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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安时期，疾疫频仍不仅对政治局势、经济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文学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过后，建安七子离世，文坛发展遭遇重创。疾疫所造成的文人离世与文坛凋敝给曹丕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他深感人生无常、生命苦短，因而试图通过文学消解生命陨落的苦闷，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意识文论。曹丕的生命意识文论基于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生命体验，主张文人“寄身于翰墨”，希冀“文以气为主”而“成一家言”，以“声名传于后”的文学创作成就生命不朽。以史鉴今，尽管文学不能挽回疾疫造成的后果，但文学能以其独特的方式对疾疫展开理性的反思，引导人们反思生命、无畏时厄、走向希望才是文学作为“不朽之盛事”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曹丕；建安文学；疾疫书写；生命意识；文学创作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金陵怀古对南京文化坐标的美学形塑”（项目编号：KYCX17_0204） 作者简介：高阳，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美学研究。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1］政权割据、战争频繁造成混乱的同时，疾疫的流行也加剧了社会的苦痛。两汉时期疾疫多发，东汉建安年间尤为突出：建安十三年“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2］，“时又疾疫，北军多死”［2］；建安十四年“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2］；建安二十年“会疫疾”［2］；建安二十二年“大疫”［3］，“军士大疫”［2］；建安二十四年“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2］；建安二十五年“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2］；……疾疫带有巨大的杀伤力，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道：“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4］伤寒作为当时流行的疾疫，“死亡者，三分有二”。疾疫的杀伤力可见一斑。疾疫的杀伤力不仅阻滞了民生的发展，而且冲击了文坛的繁荣。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过后，建安七子无一幸存，疫疾直接导致了文坛的凋敝。七子的殒命与文坛的低迷促使曹丕从生命的角度思考文学，因而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意识文论。本文从疾疫背景下的建安文学入手，以曹丕《典论·论文》为考察核心，兼顾其《又与吴质书》和《与王朗书》中对文学的思考，探讨疾疫对其生命意识文论的形塑作用与意义。 一、 战乱和疾疫笼罩的建安文坛 建安承汉末之乱，加之疫疾的流行，百姓深陷苦难。生灵涂炭激发了世人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这种生命体验也笼罩着建安文人建安文人主要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七子”之称始于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仰齐足而并驰。”因七子曾同居邺中（今河北临漳县西），又称“邺中七子”。的心灵。“中国文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有过于魏晋乱世对人类的压抑和摧残。”［5］文学具有时代性，“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文学的发展受到社会情况的影响。疾疫的流行影响了建安文学的发展，文坛因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而遭遇重创，大批文人因疾疫亡故，文坛逐渐凋敝。文人因疾疫亡故，文坛因疾疫荒芜。曹丕等人一方面借诗文抒发疾疫之痛，疾疫逐渐进入文学书写，另一方面则更加关注自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一）文坛浩劫 通过史书记载，可知建安时期战争、灾疫不断。在战乱、疾疫的阴霾笼罩下，百姓的生存毫无保障，死亡近在咫尺，即使是衣食无忧的文人士子也难以摆脱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建安七子与三曹构成了建安文人的主力，对当时的诗文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七子中除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曹操处死，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去世，余下五人的离世皆与疾疫的流行有莫大关系。可以说，五子的亡故是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对文坛造成的最直接冲击。除孔融外，阮瑀是其余六子中最早亡故的。《三国志·魏书》载：“瑀以十七年卒。”［2］阮瑀死后，曹丕写下《寡妇诗》与《寡妇赋》，并嘱王粲亦作《寡妇赋》，以代阮瑀遗孀抒发亡夫后的悲痛之情，其他文人亦作悼念诗文表达凭吊之情。现有的史书记载与悼念诗赋无法知晓阮瑀的死因，然而，联系建安十六年阮瑀的经历与社会背景，阮瑀之死或与长时间车马劳顿及感染疫病存在一定的关系。建安十六年，阮瑀随军西征马超，加之经年疾疫流行，阮瑀因长久劳顿与疾疫余续而亡于次年也是可能的。无疑，阮瑀的离世对文坛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肆虐所造成的文人亡故更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创伤。建安二十二年，北方疾疫流行，百姓的生命健康受到了重大威胁。“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7］，疾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其中就包括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三国志·魏书》载，“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2］，联系史书中建安二十二年“军士大疫”［2］等相关记载，加之曹丕《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8］的内容，可以明确的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殁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实际上，作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也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与军事活动有关，史称“军士大疫”［2］。据《三国志》记载，王粲于建安二十一年随曹操南征孙权，“二十二年春，道病卒”［2］，可知王粲因感染疾疫而病亡。综上，建安七子中王、徐、陈、应、刘殁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阮瑀之死或于疫病流行也未可知。阮、王、徐、陈、应、刘六人中，除陈琳因生年无确考而无法确认其亡故时的年龄，其余五人去世时皆在四十岁左右，称得上是英年早逝。无疑，建安七子的陨落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损失，其文学创作随着文人离世而终止。就诗歌而言，据俞绍初《建安七子集》辑录，王粲存诗最多，但也仅有11题26首，另有失题诗4则，其余六子存诗更少。可以认为，建安七子的离世直接导致了文坛创作的凋敝，特别是历经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文学创作的中坚迅速由盛转衰，建安文学进入低谷。如此凋敝的情形冲击着曹丕等人的心境，疾疫逐渐成为他们诗文中书写与反思的对象。 （二）疾疫忧叹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战乱纷纷，战乱作为一种人祸，对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然而，祸不单行，战乱纷争往往伴随着疾疫的肆虐。从这一角度讲，疾疫是战争引发的灾祸，其不同于单纯自然条件导致的水灾、旱灾。建安时期，疾疫爆发频繁，且持续时间长，甚至连年流行。疫疾的流行反过来对战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诸如赤壁之战。由于曹方“军士大疫”［2］而丧失战斗力，故曹方败北。此之并非如《三国演义》的小说演绎。经年疾疫与战争严重摧残了百姓的生活，灾祸缠绵的社会状况强烈刺激着建安文人的心灵。然而，三曹与七子的诗歌少有直接描写疾疫的片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民生，而是他们的诗作更倾向于表现人祸战乱导致的百姓疾苦，抒发对忧患生活的慨叹，如曹操早年所作《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9］。直到建安二十二年疾疫之后，曹丕、曹植等人才真正开始反思疾疫。 建安二十二年之前亦有疾疫的爆发，文人不可能不知晓疾疫的存在。然而，他们并未直接书写疾疫，原因大致有二。首先，建安二十二年之前的疾疫流行并未直接影响到文人。无论是三曹还是七子，他们都处于社会的上层，疾疫对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之影响远低于其对底层民众之影响。即使是非瘟疫性的疾病书写也较少出现在文人的创作中，诸如刘桢“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10］的诗文并不多见。其次，三曹与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之前的生活重心使然。对于三曹而言，曹操希图成就霸业，诗文多反映壮志雄心，而曹丕与曹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注嗣位之争，直到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魏王世子，他们的关注点才有所转移。对七子而言，建安十三年之前，七子的创作“各自为政”，建安十三年之后，七子悉数归曹。“曹操霸业不断取胜扩展的过程，也就是原本散处各地的文士先后投身曹魏阵营、陆续来到邺城的过程。”［11］至此，邺下文人团体形成。一直到建安二十二年疾疫爆发前，诸如西园游乐、南皮之游等文娱活动不断开展。即使是阮瑀病故，欢愉、入世一直是文人的主导心态，赠答酬唱之作颇多，文学风格更多呈现出绮丽的特点，因而他们较少描写疾疫。 然而，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中断了文人的安逸生活。据史料可知这场疾疫的杀伤力极大，史称“大疫”。百姓生活困顿，天下哀鸿遍野。面对如此惨境，曹植写下《说疫气》［7］：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这场疾疫的毁灭性影响令人触目惊心，“家家”“室室”透露出染疾者数目之众，“阖门而殪”“覆族而丧”足见疾疫之凶险，“愚民悬符厌之”可知百姓对疾疫的惶惑。《说疫气》发挥了类似“诗史”的价值，与史书的疾疫记载互文对照。然而，此文的价值不仅在于补史记实，还在于解释疾疫产生的原因。古人因缺少充足的知识认知疾疫，“大多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一种工具”［12］，因而对疾疫的认识带有迷信的色彩。曹植指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7］，尽管正确性有待考证，但其已经摆脱了鬼怪致疫的迷信观念，是认知进步的表现。曹植《说疫气》一文虽短而内容丰富，疾疫流行的原因、影响乃至百姓对疾疫的心态皆囊括在内。 在记录建安二十二年疾疫方面，曹丕与曹植相似。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与王朗书》中回忆了疾疫造成的影响：《又与吴质书》载，“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8］；《与王朗书》载，“帝初在东宫，疫病大起……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馀篇”［8］。然而，丕与植又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曹丕的书写侧重表现疾疫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又与吴质书》《与王朗书》是书信，但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不仅语言流畅富有文采，而且其相关内容具有文学批评的价值。目睹昔日文友因疾疫肆虐而亡故，曹丕深感遗憾与痛惜，出于品评、纪念与发扬的目的，《典论·论文》随之成就。《典论·论文》的诞生与曹丕希图通过整理七子遗作、总结七子成就来推动文学发展有密切关系。可以认为，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流行是曹丕记录书写疾疫和思考文学创作意义的直接动因。其次，疾疫也触发了曹丕对生命的思考。面对天下苍生之困顿、昔日故友之离世，曹丕伤感人生的短暂，对有限的生命充满无奈与焦虑。然而，曹丕对疾疫的态度并未止步于惶惑，而是倍加珍惜有限的生命，理性地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对有限生命的珍惜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构成了曹丕的生命意识。对于如何珍惜生命、实现生命价值的问题，曹丕在文学中寻找答案。他把对生命的忧思延伸到对文学的思考，其文学理论浸润着生命意识。换言之，由疾疫引发的生命忧思对曹丕文学理论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形塑作用。 二、疾疫对生命意识文论的塑成 建安时期，人口数量明显减少固然有连年战争的原因，但疾疫大规模流行造成的伤亡冲击不比战争低。战争与疾疫使建安文人对生死问题有着普遍的关注，生命意识贯穿了他们的创作。“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像建安士人那样感到生与死的问题，没有像他们那样地把注意力放到生命的价值上来。”［13］然而，试图通过文学来消解生命陨落的苦闷与实现生命的价值，曹丕是第一人。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导致的文人离世与文坛凋敝严重刺激了曹丕的敏感神经，强化了他的生命意识，促使其以生命忧思来关照文学创作。 （一）惧乎时之过，寄身于翰墨 疾疫摧毁了建安文坛的繁荣，“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8］258，亲故因疾疫离世让曹丕深感痛惜。然而，疾疫对曹丕更深刻的影响在于意识的改变。目睹鲜活生命因疫病而俱逝，曹丕深感生命的脆弱与短暂。由人推己，他深知自己也无法尽享天年，“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8］。突如其来的疾疫让人措手不及，人们难以避免疾疫带来的巨大冲击，因而对无常与有限的生命充满焦虑。“两汉时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弥漫于民众和士阶层之中的关乎悼时之悲的群体性自觉”［14］，建安疾疫的频仍无疑加剧了“悼时之悲”。 实际上，生命的有限意味着时间的有限，对有限生命充满焦虑在本质上是对时间流逝的惶惑。面对时间的有限性，曹丕发出“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8］的慨叹。“寸阴尺璧”语出《淮南子·原道训》，“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15］，意在强调时间的珍贵，与后世“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说法相类。曹丕认同这一观点，加之对疾疫的思考，生命短暂、时间有限的观念更加深入曹丕之心，甚至对时间的流逝产生了强烈的恐惧与紧迫之感。然而，恐惧与紧迫的意识不仅没有挫伤曹丕的心境，生命意识的觉醒、时间易逝的焦虑反而激励着他积极探寻如何在有限中拓展无限。曹丕认为，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可能发挥自我的更大价值首先在于珍惜时间与生命，以“惜时”对抗“惧时”。既然生命有限、时间易逝，唯有把握当下方能不负光阴的价值，“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8］。 然而，仅凭“惜时”不足以拓展生命的长度。曹丕认为，在“惜时”的基础上通过行之有效的实践工夫才是拓展无限的真正径路。因此，曹丕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8］部分研究认为，曹丕此番言论意在强调文学的经国之用，极大提升了文学的地位。提升文学地位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文学的经国之用还有待商榷。实际上，曹丕这段话的核心在后半部分——“文章之无穷”［8］。文章即文学，曹丕意在强调文学是生命不朽的原因所在。 曹丕之所以认为文学成就生命不朽，原因在于他对文学的认识建立在文学的时间承载力上。他认为文学蕴含着生命个体对时间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理解。时间流逝、生命无常，年寿与荣乐随时可能因疾疫等诸多变数而殆尽，它们都“未若文章之无穷”［8］，只有文学创作能历经时间的淘洗而永久流传，无有穷期。曹丕生活在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文学创作是个体生命的产物。对于生命个体而言，当个体意识到时间流逝之必然、人生之无常与生命之有限时，“惜时”等同于“珍生”的意识便会逐渐强化，进而悟出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文学创作就等同于延展有限的生命，因而文学承载着个体对时间的体认，蕴蓄个体着对生命的体悟。基于此，曹丕提出，文人应当投身于文学创作，让文学作品承载个体的思想精神，“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8］3是超越有限生命的必由之路。他进而以西伯演易、周旦制礼为例，指出二人“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8］才得以成就伟大篇章。正是因为文学承载着时间与生命，一味沉浸于“营目前之务”［8］只会导致“遗千载之功”［8］的后果。 生命的意义在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个体生命的彰显。进一步讲，个体赋予了文学作品以生命，这种由人及文、以人论文的批评方式凸显了个体生命对作品的重要意义，而这也系乎曹丕“文以气为主”［8］观念的形成。 （二）文以气为主，成为一家言 “文气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理论之一，肇始于《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8］，是曹丕基于对建安七子诗文认真整理、归撰后的思考。建安二十二年，疾疫的流行让文坛好友消失殆尽，《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8］。曹丕原以为百年长寿是自然而然之事，却不料想友人因疾疫纷纷去世，内心的悲痛难以释怀。出于表达对昔日诗文友人的惋惜与悼念，同时也为了留存他们的遗作，于是着手编订亡故友人的遗著。在《与王朗书》中，曹丕表达了类似的目的，“帝初在东宫，疫病大起……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馀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8］。文学创作蕴蓄着个体对生命的体悟，因而整理七子文集不仅是文献编撰工作，更是深入七子生命体验的过程，是与七子精神世界的深入对话。由作品感受七子生命体验的过程也是七子通过遗作展现自我生命的过程。这让曹丕对文学作品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文以气为主”［8］就是曹丕深入思考后的归纳与升华。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周易·系辞》“精气为物”［16］，《庄子·知北游》“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而为死”［17］，《论衡·论死》“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18］。可知，“气”是万物之本源，是生命力的象征。人的肉体生命或因疾疫或因战乱而消亡，但精神生命会长存，“气”就是这种精神生命的象征。此外，“气”的动态特征与生命的律动相一致。曹丕将哲学中的“气”引入文学，提出“文以气为主”［8］，旨在说明个体生命对作品生命意识的影响。文学作品以表现作者之“气”为主，即以表现作者的精神生命为主。换言之，曹丕“把艺术创作过程看作气化过程，文之气便是创作主体之气在作品中的体现，这是前此人们对气之意义的使用在美学上的自然延伸”［19］。阅读作品可以感受作者鲜活、个性的生命，因而文学作品是作者生命力的体现，文学作品的生命取决作者的个体生命。因此，“文以气为主”［8］是曹丕基于生命有限而提出的文学论断，是一种由人及文、文以观人的批评方式，既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强化了个体对自我生命的认知。 “文以气为主”［8］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气”决定着作家的思想情感，而作品的风格是作家个体生命精神的体现，因而曹丕对作品风格多样化给予了肯定。“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8］作品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质量的高下，更重要的是作品因不同作家个性所展现出的不同风貌，就如干、玚、桢、融四人，他们因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分别创作出“齐气”“和而不壮”“壮而不密”“体气高妙”不同风格的作品。正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8］，个体生命体验不同，进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的独特性无法通过刻意的模仿等方式实现，故不同作家的作品风格也难以相同。“气”是个体生命力的彰显，而文气则是个体生命力的综合表现，诚如徐复观所言，“若就文学艺术而言气，则指的只是一个人的生理的综合作用所及于作品上的影响……一个人的观念、感情、想象力，必须通过他的气而始能表现于其作品之上。同样的观念，因创作者的气的不同，则由表现所形成的作品的形象亦因之而异”［20］。同时，曹丕还通过“文人相轻”［8］的反面例子来印证文学作品蕴蓄着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虽然过度的“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8］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但却从反面承认了不同作品间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个性化生命体验的写照。从这一角度而言，“文人相轻”［8］自有其合理之处。曹丕又指出，造成以所长轻所短的原因在于“不自见之患”［8］。因此，关照自我生命体验、反省自我创作的“自见”成为解决“相轻”的途径。 无疑，“文以气为主”［8］弘扬了作品中个体生命的价值。实际上，曹丕还试图通过“文以气为主”［8］来实现“成一家言”［8］的宏愿。司马迁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的伟大理想，曹丕或受启发，在《典论·论文》最后提出“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8］。然而，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统治者提供前车之鉴，而曹丕所言“成一家言”关注的是生命个体，希冀以文存人、以文学创作传承思想精神。如果说“文以气为主”［8］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弘扬，那么“成一家言”［8］314则是个体生命的更高追求，系乎个体精神生命的流传。因此，“成一家言”［8］深化了个体的生命体验，让个体生命超越生死而传世不朽。（三）声名传于后，不朽之盛事 疾疫能夺人性命却无法泯灭个体的精神生命，肉体已殁而精神长存的关键在于渗透着作者生命意识的文学创作。既然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文学创作，而创作又有赖于作者个人的努力，因而不必有所外在凭借。“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8］，“成一家言”［8］的生命意识书写既不需要凭借史家的言辞记载，也不必依托达官的权势，而作者的声名自能流芳。显然，曹丕在确立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也十分认同声名的重要意义。比之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2］，曹丕“声名自传于后”［8］的观念似乎传达出文学创作追名逐利的意味。为明确文学创作是否有追名逐利的目的，需要明确“声名”的内涵与意义。 “声名”就是名声，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相应的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有人声名鹊起，有人声名狼藉，声名甚至成为评判一个人品质好坏优劣的标准，可见声名对于人的重要意义。然而，古人对与争名夺利相关的声名充满鄙夷，特别是文人的清高促使他们不屑于刻意打造声名。然而，不刻意打造声名并非不需要声名，这在曹丕所言“文人相轻”［8］的现实中就可以窥见一二。虽然过度“相轻”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但“相轻”也反映出文人维护个性、张扬自我的意识，这在无意中留下了独特的声名。更为重要的是，声名在更深层次上指向个体的精神生命。曹丕为七子整理、归撰遗作表面上是为了让他们的作品代代相传，但由于文学作品是个体思想精神的承载，代代相传的实际上是精神生命。因此，“声名自传于后”［8］的文学创作是个体精神生命流传于后的必然，并非真正的争名夺利。 诚然，从“寄意于翰墨”［8］以“成一家言”［8］，乃至“声名自传于后”［8］，曹丕赋予了文学巨大的价值。不仅如此，曹丕更是直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8］，文学被提升到与经国之业相媲美的地位，成为不朽的盛事。然而，曹丕对于文学不朽的认识不同于“三不朽”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3］，此之立言不朽在于传圣人之道，这与曹丕的观念有很大不同。在曹丕看来，文学乃“成一家言”［8］，“一家言”是作者自我意识、精神生命的集中体现。这种个体生命意识不因肉体消亡而殆尽，具有绵延性与永恒性，因而成为“不朽之盛事”［8］。同时，这也意味着个体生命因“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8］而不朽。曹丕对不朽的认识是经过对生死问题深入思考后的论断，反映了其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必须以对死亡的认识为前提。如果不能对死的意义有所领悟，则终难把握生的价值”［24］。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是人之觉醒的表现，曹丕充满生命意识的文学观念立足于其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的自觉为文，是因为感到生死问题的严峻，希冀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的生命意识延续不绝，这种文学观念立足于人的觉醒基础之上”［25］。 总体而言，建安二十二年疾疫的冲击是曹丕思考生命价值的直接原因，促成了其生命意识文论的形成。然而，对疾疫的反思并不是成就文论的唯一原因，曹丕个人的身份对其文学观念的塑成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曹丕而言，建安二十二年不仅有疾疫的创痛，还有身份转变的喜悦。在这一年，曹丕在魏国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曹植，被立为王世子，未来君主的身份促使他本着巩固政权的目的对文学进行思考。曹丕成为魏王世子的手段并不磊落，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为巩固统治，曹丕试图通过构建生命意识文论来转移文人的视线，让他们专心创作、研读经义，防止反对者动摇他的统治，“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馀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8］。诚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言，“我想他（曹丕）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26］。但无论如何，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对曹丕生命意识文论的形成有着特殊意义，而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对当下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启发。 三、疾疫书写之于文学生命意识的当代启示 疾疫只是人类所经历的众多灾难之一，面对巨大的灾难，人被置于极端的生命状态下。疾疫不仅摧残人的肉体，而且直刺人的心灵。疾疫或许会造成死亡，尽管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其也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命起着重要的反作用，使生命显得愈加珍贵。诚如加缪《鼠疫》所言，人“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27］。人类所经历的各种灾难敲响了安稳生活的警钟，促使人们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是曹丕思考生命的直接触发点，他试图以个体生命意识的传承来消解对生命有限的无奈和对死亡的恐惧，因而倡导文人在有限的生命里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充分展现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创造个体生命的价值。 然而，文学创作中的生命意识不仅在于张扬自我的生命体验，还在于立足更广阔的视角，反思社会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对生命的感悟。这意味着文学创作在展现个体生命意识的同时，还应自觉对整个社会群体进行反思。从现实生活到文学创作，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人类整体的缩影，生命个体的存在是人类生命绵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个体生命的反思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从聚焦个体到关注群体并非是人之觉醒的倒退，相反，这是对人类整体命运认知的进步。 从古至今，疾疫的发生总能触动人的思考。文学创作对疾疫的思考并非是对生死问题的虚无空论，而是着眼于真实的生命体悟，关注生命的厚度，这无疑是文学对人类最真切的关怀。面对当下的疾疫侵袭，虽然文学不能如同视觉媒介一样对疾疫进行直接记录，也无法挽回疾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其能以独特的方式反思疾疫笼罩下的生死问题，让生命的价值在文学中得到升华。换言之，疾疫本身并不是文学创作的焦点，文学对疾疫的书写也不是单纯的记录与再现，其创作中心在于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为切入，进而反思疾疫冲击下人类的共同命运与精神生命，而这也是问世于2012年的《花冠病毒》《花冠病毒》被誉为“国内首部心理能量小说”，作者是当代作家毕淑敏。之所以在当下再度被人们关注的原因。《花冠病毒》虚构了一场人类与花冠病毒之间的战争，表现了病毒肆虐下人们的慌乱、恐惧与羸弱，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人的坚韧与强大。文学是“人学”，怀揣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来书写疾疫、反思疾疫，无形中放大了人的生命体验，日常生活中难以发现的人性症候、社会隐患也被暴露出来，个体的生命体验被升华至对群体乃至人类整体命运的反思。这种直刺心灵的生命反思让人们在面对疾疫的恐惧与焦虑中逐渐强大，“在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像本书中出现的那种极端困厄的状况，最终能依靠的必有你的心灵能量”［28］。小说意在向读者传达，要直面生命中的灾难与绝境，以坚定的信念积极探索危机的应对之策。因此，以文学的生命意识引导人们反思自我、无畏困厄、充满力量、走向希望才是文学作为“不朽之盛事”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