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漫话》 吕叔湘 著 张伯江 编 北京出版社2020年06月出版 ISBN：9787200153491 语言之妙，妙不可言 ——跟吕叔湘先生学语文 吕叔湘先生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语言学大家。像所有的学术大家一样，他把学术普及看得跟学术研究一样的重要。吕先生著作等身，一生的著述大概有八百万字。他的写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难从他的著作目录里清楚地指出，哪些是专门的学术著作，哪些是普及性的通俗读物。他的学术专著，如《中国文法要略》，开卷的那几段话，读来竟是那样的亲切，平实，引人入胜；他的随笔杂记，像《未晚斋语文漫谈》，也常常是在轻松的文字里，渗透着深刻的语言规律思考，往往引发后续学者的跟进研究，取得重要的理论突破。  吕叔湘先生写过不少专门的普及性读物。大至七十年前导致“全民学语法”的《语法修辞讲话》，小至近些年来反复重印的《语文常谈》，都是广为人知。笔者跟随吕先生身边工作学习多年，深深感觉先生那些著作，不论鸿篇巨制，还是轻灵小品，到处传达出他的理性智慧和对汉语的独到感悟。于是，当北京出版社跟我谈及编选一本吕先生的普及性“大家小书”时，我非常高兴地承担下来。我很欣赏北京出版社这种独特的眼光，不是找一本现成的小书重印出版，而是为读者着想，选编出最有价值，最有可读性，又能最全面反映吕先生语言学见解的通俗性文字，集在一起，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漫游语言的世界。 下面就分别谈谈书中所选几类文章的总体特点。 作为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总有义务正面回答一下“语言是什么？”“语言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吕叔湘先生在概论性的书籍，在通俗的讲话，在百科全书的专文，都曾有过阐述。这次我们选的是现在不太常见的吕先生早期通俗性小书《语言和文字》和《语法学习》中的几个段落，系统介绍了语言学的主要内容以及语法的基本单位。书中先从常识性的发音和音响说起，引出音素的概念，再给音素赋予意义，就讲到了语素。有了语素，就可以讲语法是怎么回事了，整个语言结构至此就完整搭建起来了。此后，再讲这个结构的其他侧面：什么是文字？什么是书面语和口语？语言是怎么变化的？方言是怎么回事？语言能不能比较？各种语言的共同之处是什么？语言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什么？……每个话题，都是寥寥数语，要言不烦，连缀起来，就活生生形成一个语言学的万花筒。这其中，吕先生一生写的最多的，就是语法问题的文字，大到理论构建，小到词语辨析和描写。与多数语法学者不同的是，他总能从深奥的理论辩驳和繁琐的语法描写中跳出来，用最浅显，最接近普通人直感的平实口气，把语法的道理轻轻松松讲明白。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过权威性的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也为中学语文教师写过详备的专著《中国文法要略》，即便是这样的庄重文体，他也不愿意板起面孔，让人读来难以亲近。到了写常识性读物的时候，他就更擅长把学院式的知识和道理，拉回常人的身边，让人感觉语言的道道，就在自己的生活日常里。 《文言与白话》写作于白话文运动兴起二十多年以后。到那个时候，常人还有“文言是古代的拉丁文，白话是现代的意大利语”那样的简单模糊认识。吕先生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给了这两个概念以更准确的界说。文章是写给一般公众看的，明白晓畅，循循善诱；同时又讲透了汉语历史语言学一个深刻的道理，到现在还是语言学者的基本遵循。《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跟上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针对的是民众对拼音化的种种疑虑，写法上则更加妙趣横生。主客对话的方式，让讲道理的过程更加生动，直率，辩驳性强。吕先生对汉语拼音化问题的看法终生未变。即便是七十多年后社会通讯工具发生了巨大变化后的今天，读起这篇文章来，仍然不得不折服于其中深刻而睿智的学理。这两篇文章可以说全面反映了吕先生对汉语文过去和将来的思考，我们用了“语文今昔谈”这个简单的题目，或许不能完整表达先生对这个重大话题的深重思考和倾其一生的实践。1985年，当改革开放已经全面展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脚步日益加快，计算机很快就要在文化生活中登场之际，八十高龄的吕先生，给《中国青年报》投去了一篇长文，对青年朋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讲了汉语汉字的演变和方言问题，联系面向现代化和面向世界，评论了汉语和汉字存在的种种问题，语重心长地说：“青年朋友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继承了一份语文遗产，它既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怎么样发扬它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就有赖于你们的努力了。” 语言与文化一度是语言学者避谈的话题，吕叔湘先生对此却一直保有持续不衰的兴趣。在本书第一部分“语言和语言学”里，吕先生就谈过语言学与历史的关系，语言学与哲学、与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这里我们选了几篇专门议及语言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和心理诸方面关系的文章。吕先生并不是把这些当作语言学的“边缘”看待的。他说：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他于是特别强调语言的“人”的方面：语言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语言与人们的民族文化，语言与人们的交际心理。一个时期人们的用语，甚至专名，都会有社会风尚、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印记，《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名与佛教》两文里举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实例。关于笑话的一篇尤其有意思，文章使人们意识到，原来古往今来笑话的形成，不外是谐声、拆字、歧义、歇后等语言手段的运用，也就是说，人们不是被动地使用语言工具，还常常主动调用它的种种技能，把交际行为制造得妙趣横生，活色生香。 语言运用到了艺术的程度，就是文学了，因此文学的妙处，常常需要从语言的角度去品评。拿翻译工作来说，有人以为，那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译问题，吕先生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做翻译，首先你得是个杂学家，没有丰富的相关文化知识，就难免会译错；做翻译你最好得有源语言的文学知识，你才能准确把握原文里使用的典故；还有，“好的翻译应当是不但是把意思翻对了，并且把语气也译出来”，这就是对译者文学修养的很高要求了。叶圣陶先生对吕叔湘的翻译艺术不吝赞美之辞：“并臻信达兼今雅，译事群钦夙擅场。”吕先生自己知道做翻译的甘苦，他曾经说：“咱们知道，每一种语言习惯的背后有一种与此密切联系的语言心理。要是咱们能把自己浸润在这种语言心理里头，就会觉得这种语言处处有意义，处处合理；要是不能透入这种语言心理，其势一定是怀持着甲种语言心理（本国语的）去观察乙种语言习惯（外国语的），自然要觉得处处无意义，处处不合理了。正如大人要理解小孩的举动，必须浸入儿童的心理，是一样的道理。”其实这段话的意义已经不限于翻译工作了，更可以说是他的语言观。王宗炎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吕叔湘的翻译艺术：“吕叔湘先生的译文有它的独特而一贯的风格：清晰、简洁、细致、研炼。他的译笔像天际行云一般的舒卷自如，能曲达原著的意境和丰神，而又自然流畅，字字熨贴。只有一个有语言学家的眼，同时又有诗人的心的人，才能有这样卓越的成就。”我们特地选了吕先生《中诗英译比录》的序言，可以让读者从他对译诗的品评中，看到“语言学家的眼”和“诗人的心”。 除了翻译作品以外，吕先生一生几乎没有做过文学创作，但他是不是远离文学呢？恰恰相反，除去语言学专业书籍以外，他看的最多的就是文学作品，而且跟文学界朋友叶圣陶、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施蛰存等人保持着近密的交往。他对文学也有他的看法，对修辞，对文风，对文体风格，对古今体裁，对成语的运用，对作品词句的推敲，经常发表他的意见，甚至不留情面地提出批评。 先生八十寿辰、九十寿辰和百年诞辰时候学界都举行过庆祝和纪念活动，学者们在盛赞吕先生学术成就的同时，说到最多的，就是他的社会责任感。的确，吕先生在身体力行那些事关国家文化建设大事的同时，他的责任意识也体现在他一生写作的方方面面：专业的学术论著中，他为同行着想，把艰深的理论讲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楚；写给公众的语法修辞讲话，他尽量少用术语，结合写作实例讲解事理和学理；为宪法和法律推敲文字时，他紧扣语句意义，务使法律操作性强，严谨无歧义；议及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他结合古今中外文学经验，评判文风，维护汉语规范，力倡现代新文学风格的塑造；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他亲自拟定编写细则，确定了明确、周密、通顺、简洁的释义风格……。这本小书选收了吕先生不同类型的小品文字，虽然不是正面观览他那些传诸后世的重要论著，但一样能够反映他的学术精神，能够在阅读中感受他处处为读者着想、为公众着想的道德风范。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选内容，来自吕先生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各种文字，原文体例出入较大，编选的时候做了少许的裁剪（如注文等），有些段落添加了小标题。这是为一般读者的方便。如果读者有兴趣深究相关问题，还请参阅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吕叔湘全集》（共十九卷），以该书为准。 感谢吕叔湘先生家属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出版社吕克农先生、高立志先生的策划，感谢责任编辑陈霄元为此书付出的辛苦。 2019年12月 本文是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语文漫话》（吕叔湘著，张伯江编）导言。作者张伯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曾于1984年—1998年任吕叔湘先生学术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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