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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趣味总是与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阶层紧密关联。知识阶层或广义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他们被具体的社会条件所规定，经常表现为特定社会结构的特定功能。如果不算上古时期的巫觋、部落酋长或祭司，广义的知识分子经历了“贵族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等阶段，今天则处于向着“大众知识分子”转换的过程之中。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可视为知识分子这一身份转换的思想表征。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代表着不同的审美趣味。贵族的、传统的以及现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精英阶层，代表着一种排斥与区隔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大众知识分子”则是社会大众的一员，他们对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有着深刻的“了解之同情”，他们与社会大众其他成员唯一不同的是专业上的特殊造诣，而这正是他们介入大众审美文化的主要资本。通过努力，他们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的“批评者”“中介者”与“对话者”。对“大众知识分子”的了解与自我认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最主要的主体依据。 关 键 词：知识分子 大众知识分子 审美趣味 大众文化 作者简介：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09 李春青，男，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承担着生产、传承和传播文化知识任务的、通常被称为“劳心者”或者“脑力劳动者”的那批人。知识分子是历史范畴，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在不同的时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不同的样态，这些样态构成了纷繁错杂的色彩和样式。”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顺应着某种历史需求而产生，自然也就显现为特定社会结构中某种不可或缺的功能。按历史的顺序看，知识分子已经经历过贵族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三个阶段，当下正处于现代知识分子向大众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之中。就前三个历史阶段而言，知识分子确实承担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通过建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来规范社会政治行为；通过建构以文艺为核心的趣味话语体系来主导社会的精神生活；通过道德方面的话语建构与实践来成为社会大众的表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就是正义的化身，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导师，是立法者，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阶层。然而，当下正在形成中的“大众知识分子”与其前辈们相比在社会身份上有什么变化呢？特别是，在大众审美文化面前，他们还有没有规范、主导、引领的作用呢？ 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导权是历史形成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西周至春秋时期，贵族阶级既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也是文化上的领导者。因为在那个时代，贵族之所以是贵族，除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之外，还要凭借文化上的特权。文化上的特权使贵族成为有教养的群体，从而在生活方式与趣味层面上与庶民彻底区隔开来。为了维持这种区隔，使贵族与庶民的界限不被破坏，从而强化贵族的统治地位，他们垄断了文化知识。在只有贵族可以受教育，而且贵族必须受教育的时代，审美趣味也就成为身份的象征，成为使阶级区隔保持最持久、最深刻效果的有效方式。贵族知识分子为了自身统治合法性与有效性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趣味的统一体，即所谓“礼乐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某种程度上，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三千年精神文化发展史的基础，当然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文艺观念的先在的思想资源。 代替贵族知识分子而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审美趣味之主体的是传统知识分子。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用“传统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指称欧洲历史上在文化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以教士、哲学家、艺术家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他们常常以社会普遍价值的代表者自居。在中国古代，贵族社会解体之后，那部分破产为民的贵族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士人阶层。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个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始终是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生产、传承与传播者。在贵族知识分子创造的礼乐文化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经过长期磨合，最终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即所谓“道统”，并以此作为规范、引导、限制现实权力的有力武器。“道统”根本上是一套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中国古代社会起到了决定性的塑造与维系作用。它是一切现实权力之合法性基础，无论汉胡华夷，只要信守此一“道统”，其政治统治即可被接受，以至于对“道统”的破坏被视为“亡天下”，其严重性远远超过改朝换代的“亡国”②。士人阶层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即包含着以“道”为核心的文艺思想，“文以载道”乃是其基本精神。但这一阶层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还孕育出“文人”这一特殊身份，追求高雅精微的审美趣味，打造出无比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创造出无数艺术珍品。 现代知识分子是指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知识阶层，他们高举启蒙大旗，专门质疑、批判、颠覆传统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一个个精神堡垒，试图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四五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产生于清末民初。如果说浮士德那种永不满足、上下求索精神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那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求新求变精神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特征。因此，在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整个思想观念领域，无论是哲学、科学、宗教、道德还是文学、艺术，整体上均呈现出一个离却古代、趋近西方的变化过程。 贵族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是有着不同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的知识阶层，分别成为各自时代之文化精神的引领者。但这三个知识阶层也有着明显的共同性，主要表现为他们都以社会的普遍价值的代表者自居，都自觉地扮演着社会大众启蒙者和教化者的角色，也都极力把自己打造成一种精神贵族，所以这三种知识分子又可以统称为精英阶层。然而，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随着现代传媒的不断更新和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作为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身份受到了严重威胁与挑战，他们的意见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忽略与轻视。而与此同时，作为这一精英阶层之后继者的大众知识分子却在不知不觉之中成长起来，对他们来说，那种居高临下的布道式言说已经带有堂吉诃德式的喜剧色彩。 所谓大众知识分子，是指随着教育普及、文化普及以及大众文化渐渐成为社会文化主流而产生的新型知识阶层。其主要特征不在于他们的平民出身，也不在于他们无权无势的实际状况，而在于他们的言说立场与文化认同。换言之，是真正的平民立场以及对大众文化的认同使他们从根本上与其前辈们区别开来。因此，大众知识分子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降临。 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早已习惯了主流文化创造者、引领者的身份和权威发言人的地位，所以他们对于自觉放弃这一身份与地位的大众知识分子的抵制与对不受自己引领的大众文化的抵制是同步的。对于大众文化的抵制是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早在19世纪后期，出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政府致力于教育普及，一般民众也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也就催生了适合社会大众文化层次与审美趣味的文化形式的繁荣，例如各类小报以及通俗小说、戏剧、音乐之类。精英知识分子对这种不受他们掌控的新的文化现象极为反感。根据英国学者约翰·凯里的分析，精英知识分子不是设法利用这种通俗的文化形式来教化和启蒙社会大众，而是绞尽脑汁创作出一些荒诞的、抽象的、严重背离传统审美趣味的文艺形式来抵制文艺的大众化趋势，以高深莫测的所谓“先锋派”文学艺术来与社会大众相区隔，从而保持自己的社会精英地位。约翰·凯里对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精英知识分子的反应进行了详细描述： 在英国，最为关键的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所倡导的全民基础教育立法。19世纪的老百姓和20世纪的大众之间的差别主要在读写能力上，由于首次出现一个有读写能力的巨大人群，印刷物的制造和传播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变革的对象。“以前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阅读大众，”H.G.威尔斯评论道，“历来把世人分割成读者和非读者大众的那条巨大鸿沟现在已小得只剩些微教育程度上的差异。”③ 以前只有精英知识分子才与“读者”这个概念相关联，一般社会大众是与之无缘的。现在“读者”群体扩大了，阅读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特权，差不多成了全民性的能力与习惯。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报刊和书籍之书写方式的变化，这对于历来以写作和阅读为自己精英身份之确证与标志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大众报纸构成了一种威胁，因为它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完全忽视知识分子，并使他们成为多余的人。报业以销量作为主要的评估标准，把传统的文化精英晾到了一边。它还在一个重要意义上，具有为大众提供虚构故事的作用，由此免去了小说家的责任……正如海伦·麦吉尔·休斯指出的那样，这类新闻报道给大众提供的美学享受，基本上与文学给更有知识的人提供的美学享受相同，并使先前通过闲谈、民谣和大幅印张等方式非正式传播的大众文化的补充物商业化。休斯说，“人类趣味故事有什么意义？”和“小说有什么意义？”的答案是一样的。④ 在新兴的大众文化面前，知识分子处于尴尬境遇：他们不屑于参与其中，但又难以接受被晾在一边的状况；一方面他们蔑视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新兴文化形式在社会大众中的巨大影响力充满嫉妒与嫉恨： 因此，欧洲知识分子普遍对报纸持敌对态度，据尼采说，贱民“吐出他们的怒气，称之为报纸”。“我们蔑视所有与读报，更不要说为报纸撰文之类相一致的文化。”T.S.艾略特1938年在《标准》中审视文化景象时指出，每日或星期日报纸带给读者的效果是：“确证他们是自满、偏狭和没有头脑的大众。”文化权威人士F.R.利维斯则针对报纸及与之相连的广告的弊病，在《审查》杂志上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斗争。他告诫道，大众媒体激起了“最不值钱的情感反应”，“电影、报纸、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及商业化趣味的小说，通统在提供一种极低层次的满足”。为此，《审查》杂志本身并不面对公众市场，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印刷量从未超过750册。即使那些准备靠给报纸撰文来增加收入的作家，也对报纸表现出傲慢的姿态。⑤ 这里记录了英国精英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刚刚成气候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惊慌失措与极度的反感。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号称继承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艾略特和利维斯都是20世纪上半期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他们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但是二人又都是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因而自觉抵制大众文化。艾略特创作的长诗《荒原》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文学通俗化倾向的抵制，而他的“新批评”理论正是精英知识分子趣味的集中体现。至于利维斯，其批评理论更是始终以鄙视大众文化、坚持精英立场著称。他坚持认为，“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和文学欣赏都依赖于极少数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不经提示地作出第一手判断(作品通俗易懂的情况除外)”⑥。 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继承人自居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同样从精英立场出发对大众文化持否定态度。这就与他们的前辈恩格斯对“民间故事书”之于工人阶级的娱乐、教育功能的肯定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麻醉大众、抑制大众的想象力，从而起到维护既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是一种“社会水泥”⑦。霍克海默对大众文化明确表示鄙视态度：“今天，叫做流行娱乐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文化工业所刺激和操纵以及悄悄腐蚀着的需要。因此，它不能同艺术相处，即使它装作与艺术相处得很好。”⑧相反，对于那种荒诞的、人人看不懂的现代派文学艺术，他们则推崇备至，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批判，即所谓“否定的美学”。然而他们忘记了，让社会大众看不懂，也不感兴趣的那些文艺作品，即使再有批判性，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躲在象牙塔里津津乐道，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社会作用的。甚至可以说，现代派的所谓“先锋艺术”成了最后一批精英知识分子确证自己精神贵族身份的方式。 然而，无论精英知识分子如何抵制与否定，大众文化依然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蓬勃发展起来了。对于精英知识分子的鄙视与抨击，大众文化根本不屑于反击，它只是按照自己的既有逻辑一往无前地行进着，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种种对大众趣味的蔑视、贬低与拒斥，而以无比包容的态度吸纳着以往一切文化形式中有价值的因素。与传统的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完全是按照一种新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如果说商业利益的驱动还不算是其最显著的特征，那么现代科技的引领无疑是以往的精英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基础教育的普及造就了能够欣赏大众文化的庞大无比的群体，商业运作和科技推动给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比拟的驱动力，于是大众文化就势不可挡地发展壮大起来了。它撇开精英知识分子，直接与社会大众建立密切联系，久而久之它不仅获得了生产意识形态话语的能力，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拥有巨大整合能力的大众文化面前，精英知识分子也渐渐改变了昔日那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不仅开始认真关注大众文化现象，而且许多人已经置身其中了，成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实际上也就等于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精英立场，而这种情形正预示了“大众知识分子”的出场。 知识分子从精英到大众的身份变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样，知识分子对自身这种身份变化的自我意识与反思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贵族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导权曾经是那样坚不可摧，不允许任何质疑与挑战。在他们面前，庶民百姓唯仰之而已。所以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儒家认为对于宇宙间的大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所以需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这都说明他们是自觉地，而且是当仁不让地要做百姓的导师或者教化者、启蒙者。在社会的庶民百姓眼中，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某种神圣性。然而，当现代知识分子出现之后，传统知识分子的神圣性就荡然无存了。现代知识分子原本就是以启蒙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把社会大众从传统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那些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因此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蒙昧主义、专制主义，追求真理与自由正是他们的使命。为了肃清传统知识分子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制造的神话，现代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话语体系。因此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其言说兴趣都具有超越性的形而上学特征。这在千百年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以至于在人们眼中，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过着纯粹精神生活而远离现实的一群人。朱利安·本达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这样定义知识分子： 这个名字下出现的人们，他们的活动表现出他们是追求非实际的目的，为艺术、科学、形而上学的思索等而工作着，总之，他们为追求非世俗的财富而感到喜悦，说起来就是自称“我们的国王不在这个世上”的那些人们。而且从两千年前到不久之前，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可以不断地读到一连串的哲学家、宗教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的名字，他们从事的运动大多数和现实主义是明显相反的。特别，如果就政治热情而言，这些知识分子是用两种方法来抵抗现实主义的。即和这种政治热情完全疏远，比如，像达·芬奇、马勒勃兰歇、歌德等那样，他们就是表现出一种对纯粹的无私无欲的精神活动钟情的例子。⑨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一种有着“洁癖”倾向的认定。在本达看来，不幸的是，在19世纪后期这种纯粹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知识分子染上了与其身份原本毫不相干的政治热情。以爱国为标志的“国家精神”“党派精神”“民族精神”等“政治热情”，使知识分子离开了自己纯粹的精神世界而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在本达看来，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化趋势正意味着他们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背叛”，他们不再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的思维，而是成了追求世俗价值的人，“和农民、商人一样与国家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为了世界创造着价值的人们为了国家制作着产品，连神职者们也拥护着国家。整个人类，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成了世俗的了”⑩。 显然，朱利安·本达是以一种理想化的标准来衡量现代知识分子的，即使是中世纪的教士阶层恐怕也难以达到他那种纯而又纯的知识分子标准。只有中国魏晋时期那种“口不言世务”的玄学清谈之士庶几近之。从本达的这一评判标准看，他是站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评判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判断的“错位现象”差不多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一种常态——他们往往以那种已经成为文化惯习的标准来考量新出现的事物和现象。例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从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出发来看待现代派文学艺术，基本上持排斥立场。而到了他的后学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现代派艺术就成了具有极高价值的“否定的美学”；同样，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以现代派的艺术观来衡量新起的大众文化现象，也充满了鄙视与厌恶。而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后学那里，例如雷蒙·威廉斯、斯图加特·霍尔、米歇尔·德赛都等人，大众文化则成了社会大众对权力的一种抵抗形式，具有难以限量的积极意义。看来，即使是思想敏锐的理论大师，也难免会落入这种“错位现象”的陷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