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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周易》咸卦为《周易》下经之首，蕴含着《周易》中的天地阴阳交感而万物化生、男女交感的基本观念。汉代对于咸卦中涉性的内容较为保守，到了六朝时期，经过魏晋易学的重新阐发，咸卦的涉性内容获得自然之道的说明，并影响到文士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今天我们对于其中的丰富内容应当加以再探讨。 关 键 词：咸卦/阴阳交感/男女交感/诗文表现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基金研究重大项目“四部之学与中国文学形态构建”(17XNL012)。 作者简介：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六朝文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抒写。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判，往往着眼于齐梁宫体诗，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但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便可发现六朝文学对于男女两性的描写，有着思想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这种两性观念浸润在哲学观念与文化意识之中。我们通过对《周易》咸卦在汉魏以来的重释，以及咸卦对于当时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 《周易》在秦汉之后为儒家六经之首。六朝思想文化受易学浸润极深，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为核心的文学思想即是以易学作为骨干的，所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便是论证《周易》乃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人文思想的渊薮。六朝时期的文学观念自觉以易学来观察和体验万物，形成了自然之道的理念。咸卦为《周易》中的第三十一卦，为下经之首，寓含着天地人三者的生成与变化哲理。咸卦内容为： 咸，(艮下兑上)咸：亨。利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这一段话大体上是用男女交感的动作，说明万物阴阳交感的哲理。由于这些动作与过程语焉不详，后世的解释见仁见智，有的将它说成是新婚夫妇交合之事，有的将其说成春宫秘戏图。本文认为，这些话语都值得推敲。《周易》本身就是卜辞之书，其中的卦辞与爻辞大都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不可能一一确指。但大体上可以确定，咸卦以男女交感作象征，说明天地万物交感的义理，是《周易》上经与下经相联系的中介。古人从最直观的身边的男女交感之事说起，旁及天地阴阳万物的交感之理，而后者反过来亦可以证明男女性事乃天经地义，呈现为一种思想的互动。 《周易》在汉魏之际受到广泛重视，东汉郑玄的易学虽然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是新的易学开始兴起，三国时吴国的虞翻与魏国的王弼便是代表人物，虞翻较多受到汉代易学的影响，王弼则开辟了空言说经的路数。但诸家学说往往互相交错。魏晋易学的最大特点，便是以自然之道来解释《周易》，将《周易》与老庄学说相融汇，例如阮籍的《通易论》中指出：“君子曰：《易》，顺天地，序万物，方圆有正体，四时有常位，事业有所丽，鸟兽有所萃，故万物莫不一也。”①在《通老论》中又提出：“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②阮籍强调《周易》与《春秋》、《老子》之书的自然之道上有相通之处。王弼、韩康伯等人的《周易注》也彰显了这一特点。《三国志·魏书·锺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曰：“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③王弼采用老子思想注《周易》，为荀融所难，王弼在答荀融的非难中，戏称自然之性不可去，即使孔子这样的圣人在颜回死后也不能无哀痛，可知自然之不可革。他在《周易》中以自然之道来看待咸卦中的男女性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周易》关于宇宙和谐之美的观念，是通过阴、阳这两个对立统一的范畴来架构的，它在阴阳、刚柔等对峙中来追求均衡，追求和谐，追求流变，这也是它超越孔子、荀子和《中庸》作者的地方。《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④咸卦中透露出来的思想观念，是将天地人置于阴阳交感的层面，来论万物变化，而男女交感乃是这种变化中的自然之道。 上古时代的男女观念与两性观念，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思想经典中，本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非是后来儒家男女大防意识的兴起，以及“思无邪”诗教的流行，于是被屏蔽。学者杨明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有一种情况，即阐释作品时不顾其原意，强行‘注入’政治教化方面的意义。对待描写女色和男色情事的作品也有此种情况。”⑤在汉代易学中，对于咸卦的这方面内容，讳莫如深。魏晋时代王弼、韩康伯等人的注释，重新恢复了此中的原始面貌。 我们来看咸卦的卦辞：“艮下兑上。咸：亨，利贞，取女吉。”郑玄曰：“咸，感也。艮为山。兑为泽。山气下，泽气上，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故曰‘咸’也。其于人也。嘉会礼通，和顺于义，乾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亲说，取之则吉也。”⑥郑玄代表汉儒对于咸卦的判断，强调咸卦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人类也是通过二气感应而相亲悦，男女相合，婚姻生焉。王弼对于咸卦的看法与郑玄大体一致。王弼《周易注》注此卦曰：“二气相与，乃化生也。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之变化，见之于二气之所感。而男女交感乃是天地二所交感的典型产物，故而与王弼同时代的阮籍在《通易论》也指出：“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故虚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上，通其气也；柔以承刚，久其类也；顺而持之，遁而退之。”⑦阮籍进一步指出，阴阳二气交感是男下女上，柔以承刚。与王弼易学观点相一致的东晋玄学家韩康伯注曰：“言咸卦之义也。咸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之离也。”⑧韩康伯认为，周易的结构是六画成卦，兼三才而两之，融合天人，不能将天道人事分成两块，显然，韩康伯这么解释，体现了玄学将天人感应置于自然之道的思想观念，以自然为本，天道为本，人事须以天道自然相感应。他认为，咸卦之要义在于强调柔上而刚下，感应相与，互相配合。这既是天地交泰之道，也是男女交感之道。这样就将男女之交置于整个天道自然之中，他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汉代易学家将天地交感与男女交感相分离的观点。 其实，《周易》中的归妹卦也彰显了这一观念。《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归妹，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嫁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古往今来人类之通义，它是人类自然属性的显现。《礼记·大学》指出：“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⑨归妹卦辞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三国时魏国经学家王肃注曰：“男女交而后人民蕃，天地交然后万物兴，故归妹以及天地交之义也。”⑩这些思想观念，对于中国人的两性观念与文学表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爱情文学传统，受到这种两性观念的影响是很自然的。 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中传承韩康伯、王弼之说，反驳了将男女之感视为异端的观点，指出：“‘咸’感也。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则凶害斯及，故利在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贞取女吉’也。”(11)孔颖达从《周易》中卦象的结构，以及天地人三者的彼此关系中，论证了乾坤乃造化之体，夫妇实人伦之原，因而二者本质上是一体的，他指出：“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这样就将夫妇之道与天地之道联系起来，赋予其自然吉祥的价值，阐明了夫妇之道的本体依据。他的观点代表了唐代经学家对于咸卦的解释，也可以看出魏晋咸卦中的思想对于唐人的影响很大。 《周易》咸卦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女上男下的观念，这一点对于魏晋性爱文学影响甚大。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周易》持男尊女卑观念，其实，这一看法并不尽然。早在先秦时代，荀子在《大略》中就指出：“《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12)荀子指出，虽然男性地位高于女性，但在男女交往中，男性必须礼遇女性，以下迎上，这样才能完成男女交感婚娶的过程。从同类相感来说，男女的交感乃是自然之理，而位置的确定则是至关重要的。《周易》咸卦：“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王弼注：“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13)王弼认为，虽然天地万物互相感应，然则交感并非无条件的，而是以类相感，通过阴阳二气的相接得以实现。而二气的交感是男在下女在上。具体而言，男方主动去接触女性，以礼相遇，然后才能得到女方的欢心，结成伉俪，获得幸福。 在咸卦中，这一思想获得自觉表述，也是中国古代两性观念中有价值的一面，有助于打破我们长期以来所持的中国古代素来重男轻女的看法。咸卦之《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是以亨也。”三国时经学家王肃注曰：“山泽以气通，男女以礼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为礼也。通义正，取女之所以为吉也。”(14)王肃强调的是男女以礼相感，男方采取主动迎娶的方式，故而称作柔上而刚下。唐代孔颖达疏曰：“艮刚而兑柔，若刚自在上，柔自在下，则不相交感，无由得通。今兑柔在上而艮刚在下，是二气感应以相授与，所以为‘咸亨’也。”“婚姻之义，男先求女，亲迎之礼，御轮三周，皆男先下于女，然后女应于男，所以取女得吉者也。”(15)孔颖达从自然界阳刚阴柔二气交感的自然规律，说明男先求女，女应于男，方能求吉。这又是一种阐释智慧在咸卦上的体现，赋予男先女下以自然属性。 其实，男下女上的观念在《周易》的其他卦象中也存在。《周易》临卦：“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彖辞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临卦寓意居高临下、崇高光大义，但必须刚柔相济乃得亨通。王肃注曰：“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则凶害斯及，故利在贞正。”(16)《周易》认为，所谓临并不是居高临下，倨傲无礼，而必须互补。这种观点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渗入到男女审美领域，会引起相应的变化。 这种男下女上，柔上刚下，始得感应，是为吉亨的观念，也影响到六朝时期人们的文学审美观念。六朝之前，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描写不乏同情的内容。《诗经》、《楚辞》中这类作品甚多，汉魏时期的曹魏集团的文士，写出了一批咏叹妇女不幸遭遇的作品，以同情寡妇、弃妇为题材的作品屡屡出现在三曹与建安文士的创作领域中。进入两晋时代，这类妇女题材的作品依然很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成果。但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对于女性文学主角的界定与认同，却很鲜见。由著名人物出面编纂女性文学总集的更是绝无仅有，而到了齐梁时期，随着女性文学创作的成熟，出现了第一部以描写女性文学为主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其中如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诗》，今本集皆失载，据此可补阙佚。”(17)徐陵的集序，首次在中国文学史上，采用男下女上的姿态，赞美女性姿色之美与地位高贵： 夫凌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其中有丽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18) 徐陵是梁代著名宫体诗人与骈文大师，与庾信齐名。这篇集序以奇谲的文风，骈俪之辞，叙述了历代名媛的种种情状，不仅写她们的体态身姿，而且写出她们的才华，婉约风流，赞叹《玉台新咏》中的这些作品：“加以天时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清文满箧，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葡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这篇集序中虽不免夹杂男性对于女性的猥亵眼光，但也充满着真诚的赏叹，流露出汉魏以来的男性对于女性的认识，以及对于女性文学的倾情，比诸汉代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风教相比，显然是一种进步。《玉台新咏》中真正为女性所做的并不多，大多还是男性诗人所作，但从创作角度来说，该篇确实是一种男下女上、仰视而赞的文字。在中国文学史上，敢于为女性题材正名，并且大加赞美，采用男下女上姿态的，唯有《玉台新咏》这部总集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周易》咸卦注中体现出来的两性关系的观念，以及从阴阳感交、自然之道的思想去认识情爱文学价值的，徐陵及其文学集团中人可谓功不可没。 南朝齐梁时代的王公贵族也开始为女性作序。比如梁简文帝萧纲《临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戚里仰以为风，七行之奇，濯龙规以为则，若夫讬句陈之贵，出玉台之尊，凤仪闲润，神姿照朗，爱敬之道夙彰，柔娴之才必备，凤桐遐远，清管辽亮，湘川寂寞，泪筱葳蕤，北渚之句尚传，仙灵之典不泯，况复文同积玉，韵比风飞，谨求散逸，贻厥于后。”(19)这篇集序是位处王侯的萧纲为一位公主所写的集序，表现出对于女性创作的欣赏与赞美。相对于两汉居高临下的对于女性文学的看法，是一种进步。梁代诗论家钟嵘在《诗品序》中盛赞东汉女诗人班婕妤的五言诗：“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20)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上品：“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诗品》卷中评东汉秦嘉、嘉妻徐淑之诗：“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二汉为五言诗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钟嵘《诗品》中对于女性文学的肯定与赞赏，是齐梁时代的风尚所致，也是男女关系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变化和投射。 二 《周易》咸卦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还在于它揭示了自然界季候物色转换与男女之情的同步相应的规律，赞美了这种同类相感之美。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地理四季分明，季候轮回有序。在古人看来，自然界的变化与季候密切相关，人与天地之间通过阴阳二气得以交感，产生了一种异质同构的效应，人类包括情欲在内的思想情感也与之同步。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物我同一、互相交融的情形。 《周易》咸卦中指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孔颖达疏曰：“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该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21)孔颖达认为，从咸卦的天地万物以气类相感中，可以推断出人类与万物感应相一致的道理。秦汉之际的子书《吕氏春秋·孟春纪》中指出：“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22)认为春天万物复苏，天地和同，草木繁动。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指出：“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23)春天象征着生命的萌动，因此，它给人带来了欢乐。西晋诗人夏侯湛的《春可乐》这篇赋吟诗：“春可乐兮，乐东作之良时。嘉新田之启莱，悦中畴之发菑。桑冉冉以奋条，麦遂遂以扬秀。泽苗翳渚，原卉耀阜。春可乐兮，乐崇陆之可娱。登夷冈以迥眺兮，超矫驾乎山隅。缀杂华以为盖，集繁蕤以饰裳。散风衣之馥气，纳戢怀之潜芳。鹦交交以弄音，翠翾翾以轻翔。招君子以偕乐，携淑人以微行。”(24)诗中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春天染绿大地，田野山川欣欣向荣，给人们带来的欢乐。 六朝文学的感应说，受到天人感应这种观点的影响，将男女之间的情爱置于这种感应中去看待，二者之间在自然季候引起的律动中，萌生了思恋之情，发为咏叹。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男女之间的情爱与自然季候的感应相呼应，达到情物宛转的境界，应当说是在六朝时期开始形成的。《文心雕龙·物色》指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采纳了自古以来的天人同构之说，从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的时节交替，谈到创作缘起于这种物候的转换，引起了作者心灵的感召。文章中始终强调物色相召、人获谁安，也就是面对自然界气候与物色的变化，人们相应地也受到感染，产生了创作的欲望。整篇文章充满着天人同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思路。钟嵘《诗品序》中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感兴成为中国文论的重要范畴，而其出发点则是天地感应，男女交感。 在文学创作中，男女之情乃是基本的内容。例如，梁代文士范云在《闺思诗》中吟咏：“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25)范云这首诗写得很一般，但是显示了一名女性在春天里相思难耐的情形。春天的景物与季候成为男女相思起兴的缘头，这是常见的手法。梁代士人柳恽《杂诗》中写道：“云轻暮色转，草绿晨芳归。山墟罢寒晦，园泽润朝晖。春心多感动，睹物情复悲。自君之去矣。兰堂罢鸣机。徒知游宦是。不念别离非。”(26)其中“春心多感动，睹物情复悲”，写出了情物互动的事实，春天引发诗人的情感，而诗人的情感也受到别离的感染，越发煎熬难耐。所以江淹《别赋》中咏叹：“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27)江淹的赋作写男女相思相爱，关于营造情景交融的物候，从而通过情物交感的场景来烘托主题。 秋天则是使人收摄的季节，因为目睹万物萧瑟、草木飘落的景色，人们难免产生物伤其类的悲哀。而将此种情感与秋景写得最生动的则是萧元帝萧绎的《荡妇秋思赋》：“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唯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28)赋中将以往人们所不屑的倡妇之情抒写得哀怨悱恻，秋气秋月是其中的感应媒介，其中潜藏的则是《周易》以及秦汉以来的阴阳二气交感而及于男女的文化观念。近年来，以气感、感兴、感应等美学范畴来分析六朝文学的较多，却大多忽略了《周易》中咸卦思想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疏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