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钱谷融 文学思想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由“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这几个重要段落构成。回望当代文学7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感受到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70年。特别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摆脱了工具论的影响,经历着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到当下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开放的、丰富的文学形态。 一个理论命题的价值和意义与其是否有效地抵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具有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成正相关。钱谷融先生发表于1957年的《论文学是人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文本,是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中,第一篇系统阐述“文学与人学”的理论文章,融汇了他对文学核心问题的思考与发现,不仅对于我们回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的变化和演进,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至今释放着理论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力,更重要的是钱先生的人学思想不是教条僵化的理论,而是他从人生经验和艺术审美体验中来,又回到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和审美评价中去,形成文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的融会贯通,构成钱谷融文学评论的独特魅力。 一、 “人学思想”与“时代处境” 如同作家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批评家也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但作家和批评家如何面对和认识自己的时代,如何在自己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呈现自己对时代的认识,对于作家和批评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1957年的时代氛围中,未至不惑之年,还是一个青年评论家的钱先生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实属难能可贵,这篇名作谈到了五个问题: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 高尔基有过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见,最初是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看来的。钱先生曾请教过戈宝权先生,请他将高尔基表示这一意见的出处译出,并写给了他。钱先生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引导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 他在文章中深入浅出地论述:“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作品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文学要达到启发人,改善人的目的,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的注意为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必须从人出发,以人为注意的中心。” 他还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述:艺术之所以区别于历史,是在于历史讲的是人类的生活,而文学艺术讲的是人的生活。他认为屠格涅夫的论说中肯而扼要,“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 钱先生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旁征博引,具体阐述了个体的人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学与人学的天然联系,大胆批判了“工具论”,将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和手段。他认为,文学的对象、题材应该是人,写人物就是为了探究人性,为了人本身。 钱谷融的“人学思想”真正接续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启蒙思想,如空谷足音,引起了文坛巨大反响。无论是1957年发表论文后,由于极“左”思潮的风行,面对全国范围的批判,特别是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间,这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20年,历经时代的嬗变,穿越岁月的风雨,钱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人学思想”的“时代处境”中,始终坚守修辞立其诚。“人学思想”的提出、阐发与坚守,体现了钱先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对文学的思索,对人性的追问,在艺术理论上独辟蹊径的勇气和才华,在思想上深入探究的锋芒和力量。 二、文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的融合 钱先生一生在高校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无论是他的人学思想,他的学术建树,还是他的文学批评,他对学生的培养,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直在高校中教学和研究,在学术体制的规范和磨炼中,没有钝化他对文学创作的敏感,也没有滋长理论的教条,空泛地分析文学现象。 钱先生赓续了从茅盾先生开始的作家作品论这一文学批评的形式,他是慧眼识珠的文学评论家,他成功地选择了文本,并对文本做出了经得住时间淘洗的解读。 钱先生指出:“文学把人和人的生活当作一个整体,多方面地、具体地来加以描写和表现。社会科学中所出现的人,只是一般的人,具有一定的阶级和阶层的共性的人。在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人,有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人。文学作品中的生活,是由具体的人的具体活动构成的,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以综合的、整体的、流动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形式出现的。我们说文学是反映现实的,但是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现实,它应该转化为人的具体活动,转化为人和人的具体关系;应该结晶为人的生动的思想感情,结晶为人的独特的、活生生的个性。”“一个作家,即使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现实生活非常熟悉,他心目中要是没有一个或几个使他十分激动,不能忘怀的人物,他还是不能进行创作。一部世界文学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生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生活史、成长史。” 这些睿智的洞察和识见闪耀着钱先生“人学思想”的文学之光,表明他对文学创作中人物塑造有多么重视。在《论“文学是人学”》发表3年后,钱先生完成了《〈雷雨〉人物谈》,这是他对曹禺戏剧语言和戏剧人物的精要分析,生动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审美原则,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分析的典范,他从文本细读入手,对人物深入细致,出神入化的分析,形成了他文学批评的独特品格,呈现了杰出批评家的文学史视野、价值判断、审美体验和语言天赋等综合能力。 他以生动传神的语言描述比较了三个戏剧大家的艺术特点。在杰出的剧作家之中,最吸引他、最让他喜爱的有两位:一位是莎士比亚,另一位是契诃夫。如果为曹禺的作品找寻精神上的近亲,他就有条有理地提出莎士比亚和契诃夫这两个来。 “正像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剧作,都是最好的戏剧,又是最高的诗一样,曹禺的剧作也是戏剧类的诗。然而在总的风格上,这三个人又是各不相同的。莎士比亚是鲜明而奔放的,契诃夫是朴素而深沉的,曹禺则是清丽而含蓄的,他的清丽,使他与莎士比亚接近,他的含蓄,也使他接近契科夫。莎士比亚长于谱声,他的剧作很像乐曲,如管弦齐奏,八音协作,而嘹亮悦耳,自然和谐。契诃夫善于设色,他的剧作有如水墨丹青,但见烟云缭绕,气象蓊郁,而山幽林深,慨寄无穷。曹禺擅长人物刻画,他的剧作仿佛精塑浮雕,无不轮廓分明,神情宛然,宜嗔宜笑,呼之欲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最吸引我们的是明朗的音调和鲜丽的色彩;契诃夫的则是幽远的情调和深邃的意境;而曹禺则以其紧张的戏剧场面、活生生地处于矛盾冲突中的现实人物,而紧紧地攫住了我们的心灵。” 钱先生从最真实的审美体验开始,丝丝入扣地分析作品的艺术魅力,他的人学思想不是教条僵化的,而是他的人生经验和艺术审美体验的结晶,同时深入地贯彻到他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和审美评价中去。 三、真实真诚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戏剧理论家田本相教授在《论钱谷融先生的人学思想》中指出:“尽管,人们已经对先生的艺术理论,尤其是‘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已经做出定评,但是,我认为仍然有着深入探讨的空间,特别是将先生的全部著作联系起来,即发现它有着它的整体的追求和内在逻辑,我将它概括地称作‘钱谷融的人学思想’。钱先生的人学思想,不仅有着它独特的学术价值,更有着不可忽略的当下的价值和意义。” 田本相教授的论述精要地阐释了“钱谷融的人学思想”是有机整体,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的文学研究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和意义。的确钱先生的文学理念并没有过时失效,而是能够分析当下的文学现象,与当代的文学创作构成对话关系。 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世界的目光聚焦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她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成为我们认识和探讨她作品的关键词。诺奖对非虚构写作的重视,让我们又一次关注真实性这个问题。当然小说的“真实性”与非虚构作品中的“真实性”不同。一位评论家认为,“真实”,涉及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而这个认识和判断,存在着纷繁的矛盾和分歧,这使“真实”变成了一个极具难度的目标,对作家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能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钱先生发表于1979年的《真实与真诚》一文中,谈到真实与真诚的关系,如何从真诚达到真实,辩证而清晰。他引用了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序文中的话,“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这需要花很多时间”,使他的写作因此“进行得很慢,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钱先生就此展开精辟的论述:“可见作家要得到真实比真诚更困难。真诚是主观方面的事,真实却要求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一致才能达到,做到真诚首先是态度问题,而做到真实当然就涉及能力和水平问题。就真实而论,既有表面现象的真实,也有内在本质的真实,既有个别事务的真实,也有整体现实的真实。所以要在作品中达到真实,需要作家有真诚的态度,因为真实和真理不是浮在表面的,要想获得,必须下苦功夫深入钻研,如果缺乏真诚的态度,就难以深入,获得真实。” 我们就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例,探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生命力,《平凡的世界》历尽三十年中国社会与时代风云的沧桑巨变,历尽三十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依然能唤起国人内心的强烈共鸣,引起大众和专家共同关注与热议。30年前黄土地上农民真实强烈的人生追求和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他们的故事和命运,为什么能打动当代人的心? 当我和钱先生展开讨论的时候,他思路清晰地分析作家的思想情感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打动我们的力量,正是因为在艺术形象中渗透着作者强烈而真挚的思想感情,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把他从生活中得来的思想感情,凝铸到艺术形象中去,我们在接触到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时,便也接触到了他的思想感情,感受到了他所经历到的激动,他所感怀的欢喜和悲哀。” 路遥对陕北黄土高原上农民有着血浓于水的感情,他对黄土地与中国前景的认识,他对这个时代的变革与农民命运的思考,让他倾尽心力,耗时十年完成了这部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恢宏长卷,小说以中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为背景,展现了黄土高原上农民生活与心灵的真实画卷,小说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群像,揭示了在时代嬗变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命运沉浮,从农民的生存境遇中关注中国的现实,思考中国的问题。 路遥对黄土地和农民怀着深情,才能塑造出有生命的人物形象,深入地思考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关系,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力作。钱先生非常认同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中的论述,把艺术家的感情的真挚程度看成是决定艺术感染力之大小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他进一步阐释,“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艺术家内心经历过强烈的震动,感情受到了巨大的驱迫以后的产物。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是用他的血泪凝铸成的。艺术的魅力,文学的魅力,主要就是从强烈而真挚的感情中来的,而这情感是作家、艺术家灌注到艺术形象中去的。这里为什么强调感情的影响力呢?其实,在艺术作品中,思想与感情是不能分离的。在那里,思想是感情的升华,感情推动着思想,两者是合二为一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在冲破十年极“左”思想的禁锢后,各种文学新思潮风起云涌,寻根文学,先锋派小说,意识流等现代派文学观念风靡一时,文学创作在形式和技巧上的求变求新令人目不暇接。不少作家纷纷试水先锋实验小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貌似落伍了。路遥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真切的理解,对农民的命运有着深入的思考,面对当年的文学大潮,路遥不为所动,依然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显示了他内心强大的定力。《平凡的世界》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让我们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有了更多的认识。 钱先生对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在《真实与真诚》一文中早就有过阐释,“现实主义是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是一条广阔的道路,作家要在这条道路上驰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求作家有更多方面的准备,做到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二者缺一,或者二者割裂,都不会有现实主义。1859年5月,恩格斯在他那封著名的论革命悲剧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三者的完美的融合大致只有在将来才能完成,而且也许不一定由德国人来完成。”“要完成恩格斯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任务,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应该树立的目标,我们处在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时代,中国当代作家应该向着这个目标不懈努力。” 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在思想和学术上具有先锋性的文学批评息息相关,文学批评和创作一起推动着思想解放的大潮。这篇发表于1979年的论文,论及了现实主义的重要内涵,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着指导价值,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发展和丰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有着借鉴意义。 四、文艺研究的三种关系与批评的影响力 在一个全球化、新媒体的时代,在一个正被天量信息产能深刻变革的文化生态里,现代人处于众声喧哗信息之海中,特别需要有专业深度、思想力度和人文温度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对于读者的阅读,作家的创作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钱先生在《谈文艺批评问题》一文中,对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有着深透的论述,显示了评论家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担当。他认为,“批评是在创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创作的繁荣,也难有批评的热潮。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大量的作品涌现更需要有批评的鉴别与分析。敏锐深刻,创造性的批评,能对创作起引导的作用,提高创作的质量,促进精品的出现,让优秀之作被更多的人认识。”他列举文学史上的此类情况,比如果戈理写出《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以后,当时俄国的批评家们提出了很多指责、攻击,后来别林斯基给他做了恰当的分析,肯定了这个作品,不但鼓舞了果戈理,也提高了读者的理解和欣赏水平,同时对当时俄国的整个文艺创作也起了有益的作用。勃兰兑斯对当时北欧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莎士比亚,如果没有一代代的批评家,不断地进行分析、阐释和鉴赏,他也不一定会有今天这样的崇高地位,他作品的魅力,也不一定能被大家所充分认识。 中国的社会正在快速地发展和深刻的变革中,作家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这给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提出了新课题和新挑战。文艺研究如何认识与分析作家,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文艺批评如何找到分析问题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钱先生在1981年召开的“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会议上,有过透彻的阐述,他说:“对于文艺作品的研究,我觉得应当注意三种关系:第一,作品既然是生活现实的反映,就有与现实的关系,所以应该研究作品与现实的关系。第二,作品是作家写的,自然又有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就应该研究作品与作家的关系。第三,作品一方面与现实相联系,一方面与作家相联系,这就产生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现实生活不会自动地跑进作品中去,只有当现实生活与作家的心灵相遇,发生猛烈的撞击,并在这种撞击下,迸发出耀眼的、炽热的火焰时,生活现实才能在这种火焰的陶铸熔炼下,转化为艺术作品。因此,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与作家心灵相互作用之下所产生的化合物,所以又应当研究作家与现实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统一联系的,必须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有机地加以研究。” 这些论述提纲挈领地梳理了作家,作品和现实的关系,这些关系是衡量作家的艺术创造力,阐发作品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层面。钱先生对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论述也特别精要:“作品的艺术价值的高下,就要看生活现实、作家心灵以及艺术作品这三者的结合,是不是和谐融洽,以及其和谐融洽的程度而定。真正的文艺批评,就应该是一种关于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心灵,以及艺术作品当中的生活与心灵的关系的研究。所以文艺批评应承担起分析阐明作品的意义,衡量评定作品的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发掘和再创造作品所包含的美的职能。” 钱先生的论述揭示了批评家面对的是作家的作品,但是作家的写作来源于他对人类生活复杂经验的真切感受与敏锐洞察,是他们对个人所面临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在选择生活时遭遇的矛盾与困惑的理解与描述,所以批评家在分析小说的时候,当然也离不开他对时代氛围与社会结构的敏感,对个体的有温度的日常生活的体认。所以有生命力的文艺评论需要评论家对社会结构,现实生活有着宏观开阔的认识和把握,对艺术作品有着探幽抉微的分析和阐释,如《文心雕龙》之所言“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对作家的创作心态有着深入细致的理解与体认,这样的文艺批评才能体现自身价值和影响力。 钱先生还从作家的创作和批评家的评论,这两个层面,分析了文学创作和评论中注重思想和艺术技巧的深度融合,特别论及评论家要有深刻敏锐的思考力,还要有细致丰富的艺术感觉。“作家的创作,总有他的意图,他总是为了对社会、对生活有所爱,有所憎,有所主张,有所匡正才提起笔来的。但他的想法、目的和意图又是包容在生动的形象当中,通过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往往都是比较含蓄的。一般读者不一定立刻就能懂得,就能抓住艺术家的用意和作品的独特呈现,这即使对批评家来说也并不容易。别林斯基说过,那种认为把一部作品的思想意义说清楚是很容易的事的观念,是不对的,这其实是很艰难的事情,只有那些具有深刻的思考力与细致的审美感觉能力相结合的人才能做得到。”他的话表明评论家不但要有深刻敏锐的思考力,还要有细致丰富的艺术感觉、审美体验,而且还要将两者很好地结合,才能写好艺术批评。读者希望评论家能够为他们阐明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内涵,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呈现是一个复杂的,充满个性的创作过程,艺术家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创作手法来呈现他们对生活的观察,认识和理解,钱先生在梳理了作家、作品和现实的关系之后,又从文艺批评的层面展开细致的阐释,他指出批评是作品与生活之间的桥梁,批评家还是美与欣赏的桥梁。 “作家创作艺术作品会采用不同的创作手法,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手法,有的是直接地反映生活,有的是间接地反映生活,有的是明白而直率地反映生活,有的是隐蔽而曲折地反映生活,这许多区别,深浅的差异,也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认识到的,这就要仰仗于批评家的分析和阐释了。 艺术的力量、艺术的价值又取决于它同生活的具体关系。所以批评就应该向读者揭示作品与生活的联系,作者是怎样从生活中撷取题材的,看作品是如何反映生活的。一句话,批评又是作品与生活之间的桥梁,使读者通过作品来理解生活,认识生活。从这意义上讲,批评就有判断、检验的作用。 文艺作品不单是生活的反映,而且是生活的艺术的反映,审美的反映。科学给人以知识,而艺术打动人的感情,给人以美的愉悦。艺术作品不仅给人知识,更是要感染人,给人以力量。所以艺术不单使人懂得生活,懂得应该怎样生活,有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还能向人们展示出艺术境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有审美的作用。正因为有这种审美作用,才使它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格外地深入人心,格外地真切有力。所以契诃夫说,艺术家的呐喊,人们都会跟他走的。我们的艺术作品、文艺创作就要有这种力量。“批评家应通过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的劳动,把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美,转变为让大众容易欣赏、容易理解的美。批评家的作用,还是美与欣赏的桥梁,沟通美与美的欣赏者。在这意义上,批评家又起着美的鉴赏与再创造的作用。” 钱先生论述的批评的三种职能和作用,与他阐释的文艺作品与艺术家、现实生活的三种关系是一致的。三种关系和三种职能的相互对照,让我们透彻地理解创作和评论的关系,文学评论的意义和价值。 “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主要讲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对于批评来讲,是检验、评判的工作;作家与现实的关系,是倾向性或思想性的问题,对于批评家,是解释、说明的工作;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是说作家怎样把他所形成的思想感情,转化为艺术作品,写出他从现实所受到的启示,从而去激励别人。有位艺术家说过,有才能的人写他所能够写的,而天才写他所不能不写的,所以艺术家在生活中没有激动是不能写作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问题,是艺术性问题。这三种关系、三个职能是一致的。” 钱先生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作家与现实的关系,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中细致全面地阐明了好的文艺评论是如何炼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也阐明了文艺批评的要义和价值。在对代表性作品做好深入阐释的基础上,在批评的议题设置、文艺现象认识、文艺热点分析,展开有力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文艺批评,真正形成良好的文艺批评的场域,发挥文艺批评的影响力。犹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艺术家创作思维与形象的关系时,他说:“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也是有力量的文艺批评应该具有的思维方式和艺术韵致。 五、深刻的思考与细致的审美 纵观钱先生的文学批评都是融汇在“人学思想”的基础上,无论是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对人物塑造的分析,还是他谈创作和评论的关系,阐释文艺研究的三种关系,都围绕着情感、思想、价值、审美、诗性等人类精神生活的关键词,都致力于探究人性,捕捉生命中的诗意,艺术审美,体验文学的魅力。他说:“因为人性及其人的存在状态不可能是完美的,可能存在着种种悲剧和磨难。很容易让人悲观沮丧,但是正因为有了诗人,有了诗情和诗意,人们能够体验到人性的美丽和光辉,享受人之为人的内在韵味和愉悦之情。尤其是诗意,这是一种文化与文明的结晶,就像洁净的水、温煦的光一样围绕着我们,使优美的人性得到滋养和庇护。与诗意同在,是人类的一种幸运与幸福。”钱先生对诗意的阐释清晰而透彻,他将诗意,理解成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滋养人性优美的土壤,是人类心灵的自我拯救。 文学的魅力是什么,对于作家和评论家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追问,犹如人对自我的追问,我是谁?可以说作家的每一次创作,评论家的每一次评论都在回答着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命题,而是与创作实践、审美观念,以及审美体验相关的问题。 钱先生的行文总是惜墨如金,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也是要言不烦。1978年,他依据自己在会议上的讲演,整理成一篇重要论文《文学的魅力》。可以说,他对文学魅力的理解已经渗透在他的文学批评和审美实践中,而在与我的一次对话中,他对文学的魅力又有着精要而凝练的概述,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对现实的反映,不同于普通镜子的反射式的反映,它是由作家的心灵这面神奇的镜子所作的独特的反映。通过这种独特的反映,在被反映的生活中,就能滋生出一种迷人的情致和诗意,就会在读者心头自然而然地激发起一种对美、对理想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这种情致、诗意以及对美和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就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说的‘事外远致’,这些也正是古往今来一切真正的作家所万分渴望,所苦心孤诣地追求的东西。这也是你说的文学的魅力吧。” 我们对文学理论的评价和探究也是如此,不是描述僵化的理论肖像,而是激活这个理念,观察它在当下的文化体系和文学现场中,是否还发挥着理论的动能,是否能够分析当下的文学现象,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构成对话。钱先生的“人学思想”和文学评论依然有着生命的活力,他没有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以真切的人生体验,真挚的思想情感投入文学研究,不在于论著的多而厚,艰而涩,而是少而精,深而透,他的文学评论恰如他所论述的,是深刻的思考力与细致的审美感觉能力的结合,这构成了钱谷融文学评论的境界与魅力。 钱先生散淡中的坚守,修辞中的真诚,文学中的审美,生命中的诗意,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传承。他的人学思想,他的审美实践不仅仅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学术成果,让我们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体会和领悟文学的魅力,给我们的心灵世界提供丰富而珍贵的精神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