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十九岁和父亲决裂“跑出来”的林雅，不知道百年前那句著名的发问：娜拉走后怎么办。当然这早已不是娜拉的年代，林雅这样的女子，铁路沿线有她们的目的地，从“大乡里”到“市里”到最南端的Ｓ城，从服务业到工厂，可以收容千千万万个林雅。这是时代给底层打工女子安上的翅膀，挡不住的城乡流动使她们轻松挣脱乡村社会父权制控制，在这座南方最大的都市里，充足的就业岗位解决了当年娜拉的经济自主困扰，一切似乎都没问题。 火车上出走的年轻女孩似曾相识，《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也曾以这样的方式出场。但一开篇林雅就承认，被逼着嫁糟老头，不是这个年代的事儿。逼走林雅的是父母的重男轻女，当年女性独立运动的未完成篇，和包办婚姻一样是前现代父权文化的残留。只是，当年的林道静感慨“工作真不好找”，今天的林雅们被告知，“女孩子本来也更好找事做”。 看来作家有意叠印经典文本。列车旅行中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女孩，邂逅她命中注定的陌生男性，这文学史上被反复书写的经典场景，已经变成拥有庞大互文本、召唤读者情感记忆的提示。这真让人担心，林雅遇到军军，嘉利妹妹遇到杜洛埃，林道静遇到余永泽；这些毫无经验的年轻女子，将对未知世界的憧憬误认成荷尔蒙的涌动。新世界里出现的第一个男性，和“以往生活毫无关系的崭新人物”，轻易获得了对陌生环境一无所知的年轻女子的崇拜和依恋。她对他的爱慕冒着快乐肥宅水的泡泡，望向他的星星眼尽是“大乡里”对城市文明的仰慕。S城的第一晚，十九岁的姑娘林雅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仪式。 文珍是擅长描写亲密关系的作家。但她很少在中产阶级趣味的陈词滥调里谈论爱情。她笔下的个人情感常成为观察时代问题的透镜，爱情可以是当代知识青年政治主体性的苏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也可以是底层男女的小情事无法分享中国崛起的大叙事（《安翔路情事》）。思辨强力支撑起的叙事穹庐下，微观情感叙事仍能玲珑七窍纤毫毕现。女性自我主体苏醒与成长常构成她恋爱故事的内核（小说集《柒》），从习以为常里发现反常，在最甜蜜的时刻惊醒；对情感中两性权力关系敏感，同时也伴随尖锐的自我剖析。 来看林雅那晚的独白： ……体会到一种奇怪的自由感，而毫无想哭的意思。那一瞬间她甚至觉得那些影视剧里坐在床边痛哭的女人太矫情了些。无论如何，这一切是她自己决定的，没人强迫她。没人骗她。而且她想她真的爱这个瘦弱得像鸡仔一样的男孩子。这是她在新世界里遇到的第一个男性，一个和以往生活毫无关系的崭新人物，暴风骤雨般带给她隐秘痛楚的成人礼，一次毫无仪式感的廉价洞房。 这里的爱，与自由或者与“自己决定”的个人意志是同义词。从父权制家庭逃逸的女子，爱情往往成为她们宣告独立的同盟军，这是林雅从林道静们、从既有社会观念体系继承的主流认知。但林雅不知道自己急于拥抱的自由，背后的经济学门槛。货币财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林雅，尽管在经济上属于绝对的底层，但她和个人主义文化下的都市中产，分享同一个婚恋自由的成果，拥有同一种五星级酒店、海外度假村的浪漫文化想象。但此刻她只有一千五百元，八十元一夜的城中村泊寓成为她的第一个爱巢，而且很快就要换到十五元的集体宿舍，在溽热和偷窥里如牲口般偷欢。笔墨落差的背后，是“自由”这一词汇的不同分身。 爱情与女性独立的同盟关系注定短暂。很难想象新组成的两性关系能完全脱离原有的父权制文化，情人经常长成了父亲。如果两性权力等级取决于经济能力大小，林雅应该要比林道静和嘉莉妹妹的处境好些，毕竟她并不是男性的经济依附者。相反，军军很快暴露自己是个“挂逼”的虚弱，到饿死边缘也不愿上工，心安理得享受林雅的供养。诡异之处在于，经济决定论对这对情侣并没起作用，两人的爱情共同体也是经济共同体的结构里，女性的就业选择、劳动产品和成果，支配权和控制权仍属于男性。其实父权制性别关系有两个逻辑，一种是依附逻辑，一种是供养逻辑，西方文学和深受其影响的中国新文学常常描述前一种。林道静的烦恼和娜拉类似，来自把女子当成男性玩偶的人格和经济依附；林雅的情况则是后一种，带有明显的底层中国特色，女子是重男轻女家庭中的经济供养者、亲密关系中的劳动力奴隶。往下深究，军军对林雅的支配和控制，起源于她对他始终怀有一种姐姐般的怜悯，这是让她心软的情感糖衣。姐姐天然就是弟弟的供养者，她一时还处在原生家庭女性遭受亲情剥削的惯性状态里。最终林雅因领悟这一点而愤怒，供养一个外人，“有这力气还不如伺候她亲弟弟，亲爹妈”。 这个用父权制惯性控制女性的底层男性，来到了历史的最衰点。他们正在失去本阶层的女性。林雅并不是因为攀附更高阶层的虚荣而离开军军，而是这个群体文化上的整体失语、行动意志的丧失和经济上升的毫无希望。五隅多的是这样的人，“不遇到他，大概也会遇到别的男人，泥潭和陷阱。更惨的是被人卖，还得养活那王八蛋，就像红姐”。颓丧、失踪、猝死，三十七个军军、无数个军军消失在Ｓ城的人潮里。 那时林雅还不明白，这是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沉沦。这个沉沦和乡村父亲的失败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从林道静出走开始长达百年的拉锯战，父亲从未败得如此彻底。五隅市场里底层男子的失婚，源于林雅这样的女性，被城乡流动激发、被资本拖拽，从乡村父权结构整体脱序。此过程历经二十余年，规模前所未有，从中逐渐成长和强大起来的女性自主意识，不愿再重复乡土社会相较城市更不平等的家庭模式，他们作为一个阶层被剩下来。 林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摆脱一同下沉成为“挂逼”的前景。意外发生之前，巨大的蟑螂从熟睡中的军军脸上爬过，和跳楼的老董脸上歇着的那只一模一样。从父权到夫权的性别控制，娜拉要出走两次。一百年前的林道静投奔革命，争取女性就业的权利。一百年后的林雅投奔工厂，交换自己的劳动力。 这自由的个体，正是资本需要的劳动力。 二 林雅很快隐没在Ｓ城大都会的宏大背景里。城市正被分割成复数的碎片空间，看似彼此透明却有无形的准入条件。军军给她描绘的世界之窗，中华民族园，华强北女人世界，两旁都是榕树和鸡蛋花的深南大道，林雅一处都没有去过。她在这个城市出没的空间，是五隅。 文珍是多么擅长为她的女主人公选择合适的背景啊，望见水立方的安翔路，挂着毕加索的美术馆，插着蜡梅的教授办公室……而五隅是全国各地来Ｓ城打工人群的集散地。城中村里的男女工集体宿舍、路边摊和泊寓，遍地皆是的洗脚城、洗浴中心、发廊和美容院，构成五隅特有的风景。这风景的中心，永远车水马龙、仿佛节日般气氛热烈的，是五隅人才市场。如果把整座城市比喻成打工者们的寄居之壳，五隅市场就是这座寄居之城的胃、消化通道、人肉传送带，有人离开，有人死去，但总归有新鲜的源源不断的人前来。 文珍的笔触此刻偏离了她擅长的人和人间的情感关系，变成汇聚各种知识性细节的社会学调查。招工广告里文身、民族等衡量细节，市场管理公告里的某些反常点，身份证买卖链条如何衔接，林雅的目光带着首次遭遇这些情景的惊奇。经由这惊奇之眼，满足读者对这中国南方最大劳务市场如何运转的想象与求知欲。 很快林雅发现了烙在她性别认知里的不舒服因素。“女工多得数不清，全是二十岁不到的细妹子”，常常成为招工广告里特别强调的优势条件。作为劳动工具的性别与作为欲望对象的性别被故意叠加，后者在白领职场文化里常被视为禁忌，在这里却被特别拎出来示众。妖娆的招工女郎，企业争先恐后的女性诱惑暗示，成为招徕男性工人的红利。林雅的不舒服，来自她对自己被当成情欲商品对象打量的敏感。在军军、在市场起冲突的那群男子的眼里，“妹陀长得还可以”，林雅明白其中的女性姿色暗示。姿色优势可以兑现为比女工更轻松的生存方式，五隅遍布洗浴中心这类灰色地带。甚至当底层青年军军拥有外形出众的伴侣，“吃女人饭的”就会当成合乎逻辑的判断。另一个时空里的嘉莉妹妹，姿色是用来脱离女工身份的砝码，五隅市场里的林雅却不认同这种走捷径的暗示。她认同的是兆辉人力市场招贴的价值观：“任何人的成功都是经过千辛万苦、勤奋努力得来的，千万不要偏信不劳而获或者一夜暴富的鬼话，以免误入歧途。”劳动创造价值。这是林雅觉得“正规”的认知，它符合农村妹从小熟知的农耕文明勤俭老传统，也是她接受的义务教育体系里一直提倡的价值观。林雅觉得，把身体当成情欲对象去牟利不仅不体面，简直是可耻的，她一心一意只要变成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的回报，是军军和她一起畅想的中产阶级幸福生活，进阶版的深南大道和世界之窗，真正的海外度假。 文珍的匠心在于，这幅精心描绘的市场图景，同时具有表层和深层的双重结构。她是这样的当代艺术家，她画房屋要拆开一面墙让你窥探屋内的隐私，她画红粉要画红粉盛妆之下的骷髅，她同时描绘冰山海面和水底的部分。这对结伴求职的小情侣承当着不同的叙事功能：一个是初来乍到的菜鸟，一个是见多识广的常客；一个负责好奇和相信，一个负责解释和解构。从劳动意愿到价值观到教育素养，林雅都是林道静们当年呼唤的新一代完美劳动者，也是跨国资本青睐的“劳动力优势”。军军却不相信劳动致富这套说辞，“都是毒工厂”“你真的觉得我们都去厂子就成功了？”“都是九〇后，信息渠道通畅”。既然深晓资本花言巧语的成功学“话术”，所以宁愿今朝有酒今朝醉，身体力行当“挂逼”，也坚决不去血汗工厂上工。这让人想起德莱塞为嘉莉妹妹的辩护词：“倘若诚实的工作无利可图而且难以忍受；倘若这只会使人脚疲心灰，而采取能够迅速实现梦想的但遭人鄙视的途径时，谁还会责怪她呢？”快速起飞的世界工厂享受着林道静们的遗产，但是高速发展背后的价值观基石正在分崩离析…… 林雅要走前一条路试试看。 三 这真是一个伤心的结局。 闻过牛仔裤工厂蓝色二氧化硅烟雾，讨过薪——带着七个月的身孕，最成气候的时刻，也不过是变成富士康流水线上劳作困顿的十万男女工人中的一名。林雅的兜兜转转，仿佛只是为了证明军军多么眼光独到，每一条拒绝上工的理由，竟然都是成立的。招工广告上的“细妹子”诱惑变成了反讽，流水线下来的人连谈恋爱的力气和想法都没有。最彻底的劳动工具没有繁殖欲望。资本世界允诺你婚恋自由、劳动自由、财务自由，但人们选择当“挂逼”和自我阉割。他们把军军曾走过的路走了一遍，最终变成军军。 千千万万个林雅，她们是姐姐，女儿，妻子，以一己之身承受全球资本制度和前现代父权制对女性的双重剥夺。后者是林雅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拒绝向父母求助的理由。在农耕文明的逻辑里，倦游回乡是男性的专属，故乡／娘家没有给女性留下安身的位置。比之前代女性，林雅和她的工友们更危险，因为在秩序明确的前提里，传统父权制家庭至少承诺女子基本的人身保护；回不去的故乡和融不进的城市，寄居在两者之间的她们，变成黑暗底层的最底层。如果说，从女儿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在大众文化樊胜美和苏明玉的类似处境里，人们普遍能够理解林雅第一次背父出走的合理性，林雅的第二次出走呢？难道几代人的努力，只是为了让出走的女子变成资本流水线上的行尸走肉？她被承诺的中产之梦呢？总有人注定要被隔离在看似开放共享的阳光、沙滩之外？ 当年的林道静其实召唤过另一种不同面向的、与阶级平等结合起来的女性解放，它的归属是集体主义经济。国企的托儿所、幼儿园分担了大量的母职劳动；以及这种集体模式下的性别教育，男女分享更为平等的权利、义务还有人格。这是今天大量的女性叙事或者发展叙述里所隐在的缺失部分。随着国企改制、企业去社会化变成现实，一方面是资本快速起飞下以勤劳的名义对女性劳动力价值的全面压榨；另一方面，则是与这种就业歧视相伴而生的“女性更好找事做”，性和身体成为商品。林道静所开创的历史可能性被抹去，嘉莉妹妹再次显影。这是读《寄居蟹》必须补充的前文本，这三个女性文本，正对应着从前现代、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三种不同历史时空里的女性处境，现在，它们在《寄居蟹》里共居。 五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军军一样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林雅终于问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意味着将个人感情际遇转变成对整体处境的思考，也正在这个意味上她谅解了军军。她兜兜转转后发现，曾如此深恶痛绝告别的他，和她毕竟还是在同一条船上。这场生存之战，要么共同赢得，要么共同落败。“傻子，不好好吃饭就会这么瘦”，她最后时刻心头涌起的念头，是一个性别对同一阶层另一个性别的柔情和怜惜。她们从出走者重新变回姐姐，妻子，母亲，变回底层失败者在世上可依赖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军军不是这一个，这也是另一个军军，林雅迎着刀锋而去的坦然赴死，不是将酒后持刀者错认为军军后的愧疚，而是同为“屌丝”，终于理解了军军甘当“挂逼”的心情。在肉身体会资本处境下的劳作之困厄后，选择无声无息地湮灭还是迎着刀口主动赴死，挣扎求生的和躺平等死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共享同一种绝望。对不起，我来陪你了，与其是为了误杀赎罪，还不如说是为误解道歉，承认这个使自己陷入困境的男子，也是被资本隔绝上升之途的同路人。 这是底层女性的刚烈书。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一个“女性”的想象共同体，比如当我们面对家庭暴力、面对性骚扰和性侵、重男轻女这些自前现代社会就根深蒂固的性别问题时，共情的风暴从未缺失；但是，当性别问题超出你的出身和阶层范围，“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底层女性的伤害”时，往往集体失语。而这，正是文珍的可贵之处。 文珍笔下的她们，安翔路卖煎饼果子的女孩、厂妹林雅，当然不是都市小资女性的同盟军。她们所需要的自由，和你们所说的、正在拥抱的个体解放、认同政治和情感实验不是一回事。当代女性群体，在依附逻辑还是供养逻辑上出现了认知分裂。正是把人从前现代父权体制解放出来的那种动人心魂的自由，一转身把林雅这样的女子，因为出身这个最大的偶然性在城乡隔离、阶层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底层女子，投进了资本的绞肉机。 斯皮瓦克谈到第三世界妇女处境时曾说，“面对这样一群默默无言的妇女”，许多和她们相遇的观察者，“她提出的问题是有关她本人的身份，而不是她们的身份”。但文珍不是在常见的个人主义文化立场里，甚至也不是她自己的立场里谈论女性独立，她曾萦绕在心的“一个人如何成为自己”（小说集《柒》）在这篇小说里彻底隐身。她最迫切的问题不再是知识女性的“我是谁”，或者抽象的总体女性，而是“她们是谁”。只有面对如此具体的林雅，你才会发现关于女性的总体想象也许从未成立，发现女性自由想象背后的无数分身，去了解哪一种女性主义对解决她们的问题、改善她们的处境有意义。此刻，只要全球空间还在分割，只要幸福生活依然需要准入的门槛，只要他和她还被隔离在城市一隅寄居，谈论某一种空间里的女性就比谈论整体的女性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位置大于整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