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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才子派”（the University Wits）与莎士比亚同处于英国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其成员间的协作与竞争，带来了英国戏剧领域的空前繁荣。作为英国第一批职业剧作家，“大学才子派”的成员都毕业于知名高校，他们将人文知识、古典传统与民间艺术相结合，为英国的戏剧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带来英国戏剧创作领域变革 “大学才子派”的称谓是由英国文史学家和批评家乔治·森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提出的。森茨伯里在其所著的《伊丽莎白文学史》（A History of Elizabethan Literature）一书中提出：“以马洛为首的大学才子派作家群体是最早的一批英语职业作家，他们作为松散的组织，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将无韵诗体运用于戏剧创作，并发展出古典模式的雅致，为威廉·莎士比亚创造出辉煌的戏剧成就铺平了道路。”继森茨伯里之后，英国历史学家阿道弗斯·威廉·华德（Adolphus William Ward）也在其出版的《剑桥英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15卷专辟一章对“大学才子派”及其戏剧作品进行解读，之后这一称谓被沿用至今。 人们一般认为“大学才子派”的主要成员包括：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约翰·利利（John Lyly）、托马斯·洛奇（Thomas Lodge）、乔治·皮尔（George Peele）等。他们是在当时的社会政策和个人志趣的共同影响下，选择戏剧创作作为职业的。一方面，当时的英国政府抓住了剧场的公共性特征，试图借此形塑王朝神话与忠君热情。王室成员和贵族扶持了一系列剧团。另一方面，随着职业剧院的不断兴建，戏剧市场竞争激烈，剧团对新剧本的大量需求激励着学界才子投入戏剧创作行列。这些剧作家既希望得到符合个人志趣的工作，也希望获得薪金以摆脱经济困境。 马洛等人将希腊文、拉丁语、科学知识、历史材料运用到戏剧创作之中，使英国剧坛迎来了变革，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戏剧题材的增加。复仇悲剧、浪漫喜剧、历史剧等崭新的戏剧样式代替了神秘剧、道德剧等已经固化的题材。第二，语言灵活性的增强。五音步抑扬格的无韵诗及英语的使用得到推广，使戏剧语言灵活多样。第三，戏剧风格的古典化。古希腊、罗马戏剧中的修辞、句式与文体被充分运用，戏剧美学得到发展。第四，戏剧内容的世俗化。近代早期地理、天文知识被运用于戏剧创作，人物的个体化情感与心理塑造受到重视。 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奠基 莎士比亚取得的戏剧成就，与“大学才子派”对英国戏剧创作的改良密不可分。一方面，职业剧作家培养了普通民众的看剧习惯，形成了良好的剧场经营氛围。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从题材等角度为莎士比亚提供了参考范本。 莎士比亚在创作初期常参考“大学才子派”的戏剧文本。有学者认为马洛是莎士比亚前期创作中沉重的思想负担，为他带来竞争上的焦虑感。莎士比亚在情节设计、角色塑造、语言风格上都参考过“大学才子派”的作品。例如，在故事情节上，他利用洛奇的长篇小说《罗莎琳德：尤弗依斯的宝贵遗产》（Rosalynde： Euphues Golden Legacie）创作出了《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他还把格林的田园诗《潘道斯托》（Pandosto）改编成《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在角色塑造上，莎士比亚参考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中的犹太人形象塑造出了《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夏洛克，等等。 但是，一些现实因素和“大学才子派”在创作方面的短板导致其剧坛影响力日渐衰微。“大学才子派”的创作生涯十分短暂。马洛在29岁意外身亡，格林、纳什仅活到了35岁，皮尔在41岁去世。另外他们过分沉浸在矫揉造作的古典文风中，酷爱引用拉丁文或希腊文语句，这虽然提高了作品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但不能适应当时剧场的要求，以致他们的剧本常被剧团改编，加入插科打诨的即兴成分，这造成作家群体与剧团间的关系较为紧张。 与认为自己是以诗人身份进行戏剧创作的“大学才子派”不同，莎士比亚认为自己是以演员身份在进行戏剧创作。他能够充分了解剧团的现实需求，力求打动不同文化水准的观众，得到了众多演员的认可。 对“大学才子派”的关注日益提升 作为一个松散的作家群体，“大学才子派”不具有统一的创作纲领，而是以集体的方式呈现为特殊的戏剧文化现象。在我国的文学著述中，较早涉及“大学才子派”称谓的要属1928年孙俍工在民智书局发行的《文艺辞典》，该书对其进行了条目简介。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外国文学资料编撰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一群体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将该群体中的个别成员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成果日益增多。其中，对马洛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对其他成员的研究则处于相对零星、分散的状态。有关著述主要包括程倩在2007年发表的《论〈西班牙悲剧〉对英国复仇悲剧的开创意义》、张诗瑞于2018年发表的《约翰·利利〈恩底弥翁〉中男性人物形象的弱化分析》以及刘玉梅、王术芬在2019年发表的《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以Thomas Nashe的〈春〉为例》等论文，以及冯伟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传记研究》。 近10年来还出现了译介这一群体作品的热潮，有关成果日渐丰硕。马洛的《爱德华二世》（Edward the Second）、《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edy of Dr. Faustus）作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百年经典》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得以翻译出版。2016年至2017年，华明翻译出版了马洛的《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上下两部和《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 Queen of Carthage）、《马尔他的犹太人》这四部戏剧。自此马洛的七部戏剧中除《巴黎大屠杀》（The Masscre at Paris: With the Death of the Duke of Guise）之外被全部译出。 综上所述，关于“大学才子派”这一作家群体仍有大量值得考据的空白领域等待填补与更新。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顺应时代而又颠覆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他们的戏剧修辞、古典风格以及人物塑造展示了精巧的社会品位和艺术追求。莎士比亚巧妙地承继并重塑了他们作品中蕴含的艺术性、思想性与变革性，二者共同成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