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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②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秦克诚点校本，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71页。 ③④⑤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8版，第6、7、8页。 ⑥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十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页。 ⑦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指出：“文化产品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声电影，抑制观众的主观创造能力。这些文艺作品，虽然能使观众迅速理解它们的真实内容，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也能使观众熟悉它们，但是，如果观众不能摆脱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许多掠过的具体细节，它们却约束了观众的能动的思维。当然，因为这些文艺作品的内容是迅速而过的，所以各个细节不需要一一表现出来，从而抑制了观众的想象力。”见《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⑧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274页。 ⑨⑩朱利安·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18-19、79页。 (11)(12)(21)(22)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2-93、65、71、6页。 (13)(14)(15)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页。 (16)所谓“大众的反叛”是指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新闻、报纸、电影等大众文化形式的发展，社会大众成为读者、艺术欣赏者，不再是等着知识分子启蒙和教化的群氓。参见英国学者约翰·凯里著《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一书。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8版，第7-8页。 (17)(18)(19)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6-7页。 (20)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218页。 (责任编辑：admin) |