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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雯，著有《朱三小姐的一生》《好人宋没用》《浮生二十一章》《阳台上》等。作品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俄文等。曾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作品曾获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榜首、华文好书奖年度十大好书等多种奖项。小说《阳台上》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天赋让人有“一切很容易”的错觉，而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邵 丽：晓雯，通过阅读，你成了我眼里的“另类”作家。怎么说呢，这种“另类”，却是对“另类”的一个反动。大致上，之前对你的写作有个判断——这是一位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都比较前卫的年轻作家，相较于传统写作，可算作是“另类”了。但《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我知道，自己的判断必须修正了。这本集子在艺术上的新颖自不待言，而真正触动我的，更是你对于那些历史、以及沉浮于历史中的细节的还原能力，人物，情景，语言，环境等等，真的是让人一边看一边不免产生疑虑，甚而怀疑这怎么可能是一位年轻作家的作品。这就非常了不起了，使得你从普遍的对于年轻作家的“定见”中被区别了出来，所以我说，你成了“另类”之中的“另类”。你的小说语言既一派天成，又有着丰厚的艺术感染力，并且“不事声张”，我想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这种能力你觉得是更多地得益于天赋还是后天的训练，抑或是日积月累的储备呢？ 任晓雯：天赋很重要。写小说可能是我这辈子惟一的天赋。我从小发展过各种兴趣爱好，没一样坚持下来，也没一样做到过出色。我高中读的还是理科班，物理化学都在市区一级得过奖，但那是靠努力做题得来的。 直到后来，我接触了文学，才知道有天赋是什么感觉。在有天赋的领域，随随便便就上手了，随随便便就能做出点样子。我中学时代没读过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进大学后随便看了点现代诗，就写起诗歌来，各种现代主义风格模仿一遍。很快又开始写小说。还没搞明白小说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发表和得奖了。 那时约莫二十来岁，我沾沾自喜，心高气傲，只喜欢跟古灵精怪的才子才女打交道。现在回头看这些人，有的早就不写了，有的还在写，但也面目平庸了。多可惜啊，才华摆在那里，居然没了下文。而我自己呢，说实在的，天赋也没到多惊人的地步，又因着种种损耗，有那么几年也差点丢弃写作。 总结一下走弯路的教训，很大原因就是自认为有天赋。天赋让人有“一切很容易”的错觉。而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有了天赋，还要专注，有了专注，还得刻苦。年轻时老是以为，没才华才需要刻苦。尤其搞文艺的，刻苦仿佛成了平庸的同义词。但其实文学史上的大家，很多是刻苦自律的，只是人们不愿意关注这些无趣的部分罢了。 日复一日做同一件事情，就像在用整个生命跑一场马拉松，没有保持恰当速度和呼吸的意志力，是到不了终点的。我后悔自己在20多岁时看不透这个道理，但也庆幸在三十几岁后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一直很谨慎， 不想把观念放到台面上 邵 丽：《浮生二十一章》显然是一个充满了中国况味的命名。庄子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这是典型的东方式哲学，将其兑现为美学的表达，实际上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让抽象归于具象，就是一个将虚无定下秩序的过程，这很难，但你做到了，我将其视为有自己独特的“写作秩序”。在你的笔下，那些人物所包含着的精神性元素不是浮于表面的，而且也不是孤立的，都呈现出充分的内在感并且与尘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缠绕。我觉得，这才是让小说回到了它的本意，小说不是抽象的精神，它必须落脚在尘世的物理与人情。 任晓雯：给您这么一评说，感觉《浮生二十一章》好像确实有点写意画般的东方意味。其实最初酝酿这个系列时，脑中浮现的范本是《米格尔大街》《都柏林人》《小城畸人》之类的。但因字数限制在2000一篇，没法像普通小说那么铺陈开来，所以只能简笔而成。但在细节处理上，我还是采用了西方小说技巧，也即如你所说的，“落脚在尘世的物理与人情”。 我想这是小说的根本。小说最终呈现的都是具象，不存在抽象派小说。连勇于探索形式的先锋派作家罗伯·格里耶都承认，“所有作家都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从没人说自己是抽象派，印象派，空想派，幻想派……如果所有作家都聚在同一面大旗之下，他们并不会就现实主义达成共识，只会用他们各执一词的现实主义互相厮杀。”（《为了一种新小说》） 从阅读和评论的角度，小说呈现的是某种沉降过程，“让抽象归于具象，一个将虚无定下秩序的过程”。而创作的过程实则是反向的，从具象出发，从细节开始编织。这种编织受到作者观念的引导，从而自然呈现出某种秩序，就是您说的“写作秩序”。我一直很谨慎，不想把观念放到台面上，只是暗暗希望优秀的读者能够读懂它们。 邵 丽：以我对你的阅读，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浮生二十一章》所呈现的小说观念，也是你创作《好人宋没用》的起点？ 任晓雯：这两本书属于我同一阶段的作品，对语言、文体、主题的观念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邵 丽：读《好人宋没用》是去年在北京评茅盾文学奖，一个年轻的女作家，书写得如此老到，如此古风雅韵，的确是令人眼前一亮。这部长篇让人拿起了就很难放下，在我看来，就是有着一种黏附读者的魅力。同样，即使是在这部40多万字的作品中，你所表达的，依然还是一个“浮”字，这个“浮”，还是基于我们传统的生命况味——人在宏大的时光中漂流，是“这一个”，也是“那一个”，彼此休戚与共，构成了我们对于“人”的整体想象。这种表达，实际上对于写作者的世界观有着极大的考验。 任晓雯：相比《浮生二十一章》，《好人宋没用》笔墨更集中，用40万字书写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女人。这部小说是一个人的心灵史，探讨了生存和死亡的问题，也探讨了中国人是如何面对苦难的。《浮生二十一章》是写意的，有读者给我留言，说读完了感觉是一声叹息，对人生的况味有诸多感叹，但又说不清楚。相比之下，《好人宋没用》明确得多，主人公的内心层次更丰富，而我作为作者，也愿意更多暗示立场。这可能就是长篇和短篇的区别。 她们并非所谓的“典型形象”，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邵 丽：和你交流，不免总会多说说宋没用，或者说只要一想起你，我就一定会想到宋没用。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人物死亡的那一段，写得尤为令人记忆深刻——她什么都听不见了，仿佛进入一条黑色甬道，然后是往事蜂拥而至。她领受到某种情感，让她温暖而安全，再没有缺憾，像又回到了最初之地。这是我们文化中对于生死最为达观的想象。你在访谈中说过，你就想写“中国传统妇女”，她们并非所谓的“典型形象”，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她们是生活的配角，往往也是文学的配角，但在你这里，她成为了主角。这里面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斥吸，当你着力于一个具体人物的卑微与朴素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描述出了“文化之下”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实相，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任晓雯：在写作宋没用的死亡时，我参考了一位美国医生写的书。他采访了一些心脏停止跳动后又被抢救回来的病人，记录了他们的死后感受。他们都提及自己穿过一条黑色甬道，整个人生的回忆迅速涌现，最后看见一团强光。在基督教语境下，回溯人生就是领受审判的过程，那团强光就是耶稣。 当然，死亡是最普世的事件，无论古今东西，人人必有一死。“死亡”这个问题意识，自始至终贯穿了《好人宋没用》。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 宋没用是个典型的中国人。她生命里四个重要人物和她们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她那没有名字的母亲，是个菩萨神仙乱拜一气的角色，婆婆杨赵氏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神论者，东家倪路得是基督徒，女儿杨爱华崇拜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而宋没用自己呢，在我看来，她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她一辈子在生的困境里逆来顺受地挣扎，死亡对她而言是个悬而无解的问题。这种态度是很“中国”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宋没用是“这一个”，也可以说她是具备普遍性的。 这种怜悯是平视的，是推己及人的 邵 丽：你的小说语言别具美感，让我想到了书法里那种朴拙的力量感，当我们习惯了西式的小说语言后，你的这种语言方式当然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呈现——它具有中国语言的气韵。这样的语言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谈谈，你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最深？ 任晓雯：每个阶段喜欢的作家不同。我早期写作受到卡夫卡和马尔克斯影响，在写作《好人宋没用》那个阶段，文体上喜欢福楼拜，语言方面则受到《聊斋志异》和《金瓶梅》的影响。我们提及的西式语言，其实换个词就是“翻译体”，它在表述意义的时候更严谨，但在做某些描写的时候，不及古语活泼简约。古语，尤其是古诗词，有时候一个字就有一层意境。小说的意境则通常以句子为单位。我试图把古语融合到写作中，很多时候是把小说当诗歌写了，尤其是在《浮生二十一章》这样篇幅短小的作品中。 邵 丽：读了你的作品之后，我对“现实主义”也有了新的思考。每个人对于现实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在采访中也提到过，作家哈金到马尔克斯的故乡去旅行，发现他书中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真的。回到你的创作中，那些底层的人间众生一旦进入到你的作品里，究竟意欲表达出对于现实怎样的一种态度？承认每个个体的宝贵、独特和意义感，将其打捞起来，这是否也是对一个作家责任感的要求？ 任晓雯：其实我对使用“底层”这个词很谨慎，因为它隐隐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我出生于1978年，那是一个具有分水岭般意味的年份。一个被历史捶打成扁平的社会是从那年开始立体起来的。当时我和周围的人都身处同一阶层。虽然在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赛跑中，有人发了财，有人移了民，有人当了官，有人成为了作家，但都是小弄堂里跑出来的人物，都是毛头、沪生、爱娣，以及他们的后代。我的小说就是书写这些人物的。我熟悉他们，怀着理解书写他们。您说的“承认每个个体的宝贵、独特和意义感”，在我看来就是理解，有了理解，才会有怜悯。这种怜悯是平视的，是推己及人的。 邵 丽：与《浮生二十一章》和《好人宋没用》相较，说实话，我好像更喜欢《朱三小姐的一生》这个短篇。这个判断也许是非常主观的，因为比起宋没用来，我会顽固地觉得朱三小姐可能离她的写作者更近一些。朱三小姐这个人物更具象征意味，或者是更具宗教情怀。从小说第一句“每个人都在等待朱三小姐死去”，到最后一句“朱三小姐没有动。她坐在她的椅子上。她已经坐了百多年，仍将继续坐下去。”这部作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隐喻：关于生死，关于因果，关于精神和肉体的辩证，更关于生命本身，如果没有真正的救赎，没有精神的终极出口，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当然，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我看网上争论也比较大，这也许恰恰是写作者愿意看到的吧。我相信，你也难以给出一个现成的回答，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没有答案的。 任晓雯：您对《朱三小姐的一生》的解读非常精彩，也更接近我的本意。很多读者觉得这篇写的是苦难。或许也写了苦难，但不仅仅是苦难，而是面对苦难的态度和困惑，这本身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圣经》中赫赫有名的一卷书叫《约伯记》，主题就是“好人受难”。义人约伯在饱受苦难之后，向上帝提出质疑：为什么有困难。上帝用隐晦的比喻回应他：人类，你太渺小了，你怎能参透苦难的意义。渺小的朱三小姐，因为一个诅咒而陷入永生，犹如西西弗斯一般，没完没了地承受苦难，这当然是一个隐喻，一个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隐喻。 邵 丽：读你的作品，令人倍感恍惚，仿佛看着一个人，好像还没长大，就一下子长老了。这种观感，实则便是我们阅读一个优秀作家时那种复杂的心情。我无法妄自揣测你下一部作品将会写什么、怎么写，但我非常有把握地对你充满期待。因为，你已经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值得被期待。 任晓雯：我希望自己的下一部作品能够有崭新的气象。希望我能不停改变，超越自己。谢谢邵老师的鼓励，也谢谢您的阅读、评述和提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