善的目的，即帮助人们认识到生活的意义，使人们看见那些真正美好的人和德性，从而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向善的冲动。 因为用肯定性的态度和原则塑造人物，所以，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总有很多令读者喜爱的人物。托尔斯泰也会写出人物的缺点——娜塔莎在恋爱时的轻信和冲动，安娜·卡列尼娜的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多疑心理，彼埃尔的迟钝和随顺，以及安德烈的敏感和固执。但是，他着力刻画的却是他们身上美好的、闪光的东西。娜塔莎的纯洁和可爱，安娜·卡列尼娜的高贵气质和对自己内心的忠诚，列文的高尚和善良，彼埃尔的单纯和宽忍，安德烈侯爵的勇敢和执着，聂赫留多夫的忏悔意识和自我救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托尔斯泰写出了人物精神的发展和人格的成熟，甚至写出了他们优秀的品质和伟大的精神。例如，彼埃尔到最后就成了一个让人尊敬和喜爱的人：他变得“更聪明，更有眼光”，更重要的，更懂得爱了：“他不像过去那样要在人们身上找到个人优点才爱他们，现在他的内心充满爱，他无缘无故地爱人们，并且总能找到值得爱的理由。”以积极的“无缘无故”的态度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塑造小说中的人物，这就是托尔斯泰在文学上之所以伟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复杂性原则，就是不以简单的善恶标准来衡量人，而是写出人物复杂的人性图谱和心理活动。这个原则既体现着伦理上的求善态度，也体现着现实主义的求真态度。复杂性原则意味着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人物精神的矛盾性和变化性。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矛盾体，而不是一个单纯而静止的人格和心理状况。托尔斯泰在《论生命》中指出，在人的身上存在两种冲突的意识：“动物人”意识与“理性意识”；前者是低级的，甚至是恶的，而后者则是高级的和善的，是真正属于人的意识；所谓生命就是动物人服从理性和爱的原则，并确立“对世界的新态度”。在托尔斯泰看来，一个人物的“生命中可能包含恶，但生命本身不可能是恶”。在人的内心发生的善与恶、本能与理性的冲突中，最后都是善和道德理性占了上风。相信善在复杂人性中的绝对主导作用，这是托尔斯泰特别伟大的地方。托尔斯泰的几乎所有作品，都表现了善对恶、爱对恨、道德理性对本能冲动的胜利。 因为用以善为主导的复杂性态度和原则塑造人物，托尔斯泰很少在作品中塑造绝对的恶人。即便在那些被他尖锐批评的人物身上，他也会写出他们内心那些人性尚未泯灭的善念。《魔鬼》中的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焦虑和良心的痛苦，最终选择了自杀，显示了善对恶的含着悲剧意味的胜利。《复活》中的聂赫留多夫会良心发现，会努力完成良心上的自我救赎。《黑暗的势力》中的尼基塔最后也会觉悟，知道自己的罪孽，请求父亲的饶恕。就连《战争与和平》中的傲慢而冷酷的拿破仑，也会被战场上的可怕景象压倒：“人类的感情刹那间胜过了他长期追求的生活幻象。他亲身体验到他在战场上看到的苦难和死亡。他头脑沉重，精神压抑，想到他也可能遭到这样的痛苦和死亡。在这一刹那，他既不要莫斯科，也不再要胜利和荣誉。他还需要什么荣誉呢？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休息、安静和自由。”这样的描写，不仅具有强大的艺术说服力，而且，还体现出一种公正的写作态度和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在人物塑造上，托尔斯泰对路遥的影响非常大。路遥对小说写作要“从人物之间关系出发”的认识，就来自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构思“草图”的启示：“托尔斯泰的每个草图，开始往往都比较简单：一两个人物，关系也比较单纯，后来经过不断交织，使作品中的人物都有机会有条件‘见面’并形成冲突。《安娜·卡列尼娜》上百个人物，《战争与和平》人物更多，但这里所有人物都能形成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作家描写的空间，实际上作家的主要功力也就在于此。”路遥自己就用这种“草图”的方法来组织人物关系。当然，在人物塑造上，或者说，在对待人物的态度上，路遥与托尔斯泰的共同点，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肯定性和复杂性这两个主要的原则上。 像托尔斯泰一样，路遥对人物抱着同情、理解甚至爱的态度，所以，他始终用肯定性的原则和方法来塑造人物。托尔斯泰不允许自己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写作，尤其反对那种试图“教训人民”的傲慢态度。路遥也用一种低姿态的诚恳态度来塑造人物，同样不允许自己态度傲慢，在人物面前指手画脚，更不允许自己以一种简单化的态度来批判和讽刺他们，而是要怀着充分的敬意来塑造他们。 在《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一文中，路遥表达了自己作为普通劳动者对劳动大众的理解和态度：“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痂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无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过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这种态度影响下的写作，就是体现肯定性原则的写作。路遥在塑造孙少平的时候，一方面，真实地写出了生活的严峻和苦难，细致地叙述了他奋斗的坎坷和艰辛，但是，另一方面，也写出了这个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辉和人格力量，写出了他的坚韧而乐观的生活态度。在自己的恋人田晓霞牺牲之后，孙少平深刻地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 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像往日一样，正常地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做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欠缺的部分呢！ 通过这样的肯定性描写和叙述，孙少平被塑造成了像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列文和聂赫留多夫一样的人物形象。他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成长，成了一个让读者喜欢的“肯定性形象”，甚至使读者对他产生了朋友和亲人一般的感觉。 像托尔斯泰一样，路遥也注意到了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复杂性问题，并用复杂的态度和原则来塑造人物。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我们会发现十恶不赦的坏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几乎没有。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他又在《东拉西扯谈创作（二）》中这样说道：“要在作品中很好完成写人的任务，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怎么看待实际生活中的人。过去有的作品对人物处理比较简单：好人、坏人，最多增加一个层次，来个中间人物。我觉得人类社会生活不这么简单。人是很复杂的，在实际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人，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个认识，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很重要的。……作家看待人的层次绝不能简单化，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人不复杂还有什么复杂呢！”即便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都比较简单的农民阶层，也都是复杂的，然而，我们的文学对人物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一种简单状态”。他通过大量的阅读，“检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也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 我印象最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而将这种印象交叉地和我同时阅读的中外名著做一比较，我便对我国当代文学这一现象感到非常的不满足，当然也就对自己当时的那些儿童涂鸦式的作品不满足了。……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了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 显然，路遥的“挑战性尝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即对人的态度和原则问题。他要用一种复杂的眼光来观察人物，要用一种爱的态度来对待人物，要用一种同情的态度来理解和塑造人物。 按照复杂性原则，作者就不应该把人塑造成毫无杂质的好人，或者一无是处的坏人，而是把他们塑造成人本来的样子，塑造成一个多面性和复杂性和谐统一的人。这样一来，即便是对那些有着明显的性格缺陷和道德缺点的人物，例如高加林、田福堂、孙玉亭和王满银，路遥都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甚至不忘记展示他们身上可爱和亲切的一面，决不对他们进行简单化的嘲笑和否定。在《〈人生〉法文版序》中，他一方面告诉法国读者，高加林的悲剧“有着明显的社会和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又联系自己的人生经历，感同身受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物的博大而温柔的同情态度：“我自己就是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的。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生活的青年。我永远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即使我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的宽容态度。”路遥所说的“兄长的宽容态度”，既是符合人性原则的态度，也是符合小说叙事伦理的态度。这是很多伟大的小说家对待人物的态度。 总之，在对人物的态度上，在塑造人物的两个重要原则上，我们看见了路遥与托尔斯泰的相似性，也看到了托尔斯泰对路遥的巨大影响。正是由于接受了这种影响，路遥才在对生活和人物的态度上表现出高度自觉的意识，才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极为成熟的能力，才在小说写作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当然，无论就精神的开阔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来看，还是就叙事内容的丰富性和艺术表达的完美度来看，42岁便去世的路遥，并没有达到托尔斯泰的高度和境界。他的生命终止于他的文学事业即将获得更高提升和更大成就的时刻。尽管如此，他也是一个堪称伟大的作家，是一个无论在伦理精神上，还是在文学成就上，都达到很高境界和很高水平的作家。 结语 作家的态度是小说写作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自我的态度、对人和生活的态度、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的态度，显示出一个作家精神境界的高下，也决定着他创作的成败。 优秀的作家对自己有着很高的道德要求和文学要求，所以常常冷静地审视自己，甚至尖锐地否定自己。他们热爱人和生活，也同情和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他们用肯定性原则和复杂性原则来塑造人物，显示出一种真实的美学效果和积极的伦理效果。托尔斯泰和路遥都是这样的优秀作家。 在一个道德价值观和文学价值观混乱的语境里，当许多当代作家依然停留在不成熟的写作状态时，托尔斯泰和路遥的生活态度和文学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就特别值得我们珍惜。以托尔斯泰和路遥的经验为镜像，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某些中国当代作家在小说写作上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作者对待自我的态度和塑造自我形象的原则问题。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命题。承认作者与作品内在一致性的人们大多强调人与文的关系，因而要求作家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和伦理自觉，从而写出人与文之间和谐统一的作品。然而，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来，一种分离主义的文学主张渐渐占了上风。在这种主张看来，作品一旦完成，就脱离了作者的控制，与他无甚关联，因此，我们既不必根据作者的意图阐释作品，也不必在其中寻找作者的存在。作品诞生后，作者死掉了，读者为王矣。这种取消主义的阐释学理论，不仅助长了读者在阅读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也助长了作者在写作上的放纵意识和狂欢倾向。在那些将小说写作游戏化的作家那里，在那些“零度写作”模式的作品里，嬉皮士式的任性和胡闹，内容上的苍白和无意义感，可谓所在多有，屡见不鲜。 托尔斯泰和路遥都属于那种承认并强调作品与作者内在一致性的作家。他们诚实而坦率地在作品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把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人格整个投入自己的作品中。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看见了人物和故事，也看见了作者自己的存在，了解了他的性格和心灵，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形象。他懂得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懂得和平的意义——“和平是人类社会最高的物质幸福”，懂得爱情的秘密，懂得幸福的真谛，懂得几乎一切生命——包括一棵树、一匹马——内心的愿望和理想、恐惧和哀愁、欢乐和希望。 路遥则在自己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形象。他虽然体验过很多的人生挫折和精神痛苦，却以英雄般的韧性和毅力超越苦难。他不仅战胜了命运，也战胜了自己的成功。他了解底层大众的生活，理解农村青年内心的梦想和痛苦，并与他们息息相通，痛痒相关，像对待亲人一样善待他们。他在沉重的“人生”和“困难的日子里”，看见了生活的严峻的面孔，也看见了那些像大地一样宽厚的爱，像阳光一样温暖的真情；他在“平凡的世界”里，叙述着底层青年奋斗的艰辛，描写了被生活的巨石碾磨出来的血痕，但也以充满爱意和诗意的文字，赞美了爱情、亲情和友情，赞美了大地、阳光、河流，赞美了生活的美好。他所塑造出来的自我形象，是一个让读者热爱和信赖的优秀作家形象。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时代的那些经验并不成熟的著名作家，却忽略了自己在作品中的存在，认识不到在作品中塑造自我形象的意义。他们所描写的生活与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是隔绝和脱节的。他们既不在作品中真实而深刻地呈现自己，也很少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写作。他们作品中的自我形象是苍白的、虚假的，甚至是丑陋和缺乏教养的。那些只将小说当作“安妥自己灵魂”手段的作家，陶醉在自己虚构出来的颓废而混乱的叙事世界里，常常通过歪曲性地塑造人物，通过对情节的任性编造，通过表现低级的趣味，通过粗鄙而泛滥的性描写，来凸显自己的存在，来获得惊听回视的效果，来达到释放自己压抑情绪的目的。他们的写作，既唐突了生活和文学，也侮辱了人物和自己。我们在《废都》《怀念狼》和《猎人》等小说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文学病相。 其次，是对生活的态度问题。托尔斯泰和路遥把文学看作叙述和探索生活的艺术。他们严肃地探讨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对他们来讲，文学是人生观的形象化展示，而成熟的人生观则是文学的价值基础。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文学的意义和力量，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它所表现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假如没有这样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任何作家都不可能深刻地理解生活，也不可能完美地表现生活。路遥之所以在精神境界和影响力上高出许多当代作家，就在于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和热情的，他的人生观是高尚而伟大的。 然而，我们时代的那些意识和经验都不成熟的“著名作家”，则缺乏这样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成熟的人生观。他们只看见生活中的丑恶、污秽和荒诞，却看不见生活中那些纯洁、健康和美好的东西。一位著名作家说：“不是我太荒诞了，而是我们的生活特别荒诞。可能每个作家观察生活的眼光是不一样的，鲁迅看到家乡的都是痛和恨，沈从文看到的都是湘西无限的美，我恰恰觉得，生活中的美几乎少到不在，而荒诞的东西多到无处不在，它不是走进你眼睛里来，而是一下子、一下子打进你的眼睛里来，打进你的心灵里去。”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优秀的作家绝不会只看见生活的一个面向。鲁迅也看到了故乡的美和诗意，沈从文也看见了湘西的野蛮和丑陋。他又在一次演讲中说：“就小说而言，总括起来，一定逃离不开这样一句话：要伟大和崇高，必然要世俗和庸常。”他对复杂而多样的生活，进行了简化理解和片面概括，赋予它抽象而单一的性质。他不知道，生活从来就是多样和多面的，其中不只有荒诞、丑恶和痛苦，也有美丽和诗意、有爱和幸福，有庄严和神圣。他似乎也没有领悟并解释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伟大和崇高”与“世俗和庸常”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同一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对立关系。只有具有强大超越能力的作家，才能最终超越“庸俗”，写出真正崇高和伟大的作品，否则，就只能做出一锅杂七杂八、稀里糊涂的乱炖。只看取生活的一个侧面，并以这一侧面为生活的全部，或者，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混为一谈，都是站不住脚的，也是非常有害的——既对文学有害，也对读者有害。如果只看见人性和生活的背面，而忽略它们的正面，那么，这样的文学，在认知上是错谬的，在精神上是残缺的，最终很难成为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文学。像《檀香刑》《酒国》《蛙》和《狼图腾》这样的小说，就过多地渲染了人性的恶，甚至将恶的原则奉为生活的“图腾”，就属于在对人和生活的态度及理解上存在严重问题的作品。 再次，是对人物的态度问题。这是考察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也是影响其创作成败的重要因素。托尔斯泰和路遥同情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尊重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理解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总是努力写出他们身上的美质和闪光点。他们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完美地体现在肯定性原则和复杂性原则上。就像托尔斯泰和路遥的经验所昭示的那样：作家不应该将自己笔下的人物看作“物”，而应该将他们看作“人”；小说家要尊重和理解出现在小说中的男男女女，要同情甚至爱着那些幸福或不幸的人，而不能对他们进行恣睢而任性的话语施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作家并不是绝对的主宰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要充分尊重人物，在彼此之间确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而正常的关系。 然而，我们时代的某些作家，却不懂得尊重人物，而是把他们看作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件。他们对人物的态度是冷漠的。一个冷漠的人无法正确理解生活，也无法深入理解他人。在写作时，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倾向于把自己当作一个超然的主宰。一位著名作家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他是自己所创造的“文学共和国”的“国王”，每当他拿起笔，他就“饱尝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这不是对待人物的正常态度。它反映出作家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一个极端主观和任性的作家有可能成为“著名作家”，但却很难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比较起来，托尔斯泰和路遥面对生活和人物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更加人性化、更加健康的态度。 总之，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只有抱着积极的文学态度，才能写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我们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要想写出无愧于生活和读者的作品，我们就应该像托尔斯泰和路遥那样严格地对待自己，认真而庄严地对待生活，并以爱和同情的态度对待人物。我们应该给读者塑造一个值得尊敬的作者形象，展示一幅充满现实主义内容和理想主义激情的生活图景，贡献一群真实、鲜活而充满魅力的人物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