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拜厄特
    2013年的“世界水日”（3月22日)前夕，英国《卫报》发起一场全球性的征稿活动，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以“水”为主题，想象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对水资源带来的影响，用生花妙笔唤醒和提升民众的水危机意识。活动获得全球各地区作家的广泛响应。英国作家A. S.拜厄特也参与其中，写下了《大海的故事》（Sea Story），表达对全球生态环境、水危机的关切和生态理念。
    短篇小说《大海的故事》讲述因爱的表白行动而引发的海洋生态灾难和一段因此无疾而终的爱情，作者试图以此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自然和其他生物的相处方式，自觉防范和抵制一切破坏环境的习惯和作为，避免造成人为的生态悲剧。
    故事发生在英格兰东约克郡一个叫法利的海滨小城，那里金色的沙滩、长满青草的断崖峭壁，与北面著名的法利布里奇岛构成一派严酷又诱人的自然风光。主人公哈罗德生于斯、长于斯，与大海有不解之缘：他不仅出生在海洋世家，祖父和父亲都从事深海洋流研究，中学教师的母亲偏爱写“热烈的、有关海浪和天气的小诗”，而且连母亲的临产阵痛都发生在海边。在父母的带领下，他自幼在海滩、礁石边玩耍、垂钓，捡拾被海水冲上岸的垃圾和航海遗物。对于伴着潮起潮落，和母亲激情吟诵的海洋诗篇长大的哈罗德，大海是他身心无法分离的家园。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海边的家乡，以教授文学为生。
    他的初恋也萌发在海边。他对研究海洋生物的女孩劳拉一见钟情。还没来得及表白，女孩就启程远赴加勒比海做研究。那是一个遥远得无法鸿雁传情，连电子邮件也无法抵达的茫茫海域。为向远方的女孩表达爱慕，他从一只写满“我爱你”情书的漂流瓶上得到灵感，将一首情诗和信物，包括自己的一缕头发、祖母的一枚玛瑙戒指，都装进一个饮料瓶，将它投入大海。
    作者以全知视角，追踪并详尽地描写漂流瓶的轨迹：从家乡的海域出发，经荷兰、丹麦、挪威、进入北冰洋；再沿格陵兰岛海岸，漂入大西洋，途经纽芬兰岛，到达加拿大东南部，途中几经搁浅和海鸟捣啄，后被寒流带往加勒比海。在那里遭遇“加勒比海垃圾漩涡”，漂流行程最后终止于此。然而，它带给海洋的灾难才刚刚开始。这只承载柔情蜜意的漂流瓶在漂泊路上历经无数次磕碰、撞击和鸟啄，最后四分五裂，瞬间成为海洋生物最冷酷的杀手：绿色的塑料瓶碎片被大海鸟误食，在它返哺给幼鸟后，导致它们被活活噎死；碎成两半的瓶盖先后被两只海龟误吞，结果双双毙命；八目鳗鱼吞食了沉入海底的玛瑙戒指，立刻窒息而死；而那封被海水泡烂的情书则落入鳝鱼之口，经消化、分解，化作海中微生物；其他塑料碎末，有的进了鱼儿、塘鹅的肠胃，有的则汇入垃圾带，漂浮在海面……
    这只漂流瓶没有如愿抵达他心爱的女孩手里，到她手中的是混有瓶子污染、充满各种浮游生物的海水样本。女孩读到的不是爱的告白，而是显微镜下赫然显现的一行字：“人类侵占、污染无主的海洋”。
    故事最后，男孩后来娶妻生子，在海边度过平静的一生；他爱恋过的女孩多年前就已去世——她死于一场海难，而海难的罪魁祸首是漂浮在海上的塑料碎片。它们缠住她科考船的拖网，导致船体倾覆，女孩溺水身亡。
    作者寓于故事始终的是人与自然和非人类的生物之间浑然天成的关联性，比如，故事开头呈现的男主人公哈罗德与大海与生俱来的诸多联系和“巧合”、他对海岛家乡的深深依恋，即人文地理学上的所谓的“恋地情结”，以及他头脑结构酷似大海地形图所显示的“地方感”；还有对女主人公形象的描写，如哈罗德在海边初遇劳拉时，她一身泳衣,看上去“像一头海豹”，以及她在海上科研作业时“如同一位海洋女神”，等等。这些诗意的描写，表达的是作者心中人与周遭环境和生物的某种神秘而天然的亲和以及一体性。故事中，大海还被称为“无主的海洋”，流露出作者对大海本身主体身份的肯定和对它存在权利的主张。然而，长期以来，人类习惯于以地球主宰自居，不仅妄自独尊，还以自己的需要出发，剥削、滥用自然资源，包括海洋资源，甚至把海洋当成了垃圾倾倒场。那个漂浮在大西洋上、“足有德克萨斯州般大小”的垃圾带，就是人类肆意入侵和毁坏海洋的“物证”。作者用不少笔墨，细致入微地呈现了这个“加勒比海垃圾漩涡”的丑陋：它由形形色色的塑料废弃物组成，将本来蔚蓝的大海变得“死一般的惨白”；“在它的下面，在运动着的海平面之下，隐藏着数英寻之深、巨幕般的微型塑料颗粒。犹如一幅波普画，里面有白色的塑料叉子、大酒瓶、牙刷、幽灵般诡异的一团团绳索、瓶瓶罐罐，还有世人的洗衣机及它们的线状物和零件碎片，都埋在一大潭油污里。”触目惊心的画面不仅仅是极大的视觉污染，更是对海洋整个生态系统的致命破坏。劳拉从高倍显微镜里看到的那行字，是作者侵入式的表达，可以说是作者为无言的大海发声，揭露和控诉人类对海洋的肆意伤害。
    当然，主人公哈罗德是一个环保人士，他习惯捡拾和清理海滩垃圾，可以说一向是大海的守护者，而这次他成为海洋生态的破坏者，完全是由于他对古往今来某些生活经验和文化习俗所潜藏的环境风险缺乏意识。小说涉及的向大海投放漂流瓶的做法，可谓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古希腊人拿它来考察海洋洋流的流向，此法至今仍在海洋研究中使用。当然，漂流瓶更多地被海上遇险者用来发送求救信号或留遗言的途径。19世纪爱伦·坡就曾在他的短篇小说《瓶中手稿》中描写了一个去南极探险的青年，在海难中劫后余生，借漂流瓶试图与陆地上的亲人分享自己九死一生经历的故事，引发不少人对漂流瓶传信的无限遐想。而狄更斯在1860年创作的《海上来信》则激发了持久的漂流瓶风潮。总之，漂流瓶俨然是航海时代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符号。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散发的神奇和浪漫色彩依然吸引着不少现代人。据美国《新闻周刊》2015年的报道，自20世纪中期到2015年，大约有600万个漂流瓶投放在海洋，其中约有50万个是用于海洋研究的。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它导致的严重生态问题。漂流瓶几乎都是不可降解的塑料材质，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是永在而不可逆转的。它既是海洋生物致命的杀手，也是全球水体的污染源之一。由于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统辖，类似投漂流瓶之类未经环境风险考量的人类生活经验和文化习俗不胜枚举，它们是构成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不容忽视的因素。
    拜厄特热爱大自然，对生态环境有着深切关怀，她常借作品人物视角和口吻表达对地球的热爱和敬畏之情。比如她在《传记家的故事》结尾，用主人公纳森的口吻说：“只要我们不是不可逆转地去毁坏或削弱，我们深爱的地球将永远超越我们描写、想象和理解它的能力。”在描写上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的小说《巴比塔》中，她塑造了一位“对开始统称为生态研究有强烈兴趣”的女科学家杰奎琳的形象，并借她质疑当时农业领域广泛兴起的“喷洒除草剂”的做法，愤懑地表示“谁也搞不懂他们正在对地球做些什么”。她还写到杰奎琳读完瑞切尔·卡尔森的《寂静的春天》，脑海里满是挥之不去的可怕场景：“她的睡梦中常常出现储油槽、沙漠和腐烂的树枝，湖泊里没有生命，没有鸟儿歌唱。”这与其说是小说人物的担忧和焦虑，不如说就是拜厄特本人的。《大海的故事》虽是“命题作文”，却也正好契合了她长期以来的生态关怀，故事结尾也承继了她对生态危机的终极想象。
    故事结尾急促而简短，呈现一幅人类的末日图景：“整个星球对人类越来越敌意，大火肆虐，洪水吞没街道，冲毁房屋。塑料碎片牢不可摧，永不消逝，漂浮在海面和海面之下。”作者似乎要以这种刻不容缓的短促惊醒人们，灾难近在咫尺。它无不在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自己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与一切非人类相处的方式，警觉那些习以为常却隐藏巨大生态环境风险的行为方式，从思想到行动，珍爱地球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